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8日至11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回望黨的百年歷程，曾有過兩個“歷史決議”，對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將於11月15日出版的本期《環球人物》雜志，詳細記述了兩個“歷史決議”產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及重要意義等，現分上下篇推出，敬請關注。

　　1941年5月，《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刊登中央秘書處的一則征求文獻啟事：本處急需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月間中共三中全會決議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蘇區黨代表大會決議案各一件……當以解放社（中共中央在延安創立的出版機構）出版之任何書籍五本奉酬。

　　五本書的奉酬，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獎勵，征集者之所以心情急切，是因為要編一部重要的書——《六大以來》。而編這本書的人，正是毛澤東。

　　“編輯歷史文集、總結歷史經驗，不僅僅是為了回顧過去，更是為了指引未來。”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學科研部黨建教研室主任王濤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這也正是4年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台之要義。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從醞釀到形成耗時近4年，毛澤東直接參加起草並反復修改，全黨高級干部多次討論，最終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總結。

　　王濤說，中國共產黨總結經驗的過程，是不斷向著更深刻認識推進的。“對實踐中產生的問題，黨不斷進行階段性的總結。1935年的遵義會議在軍事上和組織上解決了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左’傾錯誤，但由於長征途中環境險惡，時間不充分，還來不及剖析‘左’傾錯誤的思想根源、理論根源。到了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就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命題。但怎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怎麼在黨內統一認識、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的成果形成正確的決議？這是1944年至1945年的六屆七中全會的重要任務。”

　　“真正懂得獨立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召開於1931年初的六屆四中全會，導致“左”傾教條主義開始在中央佔據統治地位。時年27歲的王明憑借共產國際的幫助，一躍成為中共中央實際領導者。他從蘇聯學成回國不久，自稱“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卻沒有實際斗爭經驗，隻會教條引用馬列經典，不顧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實際，主張奪取中心城市。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受到錯誤指責，當時黨內甚至有一種說法，叫“山溝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

　　這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同樣“左”傾的博古逐漸成為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由於“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領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而在長征初期，“左”傾教條主義者依然罔顧實際，導致幾萬紅軍將士血染湘江。

　　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遵義會議於1935年1月召開。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在過湘江時被敵機炸毀了，中國共產黨得以第一次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歷史性決斷，恢復了毛澤東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確立了他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曾說：“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把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軍事路線的轉變，讓紅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李珍告訴記者：“第一個‘歷史決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一杰出思想的指導地位，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起點，就在遵義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不過，“軍事路線上犯了錯誤，戰爭結果可以直接體現﹔但要認識到政治路線、思想路線上的錯誤，則艱難得多。”王濤指出了從遵義會議到第一個“歷史決議”的10年間“左”傾錯誤反復困擾黨內的難點所在，“1935年到1937年，瓦窯堡會議、蘇區代表會議、白區代表會議陸續召開，試圖初步總結‘左’傾教條主義問題。但這種總結牽涉對以往工作、方針和路線的認識，極為復雜，引起的反應相當激烈，黨內還無法從全局和路線的高度認識‘左’傾錯誤。”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王明在1937年11月的再次出現，某種程度上打斷了這種嘗試。但這一次，他不再是“左”的代表，而是帶著右傾思想。

　　此時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時期。洛川會議已經確定了全面抗戰路線，毛澤東在會上特別強調，要在國共合作中保持相對的獨立自主，在戰略上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在兩黨關系上也要保持組織的、政治的獨立。這一觀點得到與會人員的贊同。

　　可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不完全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其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還認為，應當運用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同時必須有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去幫助中國共產黨。王明就被視作這樣的“新生力量”。他一回國，就在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著重否定洛川會議成果，並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毛澤東後來說，自己在“十二月會議”上是“孤立的”。

　　會後不久，王明到武漢領導中共長江局。他在會見外國記者時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先生精明堅決、雄才大略，力能勝任領導全國抗戰。”這在本質上是公然的右傾投降錯誤。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遣了解“十二月會議”以來中國共產黨實際情況的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並代替王稼祥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的詳細匯報，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情況有了較多了解，在執委會主席團通過的決議文件中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路線。王稼祥回國前，季米特洛夫與他談話：“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

　　帶著這樣的口信和決議，王稼祥回到延安。1938年9月至11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舉行。王稼祥在全會上正式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李維漢回憶說：“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毛澤東後來說，“六屆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在這次會議上，他作了《論新階段》的報告，指出今後抗戰的總方針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力求團結與進步。他還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

　　毛澤東還號召全黨開展馬列主義學習競賽。“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在王濤看來：“這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階段性的經驗總結，而是在為全黨開展前所未有的思想教育做准備了。”

　　“黨書一出”“恍然大悟”

　　之所以要開展思想教育，是因為黨內仍沒有從根源上認清“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六屆六中全會雖然糾正了王明當時的右傾錯誤，但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的“左”傾錯誤，黨內仍沒有統一認識。與此同時，王明也沒有徹底放棄自己的主張，還在1940年把反映其“左”傾觀點的小冊子印刷了第三版，企圖在“成千累萬的新干部新黨員”中爭取支持者，仍然具有欺騙性和蠱惑力。

　　如果黨的高級干部沒有真正做到獨立自主和反對教條主義，中國革命在前進道路上仍會遭遇嚴重挫折，1941年的皖南事變慘劇就是集中體現。毛澤東意識到，“左”和右看似兩個極端，但由“左”轉到右，則說明“兩極相通”，非“左”即右都根源於一個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國具體實際或不能揭示中國革命客觀規律的主觀主義。要讓全黨看清過去的錯誤，隻有把當時的文獻編選出來，用白紙黑字說話。

　　毛澤東不在中央工作時，對中央有關會議和一些重要決策的具體過程也並不十分清楚。在征集、編輯六大以來文獻的過程中，他讀到許多自己在中央蘇區時沒看過的材料，更深刻感受到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他編輯的《六大以來》於1941年底印行，反響很大。匯編成集的黨的文獻，最早被稱為“黨書”。毛澤東後來說，“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同志們讀了之後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胡喬木也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1942年和1943年，《六大以前》《兩條路線》也相繼出版。

　　這一系列文獻材料的印行，也是以整風運動為背景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認識到，黨內的思想矛盾會經常發生，解決這些矛盾絕不能單純依靠組織處分和壓服，而必須使黨員干部學會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辨別是非，觀察問題，因此要在黨內進行一次普遍的、生動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這就是整風運動。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深刻論述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正式開啟了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分為黨的高級干部整風，以及一般干部和普通黨員整風兩個層次，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延安和各根據地積極籌備成立高級學習組，學習的內容主要是閱讀六大以來黨的歷史文件，研究六大以來的歷史，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論。

　　學習研究黨史的效果逐漸明晰。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王均偉對記者說：“沒有對黨的歷史的正確認識和深入學習，要清理王明的錯誤思想影響是很難的，要達到全黨的高度團結也是很難的。”一個鮮明的佐證是：在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九月會議”）上，與會者對遵義會議之前的政治路線錯誤有了共識，但對六屆四中全會的認識仍分歧嚴重﹔到了1943年的“九月會議”上，這一問題終於得到解決，許多中央領導回顧黨的歷史，並做了自我批評。從1943年9月起，中央領導層的整風開展到深入討論黨的歷史問題階段，不少地區召開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座談會，黨的高級干部從切身經驗中，更深刻認識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

　　第一次“九月會議”後，毛澤東曾根據會議討論情況起草了《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又稱《歷史草案》），隨著學習研究黨史幾年來高級干部理論水平不斷提高，以及毛澤東對六屆四中全會和“左”傾錯誤的認識日益深化，起草一份“歷史決議”既必要，也有了可能。而整風運動的結束，正是以六屆七中全會對黨的歷史上若干重大問題作出正式結論，即通過第一個“歷史決議”為標志。

　　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黨的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任弼時作為委員會召集人，負責主持“歷史決議”的起草。

　　對於如何作“歷史決議”，毛澤東給出了自己的標准。“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隻恨幾個人，如果隻恨幾個人，那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毛澤東至少參與修改7次

　　1944年5月21日，延安楊家嶺迎來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會期最長的一次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這場長達11個月的會議，就是要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為七大的召開作准備。重新起草“歷史決議”是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最基礎也最重要的工作。

　　任弼時在“黨的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成立以後，很快投入決議的起草工作。他以《歷史草案》為基礎，當月寫出第一個稿子。他的稿件對六屆四中全會有了新評價，強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作用，並指出檢討黨的歷史路線的意義：“這種總結是為著把黨的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黨能夠正確地了解黨的歷史經驗，同時也便於團結更多的同志為黨工作。”

　　中央辦公廳原秘書張樹德回憶說，“為了趕時間，我們是連夜復寫的，手指寫得發痛，都起了硬塊。弼時同志有時還站在我們背後看我們（復）寫。那時，我們點的燈是麻油燈，弼時同志看到光線太暗，特意請陳琮英同志替我們找來延安當時很少有的蠟燭。”

　　其後，胡喬木以這一版草案為基礎，重新起草了一份稿子，任弼時又修改了3次。這一版稿子，概述了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至全民族抗戰爆發10年間中國共產黨曲折發展的歷史，強調了毛澤東在斗爭中對中國革命的軍事建設、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問題的實踐和理論探索，概括了王明“左”傾路線及其形成的歷史原因，以及他在思想、政治、軍事和組織上的嚴重錯誤。

　　大家對這一稿仍不滿意，由於任弼時工作繁忙，中央又指定張聞天參加修改。張聞天重新構思，把“歷史決議”對歷史問題做結論的起點從六屆四中全會提前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使這個稿子不隻是對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歷史做決議，而是對大革命失敗以後的十年內戰時期的歷史作決議。

　　張聞天修改後的稿子，用16開的紙抄清有46頁，約1.3萬字。從1945年春開始，毛澤東在“抄清件”上親自修改，至少參與修改了7次。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澤東把題目從《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改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歷史決議”的題目就此定了下來。他還點明，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做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澤東進一步強調了六大的正確方面，辯證分析了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中央的積極面和錯誤面，並深切懷念了堅強不屈、慷慨就義的同志。他還明確將此前由黨的七大討論“歷史決議”的提法，改為由中國共產黨第七次擴大的中央全體會議討論，以使七大可以集中注意力於當前政策問題，“才真正是團結黨內黨外抗日建國”。

　　毛澤東第二次修改後，排成鉛印稿，分送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劉少奇、任弼時和其他40多位領導征求意見。胡喬木回憶說：“《決議》起草委員會有一段時間工作很緊張，幾乎每天開會，開了幾個月。”

　　第三次修改集中力量敘述從六屆四中全會到五中全會期間“左”傾路線的發展過程及各方面的“左”傾政策帶來的惡果，基本上形成了後來“歷史決議”關於這段歷史敘述的大體格局。毛澤東還在結尾部分加寫了一段話，闡明黨在一個時期犯錯誤是局部現象，黨通過克服缺點、改正錯誤而更加堅強。

　　在接下來的3次修改稿上，除了有毛澤東的修改筆跡，也有其他領導干部少量修改的筆跡。第五稿的亮點是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指出“中國共產黨自從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第六稿匯總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意見，強調了毛澤東的思想和事業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代表，舉起了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又參與了第七次修改。

　　談及“歷史決議”草案的修改時，毛澤東說：“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不是大家提意見，就寫不這樣完備。”

　　在1945年4月15日，又有了第八次修改稿，將原稿結尾部分的兩段話獨立成第七部分，從而形成了稿件的基本結構。也就是說，“歷史決議”稿的總體布局和主體內容，經過反復修改，直至拿到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上討論的前5天，才大體定型。

　　在這次會議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經過表決原則通過，個別意見委托給七大以後的中央去採納修改。博古說：“這個決議是在原則上很嚴格，而在態度上對我們犯錯誤的人是很溫和的。我了解這是給我們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須我們病人自己有覺悟，有決心和信心。”毛澤東發表講話說：“這個文件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面統一起來了。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全黨大多數干部有這種病菌，非進行教育不可。”“過去政治上犯過錯誤的同志現在都改正了，要像決議上說的，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

　　六屆七中全會閉幕後，七大隨即召開。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討論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定繼續由任弼時牽頭組織修改，並提交下次會議最後通過。這次修改增寫了一段對毛澤東思想總的論述，強調了毛澤東在一些重大革命關頭的作用，形成重要表述“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

　　8月5日，“歷史決議”草案最後稿出爐，內容分析和文字表述都更加嚴謹、准確和完善。4天後，這份凝結了全黨智慧的決議在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一致通過，並於8月12日正式印成黨內文件。胡喬木評價說：“用這樣的形式總結歷史經驗不僅是我們黨的建設的一個創舉，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的過程中，毛澤東提議將這份“歷史決議”作為附錄編入，後編入第三卷於1953年4月出版。

　　第一個“歷史決議”共分7個部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是為解決主要問題所做的鋪墊，總結概括黨成立以來24年的歷史，將其劃分為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這3個時期，並回顧總結了前兩個時期的歷史。

　　決議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重點，主要解決批判“左”傾錯誤路線、確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地位的問題。第三部分總結了1927年至1937年黨內發生的“左”、右傾偏向。第四部分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四個方面對“左”傾錯誤進行分析。它首先闡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內容，而把錯誤路線放在與正確路線相比較的過程中展開敘述。第五部分則分析了“左”傾路線產生的小資產階級社會根源。

　　決議的第六、第七部分是結尾，明確克服“左”、右傾思想的政策和策略，強調“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並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斗方向是完全正確的”“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必將使中國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

　　李珍對記者表示：“第一個‘歷史決議’深刻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式結論，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的認識形成一致，增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進一步鞏固毛澤東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准備，有力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

　　“向核心看齊，是通過自我革命得出的經驗結晶”

　　第一個“歷史決議”是一篇綱領性文獻，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就中國革命而言，第一個“歷史決議”為七大的召開奠定了基礎，七大的召開又為此後僅用4年時間就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就新中國的建設而言，正是遵循著第一個“歷史決議”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在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中國沒有照搬蘇聯模式，毛澤東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得到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2021年2月20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以我們黨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准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

　　今天，我們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回望第一個“歷史決議”，其深遠啟示是什麼？

　　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主任熊華源對《環球人物》記者談道：“最重要的啟示就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那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我們就要維護好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長期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

　　王均偉也向記者指出：“作歷史問題的決議，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加強黨的團結。毛澤東曾說，‘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准看齊，向大會基准看齊。’可見，向黨的核心看齊，向黨中央看齊，這是我們黨通過自我革命得出的加強自身建設的規律總結和經驗結晶。”

　　在第一個“歷史決議”形成的過程中，提倡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李珍告訴記者：“第一個‘歷史決議’第一次全面深刻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作了深刻總結，是運用唯物史觀觀察社會歷史的典范。這份決議在把握黨的歷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在科學分析黨在探索中經歷的錯誤和曲折，在科學評價歷史人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都提供了基本遵循。”

　　熊華源還談道，第一份“歷史決議”中沉澱著獨立自主的光輝啟示。“時代不同，國際形勢不同，獨立自主的內涵不斷變化豐富。時移而事易，事易而備變，我們要根據新的國內國際情況，提出新的方針政策，但歸根結底，我們在每個時期都要走好自己的路。”

　　此外，“第一個‘歷史決議’還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自身所犯錯誤的清醒認識和嚴肅態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搞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先例可循。由於經驗不足以及其他原因，黨和黨的領導人難免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甚至嚴重的錯誤。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總結成功的經驗和挫折失敗的教訓，才能夠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從而把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堅持下來並勝利推向前進。這也是一條寶貴的啟示。”李珍說。（朱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