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延安這片紅色熱土成為黨中央所在地。十三載的崢嶸歲月，我們黨從弱小到強大，領導中國革命事業從低谷走向高潮，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延安十三年，孕育了以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為主要內容的延安精神。
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陝西考察時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要堅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廣大黨員、干部，用以滋養初心、淬煉靈魂，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黨性的差距、校准前進的方向”。
作為一名新時代青年紀檢監察干部，結合所從事的紀檢監察工作，我有三點心得體會：
一是做到“兩個維護”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指出：“黨的歷史上有兩次重要會議，一次是1935年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這次會議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魯迅藝術學校舊址舉行的。此次會議背景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1937年11月底，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手持莫斯科的尚方寶劍，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認為應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活動限制在國民黨允許的范圍內，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輕視黨所領導的游擊戰爭，對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觀點提出批評，實際上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作為中共長江局書記，王明甚至直接以中央的名義起草文件，不執行在延安的中央書記處決議，頗有另立中央的意味。
六屆六中全會前，王稼祥專門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他帶回的共產國際的決定，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發言，“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表明共產國際認可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領導地位。同時，針對一些人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的兩面派行為，尤其是張國燾分裂中央的行為，這次會議第一次提出“四個服從”，要保證黨的團結統一，必須用黨規黨紀去教育黨員干部。
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全黨的領袖地位。之後七大上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可以說，延安時期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現了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團結和統一。
從延安到全中國，我們黨領導人民奪取了革命、建設、改革的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充分證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既是根本政治任務，也是根本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趙樂際同志指出，紀檢監察機關在“兩個維護”上負有特殊使命。作為青年紀檢監察干部，要心懷“國之大者”，對黨絕對忠誠，敢於善於斗爭，堅決同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作斗爭，將“兩個維護”落實到監督、執紀、審查調查、處置、問責等每一項具體工作中，為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作出新的貢獻。
二是堅守人民立場
1940年之後，由於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封鎖，國民黨的反共政策，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狀況變得非常緊張，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從老百姓征集公糧解決財政的問題。因為那幾年氣候條件影響，收成並不是很好，一些老百姓感覺負擔較重，難免會有怨言。1941年6月的一天，當時陝甘寧邊區召開縣長聯席會討論如何征集公糧的問題。開會的時候，突然天降雷雨，一個巨雷把會場的一個柱子劈倒了，坐在柱子旁邊的當時延川縣代縣長不幸被擊中犧牲。在會場外面，一個老百姓在柱子上栓著一頭驢也被雷劈死了。因為驢是當時非常重要的生產資料，這個老百姓借這個機會就發泄了一些不滿。毛澤東同志知道此事之後，表示老百姓不會無緣無故地抱怨，要聽一聽背後到底有些什麼原因。最後經過調查，發現是因為公糧征集任務重，導致老百姓感覺到壓力大。此事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關注，毛澤東同志敏銳地察覺到這樣的問題，認為如果不解決的話會損害我們長期形成的同人民群眾好的關系。經過認真地調查研究，黨中央作出了兩個決策，一是精兵簡政，把機關的人員大幅度減少﹔二是開展大生產運動。黨領導的大生產運動一方面從經濟上去解決了供給不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整個陝甘寧邊區形成軍民同心的局面，對我們抗日戰爭的勝利，以及我們最後能夠取得解放戰爭勝利奠定了良好基礎。
1944年秋，在綏德地區召開的司法會議上，時任綏德地委書記的習仲勛同志發表了《貫徹司法工作的正確方向》的講話，提到“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今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陝西榆林考察時指出，老一輩革命家堅持“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堅持“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堅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
正風肅紀反腐事關民心向背，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需求的必然要求。在工作中，我們必須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作為落腳點，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堅持人民群眾反對什麼、痛恨什麼，就堅決防范和糾正什麼﹔著力整治群眾身邊的腐敗和不正之風，督促黨員干部恪守公仆本分，自覺為民掌好權、用好權，以執紀執法、糾風治亂的實際成效踐行初心使命、厚植黨的執政根基。
三是堅持實事求是
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首次使用了“實事求是”這個概念﹔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第一次詳細闡釋了實事求是的概念﹔黨的七大又將“實事求是”確定為黨的思想路線。《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收錄159篇著作，有112篇寫作於延安時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文獻，也是延安精神中實事求是精神的重要理論基礎。
黨中央在延安期間，面對各種復雜局面，之所以能實行正確的大政方針，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全面從嚴治黨一以貫之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實事求是，最基礎的工作在於搞清楚“實事”，關鍵在於“求是”。這也是我們紀檢監察工作堅持實事求是的根本遵循。
紀檢監察工作是黨的重要政治工作，關系著黨員領導干部的政治生命、黨和國家事業的興衰成敗，工作的具體內容、性質、影響決定了我們必須要把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貫穿於工作全過程。例如，在對反腐敗形勢的判斷上，我們必須時刻保持冷靜清醒，既要看到反腐敗斗爭已經取得壓倒性勝利、全面從嚴治黨取得卓著成效，也要看到形勢依然嚴峻復雜，認識到“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四個不純”的情形長期存在﹔既要看到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糾治“四風”不斷取得新成效，也要看到一些不正之風糾而不止、治而復生，“風過草抬頭”，具有很強的頑固性和反復性，反彈回潮的風險依然存在，特別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頑固存在。在辦案過程中，既要考慮違紀違法行為的性質、情節、後果，也要綜合考量其知錯認錯悔錯態度，讓紀法的剛性生威，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將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貫穿其中﹔同時，要落實紀檢監察工作“二十四字”方針，堅持證據為王，把證據的真實性放在關鍵位置，做到精准執紀執法、處置，確保每一起案件都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的檢驗。這些都要求我們必須始終保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好作風，把事情抓具體，把工作做扎實。
作為新時代青年紀檢監察干部，我要從不斷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動力，在學習黨中央延安十三年的歷史中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為推動紀檢監察事業高質量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作者：第一紀檢監察室 劉鵬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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