中國文化報記者薛帥 張婧報道：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這樣一組數據：過去五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易地扶貧搬遷83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它反映出近年來我國脫貧攻堅取得的決定性進展和人民生活的持續性改善。如今，脫貧攻堅正進入關鍵階段，補齊制約貧困地區發展的短板尤為關鍵。為打贏這場硬仗，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紛紛支招：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助力脫貧攻堅，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務質量，推動當地特色文化產業發展，增強貧困地區和群眾自我發展能力……越來越多的代表委員達成共識：扶貧重在思想上“扶志”、能力上“扶智”，進而充分激發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原動力，真正引領他們脫貧致富奔小康。

　　拔除窮根：精准扶貧要在“精神脫貧”上下功夫

　　“精准扶貧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腦袋。”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僑聯主席朱奕龍通過近年來的調研、觀察與實踐，發現了脫貧攻堅戰中的不少問題。“大家普遍重物質投入、輕思想教育，重給錢給物、輕扶志扶智，往往不願、不敢、不會在貧困群眾的思想工作上下功夫。不願是認為不是硬任務，不敢是怕被看作耍花架子，不會是缺乏與百姓打交道的經驗和方法。”朱奕龍認為，拔除窮根，根本在於激活脫貧內生動力。

　　“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脫貧攻堅是廣大群眾奔向美好生活的過程，是千家萬戶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朱奕龍說，脫貧攻堅要通過文化、教育之力，讓更多貧困者增強致富責任意識，使被幫扶群眾逐步成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者。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龔曙光此次帶來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文化扶貧的建議》。龔曙光同樣認為，“精神動力”是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和貧困人口素養提高，最終實現全面脫貧致富的根本要素。“改變貧困地區落後面貌，要扶精神、扶知識、扶技能。”龔曙光建議，在提升文化扶貧中構建“四個體系”：以教育均衡為核心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以技能培訓為保障的農民職業發展體系、以扎根基層為追求的文化人才隊伍體系、以剛性適用為標准的文化扶貧考評體系。

　　鄉村振興：以文化人，滋潤民風

　　“如今，很多村走上了富裕之路，但文化上還遠達不到富裕。”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導演鄭曉龍在山東高密農村拍攝電視劇《紅高粱》時，也意識到文化扶貧的重要性。在一個曾經貧困的村庄裡，鄭曉龍看到了一排排林立的漂亮住宅樓及一輛輛私家汽車。但與此同時他發現住宅外的衛生環境依舊臟亂差，村民們更是經常逆行開車。鄭曉龍認為，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文化、教育、道德建設也必須與經濟建設同步進行。“我們不能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遭遇信仰危機。”鄭曉龍表示，文藝工作者要創作能為群眾帶來正能量的藝術作品，“如今中國社會遇到的很多問題，其實都可以通過發揮文化之力來解決”。

　　鄉村文化建設是一個包括村民思想觀念、道德風尚、知識素養、精神品格，以及公共文化服務和鄉風文明水准等在內的系統工程。因此，朱奕龍在其相關提案中建議，進一步夯實貧困地區村級文化陣地和隊伍基礎。“要更加重視貧困地區文化建設，以文化人，滋潤民風﹔要種好文化‘庄稼’，推進文化設施到村、文化服務到戶、文化普及到人、文化扶貧到‘根’。”同時，他還建議深入開展“扶志扶智脫愚”課題研究，“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脫貧必脫愚，才能使精准脫貧由‘輸血’向‘造血’轉變。”

　　授之以漁：發展文化產業，走致富之路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興仁縣城南街道鷓鴣園村黨支部書記余必麗帶來了《關於加強西部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文化扶貧工作的建議》。余必麗在建議中詳細介紹了貴州黔西南州望謨縣麻山鄉脫貧致富的經驗：2016年黔西南州及望謨縣抓住易地扶貧搬遷機遇，圍繞“搬心、搬神、搬產、搬家”四個環節，對麻山實行整鄉搬遷，實施“換血”式扶貧。通過開展民族民間文化信息調查，把群眾固有的諸如少數民族織布、刺繡、布依八間坐唱等傳統技藝通過特色小鎮匯集，建立產業平台，解決搬遷群眾就業，讓群眾本身具有的技藝成為增收致富的長遠門路……

　　從麻山的實踐和發展角度來看，余必麗認為，文化扶貧能夠解決持續發展中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為此，她建議國家加大對西部少數民族貧困地區文化扶貧的工作力度和政策傾斜。

　　“脫貧攻堅中，一定要戒除急功近利的思想，以人性化政策，讓脫貧攻堅工作更有溫度。”全國人大代表、忻州市委副書記朱曉東說，他所在的山西省忻州市，脫貧攻堅任務重。“要將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密切結合，關鍵是要將脫貧納入產業發展之中，在發展產業的同時實現脫貧。”朱曉東說，一方面，發揮頭企業的作用，打造“園區+產業+企業+農戶”的精准扶貧新模式，另一方面，不斷吸引人才，發現、培育和起用農村能人，召回一批學有所成並有一定經驗的大中專學生返鄉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