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城整體保護56年前梁思成先生提過，56年後寫進城市總體規劃的文件，這是認識上的一個飛躍。
    52歲的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腳穿一雙黑色平底布鞋，站在他緊鄰東二環的辦公室裡。不久前，單霽翔去了貴州山區參加風雨橋重建開工典禮。
    “一直下雨，布鞋在泥濘裡走了一天，全完蛋了。第二天等泥巴干了，兩隻鞋對在一起搓一搓，接著穿。”單霽翔說。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位經常下鄉、下工地的官員最喜歡穿布鞋。
    接受《了望東方周刊》專訪時，單霽翔正在整理今年政協會上的提案。去年他提交了七份提案，其中關於設立中國“文化遺產日”的提案有40多位政協委員的聯署。2005年12月23日，國務院印發了《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並決定從2006年起，將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定為中國“文化遺產日”。 
    單霽翔一邊羅列出文物系統的諸多“好消息”，一邊表示仍有很多急需解決的問題。“寫成提案的這些都是我實在憋不住要說的。” 

    保護文化遺產的共識正在凝聚 

    《了望東方周刊》：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你以提案的形式反映文物系統的需求或者不足﹔作為主管部門的官員，你又怎樣針對這些問題來尋求實際的解決辦法？ 
    單霽翔：我們有一個計劃——在“兩會”之後用一兩個星期時間，集中拜訪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相關的16個部委。目前我已經和這些部門做過初步溝通，他們都表示願意和我們一起就貫徹國務院通知、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共同發文或者進行研討。上星期我們召開了一次座談會，邀請有關部委、專家和一些地方省級文物行政部門的領導座談，效果很好。這樣廣泛的部門間交流以前很少，過去大多是就南水北調、古生物化石保護等一些專門事項進行溝通。 
    《了望東方周刊》：與其他部門協調是否會有困難？ 
    單霽翔：我覺得大家在落實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上正逐漸走到一起來，這是最重要的。2005年，令我們欣慰的幾件事都得到了各部門的支持。 
    一是我們文化遺產保護的資金有了很大比例的增長，財政部很支持，還特別設立了2.5億元的大遺址保護專項資金，對最為脆弱、面臨破壞損毀威脅最大、保護任務最急迫的這部分古代文化遺存實施全面的保護，主要投向長城、絲綢之路（新疆段）、金沙遺址、殷墟遺址、周公廟遺址、漢長安城遺址、大明宮遺址、漢陽陵等一批具有重要價值、重大影響的項目。 
    二是機構設置，國家文物局新增兩個與文化遺產保護有關的司。國務院特別批准，中編辦在編制總體嚴格控制的前提下給我們增加了10個人、兩個司的編制。這些對於全國的文化遺產保護都是有力的推動。 
    《了望東方周刊》：對於重大建設項目，環保部門可以通過環境影響評價機制一票否決，那麼文物部門是否可能出台“文物保護評價”？ 
    單霽翔：關於完善涉及文化遺產保護的重大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的問題，回顧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中的文化遺產保護情況，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也應該看到，由於文物部門的前期參與機制不夠健全，致使後期文物搶救任務繁重、時間緊迫、經費緊張等問題隨之產生。這次國務院發出的通知特別強調在國家重點建設工程中要處理好與國家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我們向建設部門呼吁加強這方面的協調，特別是國家管理部門在項目立項之前能夠與文物部門溝通，在文物考古勘探之後再開工，給文物保護在空間和時間上留有余地。 
    《了望東方周刊》：你經常談到人均GDP在超過3000美元時文物保護非常困難。 
    單霽翔：這個提法主要是指城市化發展水平和人均GDP之間有一定聯系，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帶來較大規模的城鄉建設。人們的住房需求帶來了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城鄉建設用地的增加也比較快﹔大家都需要私家車，道路建設就會形成高潮。這些建設，對於文化遺產的保護都是一種挑戰。 
    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時，這種沖突還不明顯﹔超過3000美元，尤其在大城市，是矛盾最尖銳的時候﹔到了7000美元以上，就會轉向平衡緩和。全社會的教育程度達到新的水平，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將會更加重視。 
    大規模城市建設對於文化遺產的沖擊、影響和破壞在很多國家都發生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不少國家都有類似情況出現，以大規模改造為特征的城市建設，對文化遺產造成了無法挽回的破壞，至今很多歐洲國家回顧起這些事情還是感到很惋惜。 
    一些地方官員存在理念障礙 
    《了望東方周刊》：你從事規劃工作十多年，那時看文物保護和現在看有沒有不同？ 
    單霽翔：我一直覺得規劃和文物保護是不可分割的，有廣泛的共同關心的話題和課題。舉個簡單的例子，在歷史性城市的地下，有著大量的古代文物遺存，這些對於城市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財富，如果在建設規劃中有意識地把地下文化遺存保護好，展示出來，可以在城市中創造出有意義的文化空間和文化環境。比如北京市這些年建成了元代土城遺址公園、明代城牆遺址公園和明清皇城遺址公園，得到市民的廣泛認可，對於這些文化遺產的永續保護和合理利用，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城市裡的老房子，我們越來越注意它們的合理利用問題，過去經常把舊房和危房並稱，叫做“危舊房改造”，實際上危和舊是不同性質的兩個問題，舊不一定就代表落後，許多舊房子不僅含有重要文化信息，還是可以利用的資源。 
    《了望東方周刊》：你經常到地方考察，就你所知，各地在發展經濟建設中考慮到文化遺產保護因素的有多少？ 
    單霽翔：這個問題與政府主要決策者的理念和重視程度有關，與城市經濟發展階段也有密切的關系。地方官員理念上的障礙，主要表現在加快經濟發展、迅速改變城市面貌的壓力，與保護文化遺產之間的平衡問題。 
    我自己也做過一個區的區委書記，在這方面深有體會。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為地方官員都會這樣不斷激勵自己。但是現代化建設、經濟發展、改變城鄉面貌，與文化遺產保護應該是和諧統一的，關鍵是怎麼認識和處理這個問題。 
    比如對一個歷史性城市來講，現實問題是解決在什麼地方發展。如果能及時調整城市規劃布局，避開歷史城區，到更廣闊的空間發展建設，歷史城區保護和新區開發就不僅互不干擾，還能夠相得益彰。過去我們大多是在舊城基礎上開發建設新城，把發展和保護的矛盾集中在一個空間內，沖突往往很激烈。實際上，如果跳出舊城來發展，就會有更多更好的思路。這方面最近有很多好消息，比如西安，最近跳出11平方公裡的老城，將城市的重心向新城區轉移﹔南京借十運會的契機，跳開2000多年的老城建設新區。 
    我們國家歷史性城市大小幾百座，在大多數城市，分新舊城區發展的思路還沒有被廣泛接受，這不僅要決策者有理念，更需要好的規劃。過去城市規劃重視功能性、實體性，現在重視與經濟發展、人居環境的結合。在舊城的基礎上建設新城，可能舊的破壞了，新的也建不好，得到的是不新不舊的一個城﹔如果新舊城區分開發展，就可以得到一新一舊、相映成輝的兩個城，一個是保護了歷史文化遺存的古城，一個是發展經濟的新城。這個道理很淺顯，但是需要決策者的決心和覺悟，也需要公眾的理解和適應。 
    《了望東方周刊》：北京的舊城保護一直有一些爭議，你怎麼看目前的狀況？ 
    單霽翔：2005年北京市有一個重大決定，新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提出“舊城整體保護”的概念，成為總體規劃中的一個章節，這是很了不起的。舊城整體保護56年前梁思成先生提過，56年後寫進城市總體規劃的文件，這是認識上的一個飛躍。 
    對於歷史性城市，是隻保護城市中的一些歷史遺存片斷，還是對其整體的格局、特色進行保護，在思想境界上是不同的。比如，北京市這次在舊城整體保護方面就提出十個方面的內容：城市傳統的中軸線，平坦開闊的城市空間格局，城市傳統的街巷肌理，河湖水系，街道的傳統景觀，凸字形的城市輪廓等。 
    一個城市應該是有生命的，要發展，要有新陳代謝。一個日益被接受的觀念是實現城市的有機更新，而不是大規模、激進的城市改造。要充分發揮城市居民對於自己所居住的街道、傳統民居、院落的理解，讓他們參與其中，進行有機的更新。特別是在傳統民居中，應該倡導以院落為單位的小規模、微循環、漸進式的改造，而不是非常激烈的一刀切式的推倒重來。 
    《了望東方周刊》：這是否又牽扯到房屋產權的問題呢？ 
    單霽翔：是的。過去我們城市改造，房屋產權收歸城市管理部門，政府背上很大的包袱。如果充分利用產權機制，使千家萬戶都承擔起維護、保護自己住房、傳統建筑的責任，老百姓的積極性和能力是很大的。 
    最近這方面也聽到一些新的消息，比如北京南城的四合院，每平方米價格升高2000元，在房地產交易中走俏，而北京內城東西城的四合院單價已經達到10000~15000元每平方米的價格。這說明傳統四合院被人們認為是很有價值、難以取代的東西。 
    不弄清文物家底是我們的失職 
    《了望東方周刊》：從文物到文化遺產，看起來這些年來文物部門關注的重點范圍一直在擴大。 
    單霽翔：的確如此。人們對於文化遺產保護有一個轉變過程，最初偏重鑒賞和收藏，認為文物就是可鑒賞、收藏、擺放的實物。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現代考古學進入中國，人們開始重視地下文化遺存，很多不可移動的文物也受到關注。到上世紀中期，人們對於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還隻限於遺址、古建筑，隨著更多國際理念的引入，古代建筑群的保護成為亮點。 
    1982年《文物保護法》公布，一個很大的飛躍就是把歷史文化名城列入文物保護范疇，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事件。到2002年，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又把歷史文化街區、村鎮列入文物保護范圍，建立起一個從單體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到歷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護架構。 
    還不止於此，這些年“文化遺產”在很多場合比“文物”的使用頻率還高，其內涵的新拓展有兩個重要方向，一是民族民間文物的保護，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得到進一步加強，目前也在考慮立法﹔另一個方向是文化空間、文化線路、文化景觀等新品種的出現，比如京杭大運河、長城、茶馬古道、絲綢之路等，有形的文化遺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結合在一起，成為不可分割的共生體。 
    《了望東方周刊》：是否也要謹防另一種傾向，就是地方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急功近利的做法？ 
    單霽翔：媒體報道比較多的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申報世界遺產方面，很多城市重在提升城市知名度，獲得更多效益，真正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考慮的比較少，出現“重申報、輕管理”的現象。目前國際上對於世界文化遺產申報的制度也進行了更新，每年一個國家隻能申報一處，所以現在也就不需要過去那樣很長的、要十幾年才能申報完成的預備清單，我們可以選擇那些既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又有申報積極性的單位，在達到文化遺產標准後才能列入清單，而不是看申報積極性如何高漲。第二個問題是對於文化遺產、文物保護單位合理利用的問題。一些文物在開發中不注意保護真實性和完整性，不科學地修繕，這種事情時有發生。 
    《了望東方周刊》：“十一五”期間你對於文化遺產保護最大的期望是什麼？ 
    單霽翔：我個人特別希望搞一次全國文物普查。我們國家已經有兩次文物普查，文物保護領域因此受益匪淺。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1981年，動員全國文物系統的力量清理家底。通過普查，登記在冊的不可移動文物40萬處，陸續公布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1271處國家級，7000處省級，6萬處市縣級。即便是經歷“文革”，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代遺存也都得以保全。從上次文物普查到現在已有20多年，人們對於文物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目前認識的基礎上再進行普查非常必要。 
    我國現在是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很長時間內大規模建設都不會停止，文化遺產受到威脅的狀況還可能繼續發展。這個時候把有價值的文化遺產明確地告訴社會，是我們的責任。如果文物部門都沒有弄清家底，沒有告訴公眾，那是我們的失職。 
    我的第二個願望是希望“十一五”期間有更多的人走進博物館，博物館應該變成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去年開始，全國博物館對青少年免費開放，一年就吸引了青少年4000萬人次。我不發愁各地建館的積極性，幾萬平方米的省一級的大博物館現在都像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與硬件相比，我更強調博物館的社會功能。 
    第三個期望是建立一套文化遺產保護的法規體系，從根本上杜絕破壞文物的行為。 
    第四個期望是建立文物公安局。文物系統保護著國家的重要財產，打擊文物犯罪，世界各國都很重視，除了通過立法等，還要通過專門機構加強保護，意大利1969年起就有“文物憲兵”，埃及有文物旅游警察。 
    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形勢嚴峻，犯罪分子手段越來越多，有集團化、智能化、暴力化的趨勢。而由於經費所限，我們一些重要文物場所值夜班的大多是六七十歲的老人，面對有備而來的犯罪分子他們太無力了。 
    據統計，2004年共立文物犯罪案件971起，其中盜竊文物案件481起，倒賣文物案件131起，走私文物案件11起，盜掘古墓葬案件348起。造成大批珍貴文物走私海外，在國際上給我國的聲譽帶來極大的損失。 
    國家的文物需要強大的公安部隊保護。因此我希望能夠按照目前鐵路、交通、民航等系統公安的基本模式，成立文物公安局，專門負責打擊盜竊文物、盜掘古墓和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動。 
    保護文物安全，我想任何人當文物局長都會有這樣的期盼，因為保護祖國文物的安全是我們最大的責任。 
    《了望東方周刊》：文化遺產保護是不是還有一個貼近公眾的問題？如何讓人們覺得文化遺產是和自己有關的？ 
    單霽翔：我們現在很重視一個理念——要讓更多人從文化遺產保護中受益，文化遺產不能變成城市的包袱。這樣才能使更多決策者認識到文化遺產是城市發展的動力、資源和寶貴財富﹔使公眾認識文化遺產離我們並不遙遠，就在我們身邊，我們唱的民謠，我們的生活習慣、房子、家具，都可能是文化遺產，保護它們不僅是政府的事。 
    北京市社科院曾經有一個關於“城市角落”的調查，七類“城市角落”中有一類就是文物保護單位。如果文化遺產都變成城市中被人遺忘的角落、臟亂差的角落，那就完全達不到效果。反過來，像大明宮、高句麗遺址、殷墟那樣，變成城市最美麗的地方，市民最喜歡的遺址公園，城市最有文化品位的空間，人們對於文化遺產保護就會更有信心。在這方面我們還要繼續積極探索。

    （來源：了望東方周刊/記者程瑛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