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發展來說，“五年規劃”是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也是量度中國步伐的顯著路碑。從1953年新中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到2020年“十三五”規劃即將完成，一個又一個五年，“中國之治”在這一過程中越走越成熟。

　　如今，中國再次站上歷史重要關口。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新特征新要求，高質量發展亟待闖關，“十四五”規劃的重要意義不言自明。日前閉幕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為我國發展指明方向、擘畫藍圖。那麼，開啟“十四五”，中國發展將面臨怎樣的新階段、新命題、新使命？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陳江生

　　一、“十四五”規劃是站在歷史關鍵節點上的規劃

　　2020年，制定“十四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的這一年，正是我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人民生活歷史性地邁上新台階的一年。2021年，實施“十四五”規劃的第一年，正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世界用百年時間見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勢不可擋的一年。對於我國而言，2020年是一個偉大的關鍵節點，這個偉大的關鍵節點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歷經艱辛積累得來的。

　　規劃是在“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取得重大進展，我國經濟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力實施”為依托，我國已經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並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就質量變革而言，我國以國際先進質量為標准優化供給體系質量，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質量品牌企業、產品及服務﹔就效率變革而言，我國以破除制約效率提升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為突破口，逐步實現了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才資源的有效融合，實現了各方面效率的大幅提升﹔就動力變革而言，我國以適應高質量、高效率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需要為目標，加速傳統要素驅動模式向創新驅動模式轉變，升級了發展動力。在“三大變革”取得重大進展、經濟高質量增長穩步推進的大背景下，我國也將如期“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的目標。

　　規劃是在長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和特點”日益彰顯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國取得重大進展，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成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實現了不斷發展和完善，並日益展現出獨特的優勢與魅力。“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在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重大戰略成果”中得以充分彰顯。“用1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勢頭，用2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內，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進而又接連打了幾場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殲滅戰”。

　　規劃是在“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取得不斷成功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隨著物質力量的極大增強，在為“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付諸巨大努力的過程中，“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文化產業佔國民經濟比重逐年提高。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立，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藝術表演團體等的機構數逐年增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愈發深入人心，公民道德素質全面提高。除此之外，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成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

　　規劃是“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確保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為“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我國幼兒園和教職工數量持續上升，保育體系建設有了重大進展﹔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城鎮新增就業超過六千萬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有了明顯改善﹔衛生機構、衛生人員和床位數量逐年增加，且在本次疫情期間不僅保障了我國居民的身心健康，還將“中國制造”的防疫物資發往了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養老服務得到了極大改善，“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十億人”﹔截至2018年底，上億居民“出棚進樓”，約2億困難群眾圓了“安居夢”﹔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人口最多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後，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銳減到2019年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貧困治理能力明顯提升，按照這一速度，我國會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

　　規劃是在始終牢記“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不斷得到滿足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在“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指導下，“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基本形成。“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在全社會范圍內得到強化。

　　二、“十四五”規劃是准確把握發展大勢的規劃

　　當今世界看似波譎雲詭，卻並非無跡可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依然含勢待發，很有可能會在未來的十年，甚至“十四五”期間掀起波瀾。雖然在此期間我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會繼續增大，但隨著越過全面小康的歷史節點，憑借龐大的國家規模和先進的國家制度，我國在世界格局中實力地位的持續增強已成必然。准確把握這個必然之發展大勢，是規劃的應有之義。

　　第一，未來五年是布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五年。

　　未來五年是明確科研方向的五年。在農業方面，要解決好“很多種子大量依賴國外，農產品種植和加工技術相對落後，一些地區農業面源污染、耕地重金屬污染嚴重”等問題。在工業方面，要妥善處理現存“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部分關鍵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賴進口”等難題。在能源資源方面，要促進油氣勘探開發、新能源技術發展，解決水資源空間分布失衡等問題。在社會方面，要著力推動生物醫藥、醫療設備等方面的科技發展，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健康生活需求。

　　未來五年是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的五年。一方面，將強化科研人員和工程師隊伍的組織系統建設，優化創新體系，“克服分散、低效、重復的弊端”﹔培養一批把得住方向、做得了科研、帶得了隊伍的“帥才型科學家”。另一方面，將充分發揮企業技術創新主體作用，“推動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並對國家現有的重點實驗室進行重組﹔充分發揮高校、各類科研院所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戰略力量”，全面優化科技資源配置。

　　未來五年是加強基礎研究的五年。一是將會加強對“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的理論研究，明確我國基礎研究的方向和發展目標，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二是將會遵循科學，並鼓勵科研人員進行自由探索和交流辯論。三是將會通過重大科技問題帶動，促進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四是將會加大國家財政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給予相關企業及金融機構必要的政策支持，營造出有利於基礎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態。

　　未來五年是加強創新人才教育的五年。首先，要把教育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加強基礎學科的本科、碩士、博士生培養，探索新型培養模式。其次，要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學科建設一批基地，吸引優秀學生投身基礎研究，“布局建設前沿科學中心，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最後，“培養造就一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創新團隊”。

　　未來五年是激發科技創新活力的五年。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為科技工作者和市場主體營造良好環境、提供基礎條件，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激發科研工作者的創新潛能﹔加快科技管理職能的轉變，“把更多精力從分錢、分物、定項目轉到定戰略、定方針、定政策和創造環境、搞好服務上來”﹔加快科研院所的改革，“賦予高校、科研機構更大自主權，給予創新領軍人才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和經費使用權”﹔整合財政科研投入，“改變部門分割、小而散的狀態”，加強科技力量的統籌﹔等等。

　　未來五年是加強國際科技合作的五年。將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更加主動地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打造優勢領域的“長板”，鞏固國際合作基礎，並為全球科技開放合作搭建更廣闊的舞台﹔將堅持與時俱進，深入開展全球疫情防控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國際科技合作，重點關注氣候變化、人類健康等領域的聯合研發，以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深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第二，未來五年是外部壓力空前增加的五年。

　　首先，有些國家可能會發起更多具有破壞力的貿易進攻。一則，可能會設法讓新的經貿協議難以達成，甚至單方面違背或廢除已經達成的協議，以阻遏我國從世界市場的發展中獲得動力﹔二則，可能會在規模更大、范圍更廣的進口商品或服務中加征更高的關稅，也可能會採取非關稅措施以限制我國商品或服務的流入，甚至利用“長臂管轄”削弱我國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三則，鑒於由疫情加劇的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的巨大風險將繼續增大，可能會由於經濟因素疊加非經濟因素而採取強制措施加速制造業回流或本土企業搬離等，以影響我國從全球產業鏈中獲取競爭優勢。

　　其次，有些國家可能會設法從金融方面對我國實施壓制。比如，可能會通過直接干預我國金融市場、下調我國的主權和企業信用評級、認定我國為“匯率操縱國”等辦法擾亂我國的金融市場秩序，以達到破壞我國金融穩定的目的﹔也可能會推動國際金融規則修訂得更加不利於我國金融資本的國際成長，延緩我國金融資本國際化的發展進程﹔還可能會試圖減少或切斷我國的資金來源，最大限度地阻止國際金融資本的流入﹔更有甚者，可能會出現以一定借口部分凍結或沒收我國海外資產等極端情況。

　　再次，有些國家可能會採取更強硬的限制措施阻礙我國向科技強國轉變。一是惡化我國企業對核心尖端技術的投資環境，加強對我國的出口管制，限制國家間科技人員交流，禁止我國訪問海外數據，進而減緩外部優秀科技成果和人才流入我國的速度，強行推動“科技脫鉤”﹔二是以我國科技產品“存在潛在的安全威脅”等為由，加大對我國科技產品在發達經濟體的交易限制，游說、警告或強制其他國家和地區限制與我國的產品交易、禁止中國公司參與其5G網絡建設等，以阻礙“中國制造2025”的成功實施。

　　最後，有些國家可能會利用話語權優勢，利用各種途徑對我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進行抹黑，試圖通過“攻心”遏制我國政治、文化等的世界影響力。其一，通過互聯網、新聞媒體等渠道大肆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虛假言論，詆毀我國一直以來樹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其二，攻擊我國的政治體制和發展模式，進而侵蝕我國人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以及宗教信仰等。其三，勸誘、施壓、強制本國包括相關國家關閉和抵制孔子學院，並限制我國文化產品或作品的輸出。

　　第三，未來五年是我國在世界格局中實力地位持續增強的五年。

　　盡管我們面對的外部環境“逆風逆水”，國內“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但“我國制度優勢顯著，治理效能提升，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厚，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大，社會大局穩定，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可以預測，未來五年我國的國際地位將會繼續提升。

　　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阻遏肯定是消極的，但這種打壓也必將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的大背景下為我國的創新發展增添動力。創新型國家建設將取得新進展，經濟高質量發展穩步推進，經濟規模持續穩定擴大，“中國制造2025”會順利實現。未來五年，中國不僅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關鍵引擎，而且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貢獻者。

　　隨著中國科技實力與經濟實力的極大增強，“平安中國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軍事實力與美國的差距會逐漸縮小，各種軟實力的差距也會縮小。疫情之後，中國制度的優勢將進一步凸顯，中國道路也會越來越被國際社會認可，中國主張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價值觀被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接受的趨勢依然明顯。中國毫無保留地把扶貧經驗、生態治理經驗、抗疫經驗等分享給世界，還與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一道，形成以尋找最大公約數為主要途徑的合作共贏模式，攜手應對危害世界發展的單邊保護主義，依托“一帶一路”、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平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實際行動必然得到更多、更大的支持。隨著國際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將擁有更大的話語權。

　　三、“十四五”時期是國家奮力發展、大有作為的時期

　　縱觀世界大勢，分析國情國力，“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構建新發展格局、催生新發展動能、激發新發展活力、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持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十四五”時期，在“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方面，我國一方面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地依靠國內市場，“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經濟發展增添動力，以規避強勢貿易進攻或產業鏈“去中國化”的潛在風險。另一方面堅持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有機銜接，統籌兼顧﹔充分利用好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雙方優勢互補、良性互動，以實現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十四五”時期，在“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方面，我國將依托超大的市場規模和完備的產業體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筑牢基礎﹔“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加強基礎研究，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創新成果，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形成量子科技發展的體系化能力﹔促進科技資源配置的整合優化，“打造科技、教育、產業、金融緊密融合的創新體系”，加快科技強國建設﹔重視人才培養，全方位提高教育質量，積極發揮高校在創新人才培養中的重要作用，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十四五”時期，在“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方面，我國將堅定制度自信，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營造長期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破除深層次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優化政府機構職能部門的組織結構，創新行政監管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創新未來發展之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進而促使經濟發展能夠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於社會生產力進步的力量。

　　“十四五”時期，在“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方面，我國將與願意與我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秉持互利共贏理念，“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以彌補貿易保護主義此起彼伏給經濟發展帶來的損失﹔暢通對外合作渠道與機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營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治理環境，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正能量﹔統籌好開放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能力、開放監管能力以及風險防控能力。

　　“十四五”時期，在“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方面，我國將進一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深入踐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走城鄉融合發展道路，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縮小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差距以及不同領域的生產效率差距﹔“努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大力發展衛生健康事業，加快體育強國建設，推動各項社會事業增添新動力、開創新局面”，“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滿足人民對社會建設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