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工程，在这里指的是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行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自2002年至2007年，我们已经完成这项工程第一个五年的打造和确认。由于这项工程特别鼓励“创作反映现实生活和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特别强调“创作具有强烈艺术魅力和鲜明时代特征，深受群众喜爱并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它事实上已成为打造时代文化品牌的工程，成为建设国家文化形象的工程，成为实现民族文化积累工程。今天，当我们从廉政文艺建设视角来考察这一工程，可以看到“精品工程”事实上也有效地参与了我们的廉政文艺建设。

一、五年来，“精品工程”打造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精品。艺术精品的思想精深，体现为在平实的题材选择中开掘出主题的深邃，在平凡的形象塑造中揭示出性格的光辉。这其中也包含“廉政”的主题开掘和性格揭示。

可以称得上“精品”的优秀艺术作品，必然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在作品中往往体现为主要艺术形象的思想境界，在接受中又往往体现为对广大观众的思想启迪。艺术作品中的思想不是哲学课堂上的思辨，也不是报刊社论中的论理；艺术作品中的思想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穿梭，在普通人物行动中闪烁……近年来，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引领和扶持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三贴近”创作原则，努力使我们的舞台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反映生活又引领生活。

就作品的思想性而言，我们的艺术精品有讴歌大革命先驱者“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话剧《天籁》、京剧《华子良》、舞剧《红梅赞》、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等，有礼赞共和国建设者“青春热血献祖国”的话剧《虎踞钟山》、吕剧《补天》等，有称颂忘我奉献精神的话剧《黄土谣》、《郭双印连他乡党》和《我在天堂等你》，有彰显当官为民理念的京剧《贞观盛事》、《宰相刘罗锅》和《廉吏于成龙》……当然，还有维护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京剧《文成公主》、歌剧《苍原》和舞剧《红河谷》，有追求性情真诚和道德真谛的川剧《金子》、越剧《陆游与唐琬》和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有变法图强的话剧《商鞅》，有泣血续史的昆剧《班昭》，有诚信立身的话剧《立秋》，有纠错罪己的桂剧《大儒还乡》等等。

虽然上述作品思想性的表现大多体现为在平实的题材选择中开掘出主题的深邃，在平凡的形象塑造中揭示出性格的光辉；但由于所有的题材都取自人类社会之中，所有的形象都具有“社会人”身份，我们的艺术表现事实上无法回避个人与社会、与社会机构、社会权势的关系。这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关涉到“廉政”的主题开掘和性格揭示。就“精品工程”在这方面的总体表现取向而言，在历史题材中以对“权势”的批判为主而在现实题材中以对“执政”的颂扬为主。这种表现取向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对现实“执政”的颂扬基本上是“小人物”——不是话剧《万家灯火》中的退役警察就是话剧《黄土谣》中的村支书；而对历史“权势”批判的同时也往往呼唤“清官”的作为，这些“清官”都是了不得的“大官”——是京剧《贞观盛事》中的魏征、京剧《宰相刘罗锅》中的刘罗锅、京剧《廉吏于成龙》中的于成龙、桂剧《大儒还乡》中的陈宏谋。这是值得我们琢磨的表现取向。

二、作为人类社会的倡导和期待，“廉政”主题在艺术作品中往往体现为“清官”形象的塑造。清官、廉政是古往今来人民大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永恒诉求，“廉政文艺”也因此具有了最广泛、最长远的“人民性”。

艺术是人类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代人立言”来“舒己郁愠”（清•李渔），通过艺术形象的个体诉求来申说一种社会理想。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化的人，又是希求在社会中获得身心自由的人。我们当下强调的“以人为本”，我以为最重要的便是社会对个体的人的重视。但是只要个体在社会中的存在还存有差异，那就有个以什么样的“个体”为“本”的问题。今天强调关注“弱势群体”，古时强调“民为本，君为轻”，其实都涉及到一种理想社会的社会理想。如京剧《贞观盛事》讲述唐代贞观年间，国势昌隆，府库充盈，八方来朝，谏议大夫魏征独具慧眼、见微知著，看到了鼎盛局面之下的隐患：宫廷、官场奢靡之风渐盛，百姓颇多怨言。他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奏本。直陈时弊、并引“隋亡于奢”的教训，劝戒君王，要求皇室为群臣作出戒奢以俭的表率。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素来重才纳谏，此番面对魏征请释放宫女的奏本，龙颜震怒。然而，李世民毕竟是一位深谋远虑的英主，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克私欲、纳忠谏的抉择，诏令释放三千宫女，演绎了一段贤臣明君直谏纳谏，共铸盛世的千古佳话。剧中有这样一段对唱耐人深思——魏征：“隋亡哀歌尚可闻，前车鉴，当为训，奢侈糜费是祸根。纵欲滋乱撼国本，杨广千古成罪人。安不思危必生乱，存不虑亡国难兴”。李世民：“存亡休轻论，危言乱视听！”魏征：“失民心者失天下，杨广教训深。大唐国运虽昌盛，蚁穴之患休看轻。载舟宜审慎，莫负百姓这拥戴心！”这里说的是为政之“大唐”——既关乎为政者自己又关乎整个国政。

又如桂剧《大儒还乡》讲述年逾古稀的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陈宏谋在取道运河回广西桂林老家养老前，请乾隆帝准他先去其曾任职的陕西看看，引起乾隆的疑虑和家人的忧惧。他想偿还一笔积在心底的苦情账，不想却揭示出一件因他而起、已经皇帝嘉定、却坑农害农的假政绩“秦绢”工程，使他痛切反思，深究儒道，检索官格，拷问良知，毅然罪已，悍然犯颜，演绎出一场天、地、君、亲、师的剧烈大碰撞。导演卢昂说：“这是一个纠错的戏，一个纠正自己错误的戏。”剧中，大儒陈宏谋面对“假桑政”，痛心地呼喊出：“人心需要疗救，假政必须戳穿！”“造假者害人，造假者误国！”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自省、敢于自纠的品格，非廉政者而不能为也。

再如京剧《廉吏于成龙》讲述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清代官员于成龙上任后，发现前任草菅人命，制造了一起涉及万人的冤假错案，导致田园荒芜，社会混乱。于是，他不顾自身安危，大胆向康亲王进言，使一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剧中，于成龙唱道：“于成龙才疏学浅生性愚钝，却有幸登仕途报效朝廷。既为官清廉勤政是根本，为社稷为百姓，怎敢不竭力尽心。若贪图一己私利以身度法悖人性，那怕是家财万贯，封妻荫子，富贵享尽，终落个万人唾骂千古恶名。常言说，无病休嫌瘦，奉公莫怨贫，知足无烦恼。布衣乐终身。非吾之有莫伸手，非分之财莫进门，每行一事当自问，不负朝廷不亏黎民，对得起天地良心。”在这里，“不亏黎民”即是“不负朝廷”，不正是“执政为民”这一理念的呈现吗？事实上，“呼唤清官”（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呼唤明君”）是我们传统演剧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也是我们传统演剧中“人民性”的根本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对“廉政文艺”的倡导，是促使我们的文艺争取观众、赢得观众的有效途径之一。换言之，我们的文艺在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倡导“廉政”的同时，我们也因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人民性”而真正实现了“三贴近”。

三、“廉政”是与德政、勤政、实政不可须臾剥离的执政理念。“廉政文艺”的主题不仅包括倡廉反腐，而且包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系、利为民谋、崇德尚道、求真务实。倡导“廉政文艺”洞开了现实题材创作的“广阔性”。

可能有同志会担心，倡导“廉政文艺”会不会使文艺创作的道路狭窄起来，会不会使文艺变成某种政治理念的传声筒。我们当然也注意到，在某些类型的艺术样式中，对于“反腐”题材的表现已经开始出现某种概念化、雷同化的倾向。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生活的浮光掠影和对“廉政”的捋叶删枝。实际上，“廉政”作为一种执政理念，与德政、勤政、实政是不可须臾剥离的。“精品工程”中着眼于现实题材的“廉政文艺”，如前所述虽然颂扬的是“小人物”，但却从党的基层干部身上表现出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风尚。

话剧《郭双印连他乡党》讲述的是在陕西极度贫困落后的山村，基层党员郭双印为改变家乡贫困面貌，毛遂自荐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带着大家开山修路、挖坑种树、捐资建校，穷怕了的村民不敢相信他的无私，他也在自己的劳累和痛苦中，熬干了心血。在他离世前，村民终于理解了他的心思，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剧中，郭双印为改变碾子沟现状，不惜下狠劲，背骂名，被称为“恶煞”。直到他死后，乡亲们才感受到“双印是好人”。在剧中，郭双印说：“党员是干啥的？——勒紧裤带顶起肩膀跟党一块把沉担上，是干这的！”“《东方红》，见天唱，年年唱，唱下几十年，‘大救星、谋幸福’，那是咱们党给老百姓许下的愿！碾子沟党支部有义务替党还这个愿。咱不能叫党的宏天大愿在碾子沟变成弥天大谎！”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展现出一个普通基层干部对于党性最朴实的理解和最高尚的追求。在这个穷地方不能不“廉政”，但要摘下“穷帽”，更要“勤政”，“实政”。

话剧《万家灯火》通过金鱼池地区危旧房改造的故事，讲述北京南城居民近10年的生活变迁。剧中被称为“田政府”的老田，是一名退役警察，由于口头常挂“头顶国徽，代表政府”，被群众称为“田政府”。为了金鱼池的生活状态，他东奔西跑，到处呼吁，为百姓说实话办实事，终于让金鱼池的大家住上了新房。金鱼池街道的居民赞老田是个好人，尽办好事，要给他上万民伞。老田说：“咱办点好事，不是应该的吗。咱头顶国徽，代表谁呀！”朴实无华的语言，体现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良心和高度责任感，以及从中体现出的崇高人格魅力。话剧《黄土谣》讲述村支书宋老秋在弥留之际总是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原因是他为带领乡亲们致富而办的地砖厂倒闭，由此而欠下国家贷款及村民集资的18万元钱……为此，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要他们“父债子还”。他心里惦念着的，是唯此才不会失信于民，才不会失信于国家，才会让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无负担有奔头。这部戏在呼唤良知的同时，也张扬了真正的党性；说明我们讲“廉政”是行“德政”，是为了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豫剧《村官李天成》也以农村干部为题材，通过村官李天成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全村群众脱贫致富并逐渐缩小贫富差别，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奋斗历程，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党的农村基层干部，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民，永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高尚品格，展现了当今我国农民在观念上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这个历史性变革的壮丽画卷。李成天这个形象，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原大地上出现的一批带领群众克服重重困难闯市场脱贫致富的优秀党员和基层干部中提炼出的感人的艺术典型。剧中主题曲唱道：“都说你不算啥官，其实你不简单。手挽的是老百姓，肩扛的是大江山”。面对帮扶贫困乡亲引起的矛盾，李天成如此倾诉心声：“咱从小都在穷村里长，同一块土地养大了咱。一瓶酒香半村暖，一树桃花百家甜……同志们那莫忘了咱入党有誓言，莫忘了共产党靠啥掌江山。个人牺牲何足惧，群众的利益大如天。党员都是村里的旗，几百双眼睛看着咱。若是群众想飞无头雁，乡亲们见咱心要寒！”“廉政”的基础是有大理想，大信念，是要当杆头的旗，领头的雁。也就是说，将“廉政”的骨干置于德政、勤政和实政的血肉之中，我们的“廉政文艺”才会精神饱满、枝叶繁盛。

四、“乐与政通”是我们传统文艺实践的经验之误。但通“政”之“乐”应当“寓教于乐”，也是我国文艺实践传统的精辟之论。“廉政文艺”建设不仅要关注长远的人民性和广阔的现实性，而且应当将法理言说寓于性格塑造之中，将思想警示寓于情感宣叙之中……

如前所述，艺术精品作为有较强思想性的优秀艺术作品，其思想性包含着“廉政”的主题开掘和性格揭示。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关涉“廉政”才具有较强的思想性。事实上，“廉政文艺”作为关涉“廉政”的文艺形态，取材的视角、言说的方式、情节的构成、性格的刻画等等都有自己独特的追求。我一直认为，文艺作品的效益追求，说“社会效益第一，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相统一”是不错的。但这“两个效益”要统一在文艺作品的审美效益之中，因为没有审美效益可以说就没有文艺作品自身。这就是说，虽然我国传统文艺实践告诉我们文艺不可能仅为自身而存在——文艺必然关涉“外面的世界”从而“通于政”，但我国文艺实践的传统也告诉我们文艺是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去沟通“外面的世界”从而“寓于乐”。荀子说“乐者乐也”，其实就是说文艺是通过“娱人”来“育人”的，文艺的审美效益在于调动观众的审美感受，而这种心理美感又往往是与生理快感相伴相随的。

我一直很奇怪，我国传统演剧为何总是以丑角来演“清官”——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豫剧《七品芝麻官》、闽剧《贬官记》无不如是。剖析这种演剧传统，你会发现以“优孟衣冠”为标志的中国戏剧的发生，实际上本身就是政治生活的一种替代方式——优孟着孙叔敖衣冠以孙的身份讽谏庄王，而这个讽谏的内容又恰恰关涉“廉政”——历为孙叔敖生前为楚相，为官清廉以致死后其妻穷困不堪，庄王接受了优孟的讽谏而封赏了孙叔敖之子。如果不是以扮演的方式来讽谏，优孟的下场就很难说了。在“优孟衣冠”的意义上，说“演剧”是“政治”的继续一点也不过份。古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以“戏者嬉也”来言说戏剧的本质。这个“嬉”常有贬义，所谓“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今人说“嬉皮笑脸”还含有“不正经”的意思。的确，最初的“戏”就是以“戏说”的方式来言说某些原本应当“正儿八经”去言说的事。但显然，正因为那些言说不能“正儿八经”去说（可能有生命危险），“戏说”才派上了用场——“嬉”其实是以貌似“不正经”的状态去完成“正经”的使命。

“廉政文艺”的建设，是我们文艺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廉政文艺”的言说在今日虽不必“言必称嬉”，但还是要考虑文艺的特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应当将法理言说寓于性格塑造之中，将思想警示寓于情感宣叙之中……在现实题材的“廉政文艺”创作中，“清官”虽不再用“丑扮”了，但也用不着摆出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架式——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尽相同的角色，戏里的角色越纯真越本色才越能感动人。我想这不是我们的文艺家在现实题材表现中热衷“村支书”“芝麻官”的原因，因为我们也有真诚的陈毅（话剧《陈毅市长》）和真诚的刘伯承（话剧《虎踞钟山》）……我们可以不必表现更高的“官”但可以把“官”表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