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我們孩子劇團奉國難教育社中共地下黨組織之命撤離上海，輾轉於江蘇北岸，而後來到後方重鎮的武漢。周恩來副主席和長江局委托鄧穎超、孟慶樹和“紅小鬼”吳志堅來漢口培心小學校看望我們，問寒問暖，一個個地撫慰生病的孩子，還送給我們60元錢。這是周副主席、董必武等領導同志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干部、戰士用節省下來的伙食錢，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和治病。當時，孩子們感動得流淚了，大家說，這豈止是60元錢，這是周副主席、是黨給我們送來了關懷和溫暖啊!
    1938年1月30日，周副主席派一輛大卡車把我們接到八路軍辦事處，為我們舉行歡迎茶話會。
    一位“小八路”主持開會並致歡迎詞。葉挺將軍、博古、王明、郭沫若等領導同志都講了話。周副主席在我們熱烈的掌聲中也站起來講話。他滿腔熱情地說：“小朋友們，今天見到你們，我很高興，也很受感動!你們沖破了敵人的封鎖，跑了幾千裡路，吃了不少苦，沿途還做了救亡宣傳工作，終於來到了武漢，真不容易啊!你們年紀雖小，但也是社會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爭中一支小生力軍。眼前的事實，你們的行動，都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隊伍裡教育出來的小戰士，他們的能力是在大集體中得到的﹔而你們這些小朋友的能力是在人們瞧不起的環境中，依靠自己的斗爭鍛煉出來的，是難難可貴的……”
    周副主席勉勵我們之後，又十分殷切地問我們：我送你們“救國、革命、創造”三種精神，你們說好嗎?我們大聲地回答：好!並熱烈地鼓掌。周副主席又高舉手臂對我們說：“你們要一手打倒日本強盜，一手創造新中國!”
    這就是我們在武漢第一次見到的周恩來，他的講話不僅充分肯定我們的抗日宣傳工作，給予我們極大的鼓舞，而且使我們深受教育，更堅定了我們斗爭的勇氣和信心。
    我們在武漢，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演出活動的消息轟動一時。不久，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宣傳部的頭目闖到我們劇團裡來，說陶百川部長(陶是國民黨中央委員，軍委第六部部長)收到軍委第一戰地服務團團長胡夢華從鄭州發來的電報：稟報你們將要離鄭赴漢，請陶部長予以“關照”……陶部長很高興，特委托宣傳部收編你們孩子劇團，今後劇團的宣傳演出和有關活動都要呈報宣傳部批准後才能辦理。我們是來向你們轉告陶部長指示的。很顯然，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圖謀將我們掐在他們手裡，妄圖阻止我們和“八辦”的接觸與交往。我們雖多次應付、周旋、推托，但宣傳部的頭目仍不時前來糾纏，並下達收編的命令，說明天就派車來接我們……
    怎麼辦?這是關系到我們劇團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大家心情沉重，十分焦急。團長吳新稼立刻去找王洞若(國難教育社中共地下黨組書記)、陽翰笙、田漢、杜國庠、郭沫若等文化界老前輩匯報並請示對策。遵照郭老的囑咐，吳新稼去“八辦”向周副主席匯報請示。
    恩來同志說：去石灰窯，不要留在漢口，救亡演劇隊的瞿白音、徐韜都在那裡，可以照顧你們。他還問去石灰窯的輪船幾點鐘開，是否來得及?周副主席說：到了那裡可以適當做一些抗戰宣傳工作，但不要太緊張把孩子們累倒了，要注意安全，把孩子們照顧好，要聽一、二隊(指救亡演劇隊)的安排，他們會幫助你們的。一個月左右，三月底或四月初你再回來一趟，估計那時形勢會有變化，看看情況再說。恩來同志還問有沒有錢買船票，生活費夠不夠用?
    我們劇團在石灰窯期間，周副主席和郭老商量好了：由郭老出面向政治部部長陳誠提出將孩子劇團收編為政治部第三廳管轄下的少年兒童宣傳團體。實際上是為孩子劇團在政治部爭取合法地位並加以保護。
    4月初，我們劇團回到漢口，不久，郭沫若廳長派辛漢文帶著陳誠簽名的“由滬來漢之孩子劇團著由本部收編”的批條，將我們由漢口領進了武昌曇華林第三廳駐地。
    由於周副主席及時的指示和決斷，才使我們劇團得以躲過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魔掌的控制，否則我們劇團恐怕難以逃脫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的強行收編，其前途是不堪設想的。
    我們劇團與周副主席的接觸，並從他的教誨中深深感到，他對問題的思考和處理都是著眼於國家民族利益和抗戰大局。我們在漢口做抗日宣傳工作期間，聽說大後方各地的愛國青年紛紛來到武漢，通過“八辦”將他們送往延安抗日民主根據地。孩子們的心情有些波動，都想去延安。有一天，團裡派張鶯(女)帶小團員吳培尼去“八辦”看望周副主席和鄧穎超同志，目的是向他們匯報孩子們的思想情況和要求。
    當時周副主席正伏案工作，見孩子們前來看望，他便停下工作和張鶯兩人親切地談話並聽取匯報。周副主席說：“你們想去延安，這當然是件好事情。延安是我們黨中央所在地，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就住在延安嘛。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據地，到延安去工作和學習當然很好，你們向往延安，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說到這裡，周副主席將8歲的吳培尼(裴黎)拉到懷裡，撫摸他的頭，並親切耐心地說：“你們是孩子劇團，擅長唱歌、演戲，這是你們做抗日宣傳工作很好的武器，你們要把內地的廣大兒童發動起來，盡可能地把他們組織團結到抗日斗爭中來。兒童也是抗戰的一份力量嘛。”停了一會，周副主席以民主、商討的口氣問張鶯：“我的話是不是有點道理，你的意見呢?”張鶯聽了周副主席的談話十分感動，便回答說，我明白了。周副主席說：“明白就好，回去告訴你們的吳大哥，做好孩子們的思想工作，留在這裡也是戰斗嘛!”周副主席的談話，不僅保護了孩子們的革命熱情，而且根據孩子劇團的特點，給我們指明了工作的重點和方向。
    周副主席對孩子劇團黨的建設十分關心。我們劇團撤離上海時隻有兩個黨員，到了武漢歸屬第三廳以後，劇團日漸發展壯大，那時正值三廳發展黨的組織，周副主席通過王洞若轉告吳新稼：孩子劇團也可以發展嘛。按照恩來同志的指示，我們劇團在王洞若的幫助下先後發展了七名黨員，成立了黨支部。後來又從其它單位轉來三名黨員，孩子劇團入川後，第一隊在川北又發展了一名黨員。從此孩子劇團增強了黨的力量，在第三廳以馮乃超為書記的中共地下黨特別支部領導下，成為組織領導孩子劇團進行抗日宣傳工作以及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斗爭的戰斗堡壘。
周副主席對我們孩子劇團的生活、學習也關懷備至。我們剛搬進武昌曇華林第三廳駐地時，他曾與黃琪翔副部長來看望我們，一間間地巡視我們的宿舍，還叮囑我們說：這裡的蚊子很利害，晚上睡覺要把蚊帳掖好，不要被蚊子咬了。
    在重慶郊區賴家橋，我們與郭老住在一個院子裡。有一天，恰逢周副主席和鄧穎超同志來看望郭老。孩子們都涌到他們身邊。於立群(郭老夫人)建議我們給周副主席和鄧媽媽唱幾首歌。周副主席聽完之後說：《流浪兒》(此歌我們曾在“八辦”歡迎會上唱過)唱得不如以前感動人嘍，要繼續努力啊!他還問我們早晨練不練嗓子，勉勵我們在艱苦的環境裡要好好鍛煉自己，一面做抗日宣傳工作，還要擠時間學點文化，讀點書。他還告誡年齡  大點的孩子不要過早談戀愛，要把精力集中到做好抗日宣傳工作和學習上來。
    郭老為了抗議政治部強迫第三廳的工作人員填表加入國民黨，忿然辭去廳長職務。三廳的進步文化人也紛紛退出第三廳。郭老不當廳長了，我們憂心忡忡，當周副主席講完話之後，我們劇團的團員產玉珍(郁真)問周副主席：周伯伯，郭先生不當三廳廳長了，我們怎麼辦?誰管我們呢?周副主席說：“孩子們，怎麼會沒人管你們哩!郭先生即使離開了你們，我相信他心裡會時常想著你們的。沒人管你們，我們來管，沒人要，我們要嘛。”周副主席的一席話消除了團員們的憂慮，心裡也踏實了。
    有一天，我們劇團的指導員蔡家桂(蔡馥生)向周副主席匯報劇團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情況。周副主席說：“不要把孩子們培養成小大人、小老頭，他們年紀還小，正是長身體的時候，要注意他們的健康和發育，幫助他們搞好文化學習、唱好歌、演好戲，做好抗日宣傳工作就很好嘛。”
孩子劇團被國民黨軍委政治部強迫改組後，南方局安排我和另一名黨員張宗元(張承祖)住進曾家岩50號。一天傍晚，我們正在吃飯，周副主席來到我們面前，他說：這裡的飯菜不好，你們來到這裡就是到了自己的家，可要吃飽肚子啊。他還勉勵我們說，到了延安要好好學習，提高覺悟，將來建設祖國就靠你們年輕人了。
    幾天以後，我們就要搬到化龍橋紅岩村——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候車去延安。曾家岩胡同四周，國民黨反動派都安設了特務據點，監視50號人員的進出和活動。一天早晨，周副主席為了能安全地把我們兩人送往紅岩村，叫我們排成隊，由他打頭，我們走在中間，王梓木和鄧媽媽走在後面，保護我們離開50號，走出小胡同，讓我們坐進小汽車裡，親自護送我們到紅岩村。不久，我們就跟隨周副主席和鄧穎超等領導同志奔赴延安。
    周恩來同志、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對我們孩子劇團的關懷、愛護是無微不至的﹔對我們的扶持和教誨是費盡心血的。周恩來同志崇高而偉大的形象猶如巍峨泰山，永遠屹立在我們的心中!

(作者：許瀚如  機關站離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