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正式開始前，舉行了簡短的開幕儀式，由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婁瑋主持。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在致辭中談到，故宮博物院九十周年院慶，沒有形式上的大操大辦，而是以一系列精彩的展覽和學術活動，以及服務觀眾的新舉措來回饋社會。單院長向與會者擇要闡述了故宮博物院近年來的一系列重要舉措和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包括努力搭建故宮研究院和故宮學院學術平台，將辦公用房遷到紅牆外以擴大開放區域，恢復原狀陳列，開設新的常設展館，全面提升展覽水平，等等。單院長強調，學術研究是展覽的重要支撐。此次“石渠寶笈特展”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這是建立在故宮博物院的學者多年積累的學術成果，以及聯合中央美術學院書畫專家對故宮博物院藏《石渠寶笈》著錄書畫進行詳細清理的基礎上的。故宮博物院成立了書畫研究所，希望通過搭建與國內外書畫專家及研究機構合作、交流的平台，推動學術研究向深入和廣博發展，同時帶動學術後備力量的培養。其後，本次“《石渠寶笈》特展”的學術顧問、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肖燕翼先生作為與會學者的代表發言，充分肯定了舉辦“2015年《石渠寶笈》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重要意義，強調了學術研究成果對觀眾審美趣味的引導作用。 

　　本次會議共有49位代表發言，分二個會場同時進行，發言者事先都作了精心的准備，15分鐘的闡述准確而精彩（外文發言兼翻譯時間為20分鐘），討論氣氛熱烈，提問者尖銳提問和發言者的回答充分體現了學術思辨的精神，評議人的評議簡短、客觀而深刻。 

　　概括而言，本次會議體現了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主題突出。本次研討會緊緊圍繞《石渠寶笈》進行，既包括了《石渠寶笈》的編纂、清宮鑒藏，亦涉及到《石渠寶笈》著錄書畫、碑帖的整理和個案研究，會議主題集中而不失豐富，論文表述精微而不失宏大。眾所周知，《石渠寶笈》是干隆嘉慶內府藏書畫的著錄，由故宮博物院來舉辦以《石渠寶笈》為主題的研討會，可謂是名至實歸。這也是學術界第一次以《石渠寶笈》為主題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必將對中國古代書畫史、鑒藏史的研究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第二，學者陣容強大。本次會議共有64位正式代表參加，其中發言者49，主持兼評議專家13位，部分學者既是發言者，也兼主持和評議。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會議中24位中國港澳台及外籍學者參與，人數超過了所有與會代表的1/3，可見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在海外的影響力。與會學者幾乎涵蓋了收藏、研究中國古代書畫的重要國家、地區和機構。發言、評議的專家中，很多都在書畫、碑帖研究方面有著重要的影響，是鑒定、研究領域的權威。尤其是擔任本次會議評議的專家多為國內外知名學者，如肖燕翼、單國強、單國霖、陳振濂、尹吉男、王耀庭、張弘星、張子寧等，他們在會前認真閱讀了與會者發言的論文，事先作了精心的准備。 

　　第三，成果豐碩。與會專家基本上都提前提交了論文全文，秘書組也印制了論文集，資料翔實，准備充分而規范。經過兩天、13場的發言、討論和評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推動了《石渠寶笈》及相關書畫、碑帖的研究。 

　　本次會議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依靠傳統目鑒和文獻考證相結合，在鑒定研究上取得了新的進展。 

　　代筆是書畫鑒定中的難題，傅申依靠多年的實戰經驗和大量材料的分析，發現了《石渠寶笈》的編纂者梁詩正為弘歷寶親王時期代筆的事實。肖燕翼通過題詩與文獻著錄的校對，以及鈐印、本體筆墨的研究，發現故宮藏倪瓚《古木竹石圖》和上博藏倪瓚《汀樹遙岑圖》俱為偽作。王連起以文獻著錄版本的考證為契機，通過文獻的考證和實物比對，否認《晉文公復國圖》的作者為李唐，以及題為宋高宗御筆，認為該圖應是宋高宗朝院畫家的作品。凌利中考證出釋祖銘《行書贈蔡霞外》系從上博藏李升《澱湖送別圖》中割出，以及弗利爾美術館藏王淵《木芙蓉圖》與故宮藏《水墨牡丹圖》、大英博物館藏《梔子花圖》原應為一卷，並進一步確定了圖像的真偽及創作年代。 

　　印章也對書畫鑒定也有著重要的作用，此次會議有部分論文專門討論用印問題。王耀庭將傳世書畫上所見南宋內府帝後用印逐一進行分析比對並分析其真偽，牛克誠對紹興御府印的不同表現形態及特征進行了深入分析，趙晶對明初“典禮紀察司印”的演變及使用期限作了細致嚴謹的考察。 

　　2、在材料的搜集、整理上有新的進步。 

　　一是通過新的資料的發現、梳理，推動了傳統研究課題的新進展。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是故宮博物院的重要藏品，該圖一直是國內外藝術史界研究的熱點。余輝在論證現存《清明上河圖》畫幅完整的基礎上，著重對卷後諸家跋文進行了考釋，發現遺失的邵寶跋文對解讀該畫的創作動機有重要的價值，為該畫隱含的“社會危機說”提供了新的證據。章宏偉通過對向敏中一族在宋代繁衍遷徙，尤其是吳興向氏的考證，認為《向氏評論圖畫記》成書於張著跋文之前，與南遷後吳興向氏的“畫目二大籍”沒有交集。衣若芬根據現存於朝鮮的三個完整版本還原了《北京八景詩集》的原貌，認為胡廣等十三位永樂詞臣題詠《北京八景》並非都是出於實景體驗，而清宮舊藏本《北京八景圖》也並非王紱所作的實景畫，而是參照王紱詩作繪制出來的作品或摹本。張震大量的分析了干隆在書畫上的題跋，以畫禪室為切入點探討干隆內府的繪畫品賞趣味。董建中通過《樂善堂全集》、《樂善堂全集定本》、《石渠寶笈》三重文本的細致比較，得出《石渠寶笈》的文本編纂直接來源於畫作的結論。吳敢、田藝珉對《石渠寶笈》著錄、整理《詩經圖》和建立學詩堂進行了詳細的梳理，並在此基礎上試圖探討背後的政治動機。 

　　二是通過博物館藏中國繪畫及《石渠寶笈》著錄作品的系統梳理，公布了大量新的資料。圍繞會議主題，不少學者利用自身便利的條件，對海內外博物館等藏《石渠寶笈》著錄的作品、研究現狀提出了細致的分析，給學術界提供了許多新的研究材料。如艾德玄、劉晞儀、馬麟、史明理分別對檀香山藝術博物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清宮舊藏繪畫收藏的歷史和現狀的研究，司徒元杰、郭丹對香港地區、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石渠著錄書畫的整理和研究。王祎則對清宮舊藏碑帖文物進行了詳盡的梳理。通過這些學者的貢獻，我們對《石渠寶笈》著錄作品及清宮舊藏書畫碑帖現存狀況得到一個較以往更為清晰的整體了解，為進一步的整理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三是此前關注較少的碑帖、紙品等，取得了新的進展和突破。施安昌分析了干隆對石鼓文持久特殊的興趣，尹一梅對康熙御筆《步虛詞》拓本的出現背景、文物價值進行了詳盡的考察，許國平厘清了懋勤殿本《淳化閣帖》是石渠著錄本等學術疑問，秦明分析了《孔穎達碑》的流傳過程，何碧琪對《麻姑仙壇記》諸版本進行了細致嚴謹的考證，朱賽虹對《石渠寶笈》著錄的紙品進行了詳盡的統計和分析，等等。 

　　3、新視角拓展了研究視野。 

　　一是中國學者從新的角度審視傳統的藝術史課題，獲得新的啟示。《石渠寶笈》並不僅僅是清冊賬目，從中亦可見清內府書畫鑒定、收藏理念，陳韻如從《石渠》著錄宋徽宗書畫入手，探討了干隆本人對藝術家皇帝宋徽宗的態度，曹星原從政府樹立文化權威的角度討論了《石渠寶笈》編纂的目的。盧素芬關注了一批原在《石渠寶笈》打入冷宮的“次等”之作躍升為“國寶”的現象。我們通常比較關注書畫作品是如何進入干隆御府，而較少關注干隆時期御府的書畫如何散佚出去。吳雪杉從金代李山《風雪杉鬆圖》上的干隆題詩及清內府鑒藏印入手，討論干隆重華宮茶宴聯句及賜畫的現象，並在此基礎上考證了清內府用印制度的轉變。《五馬圖》學界一般認為是李公麟紀實性的畫作，黃小峰對好頭赤、照夜白的題跋及滿川花像是否為原配提出質疑，通過《宋會要輯稿》中朝貢的記載與畫面題記進行比對，否認《五馬圖》是紀實性的作品，認為圖像是出於想象，題記文字是出於虛構。 

　　二是西方學者從中西交流的視野進行的新觀察。胡素馨選取了《弘歷洗象圖》、《是一是二圖》、玉粹齋嬰戲圖貼落及倦勤齋通景畫四幅干隆時期的繪畫，從想象身份、形象、空間三個層次，對干隆時期視覺文化——“折射”進行了探討，其研究勾勒出了歐洲繪畫技法及觀念對清代宮廷繪畫的影響。張弘星認為《石渠寶笈》著錄作品以貯藏地點為次序，其著錄方式、收藏理念有可能受到歐洲收藏傳統和空間定位象記術的啟發。 

　　發言的論文很多，上述總結隻是挂一漏萬。總的來說，本次會議的論文無論在拓展鑒定研究方法、披露新資料，還是提出新視角上，都取得了矚目的成績。 

　　閉幕式由故宮博物院書畫部主任曾君主持，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婁瑋對本次會議作學術總結。除概括、評價本次會議所取得的學術成果外，婁瑋強調，本次研討會更重要的收獲，可能是會上、會下，學者間相互討論、問難，碰撞、激發出的學術火花，這將在未來引發大家更多的思考和探索，有可能會引出更多的學術成果。並指出了會議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如年輕學者雖然在逐步成長，但是進步的空間仍然很大，尤其是在書畫鑒定經驗和實證上面，需要向前輩們學習的東西還很多。同時提出，博物館收藏的書畫作品，是中國古代書畫研究最主要、最直接的研究對象。故宮博物院是收藏中國古代書畫作品最多、質量最高的博物館，同時從本次會議的發言、評論可以看出，故宮博物院的學者在整體上，尤其是老專家在書畫研究中仍然有著重要的作用，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基於這樣的藏品和專家優勢，故宮博物院一以貫之地願意以開放的姿態，與中外學者們不斷加強交流、合作，不斷拓展中國古代書畫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