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研究在京舉辦了“新文旅視野下中國紀錄片發展現狀與趨勢”研討會。

會議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所長丁亞平研究員主持。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要負責人韓子勇、中國旅游研究院院長戴斌等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北京大學教授、媒介傳播研究專家陸地，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鐘大豐，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張宗偉，《人民日報》海外版文藝部主任劉瓊，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理論部主任、研究員趙彤，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電影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左衡，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陳剛，浙江傳媒學院電視藝術學院副教授、紀錄片導演潘志琪，紀錄片《茶界中國》策劃人安宇、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趙衛防，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研究員秦喜清、許婧及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後劉斐等參加會議並發言。

韓子勇在講話中提到，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對新文旅視野下的中國紀錄片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的觀察和探討，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紀錄片是衡量一個國家和社會人文發展的重要尺度。在當下互聯網時代，紀錄片的傳播手段和方式越來越豐富，紀錄片的地位不斷上升，紀錄片因自身擁有的真實性、思想性和直觀性而有著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紀錄片。紀錄時代的變化，用影像為中國精神、中國形象、中國故事紀錄、塑形。中國紀錄片要始終以人為本，直指人心，要為時代存照。連綿不絕的悠久的歷史文化為我們積累了海量的人文資源，40年的社會巨變吸引世界的目光，這一切為紀錄片的創作與傳播提供廣闊空間。我們的生活比虛構的故事更加精彩，隻要我們以誠懇、扎實、富於韌性和耐心的態度去紀錄，就能夠做出很好的成績。

與會專家圍繞“紀錄片對旅游產業的推廣和文化提升”、“新時代語境下紀錄片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中國紀錄片的創作現狀、問題及對策”“跨媒介融合語境下，當下國產紀錄片的傳播渠道”等議題進行探討。

針對“紀錄片對旅游產業的推廣和文化提升”的議題，戴斌以“文化的家國情懷，旅游的人間煙火”為題，從旅游市場的發展建構的角度，談及了當下中國紀錄片的文化建設與文化導向問題。戴斌通過對“十一黃金周”及2017年全年的旅游數據統計分析，認為當下旅游已成為大眾廣泛參與的文化生活方式，與此同時，旅游市場中的游客也呈現出了十分活躍的主體話語權，消費需求的多樣化意味著需要更加高質量的文化產品予以滿足。趙彤認為，今天的民眾旅游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人們不再疲於奔波，而是在以家庭化為單位的深度游、分散游。在這種旅游方式的過程中，對景物、食物產生新的體驗感受。新的社會生活方式、民眾生活方式在影響、改變著我們的紀錄片創作，特別是非宣教類紀錄片的敘事手法。秦喜清認為，新文旅紀錄片是三個概念。第一，紀錄片到底靠文還是靠旅？涉及跨界就有重心。兩者關系是直接融合：紀錄片為旅游服務，重點在"旅"，屬於宣傳片范疇。間接融合：特別是《舌尖上的中國1》，目的不是推動地方旅游。為了促動紀錄片的發展，要以間接融合為主。第二，當下帶有宣傳營銷性質的紀錄片，類型較粗俗，應該跟旅游活動融合程度更深，產品要細分下沉。第三，涉及影像和旅游產業的互動問題，紀錄片要與真正人的旅游體驗相吻合。

針對“中國紀錄片的創作現狀、問題及對策”的議題，鐘大豐認為，在新文旅視野下談紀錄片，實際上所討論的是某些類型的紀錄片創作。每一部紀錄片的鏡頭背後都存在一個主體，因此，主觀對於對象的認識，是紀錄片的核心。我們所記錄的對象如何讓觀眾認同，又如何參與到旅游的文化活動之中，這是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而在文化旅游視野下，紀錄片的制作目的和它的觀眾預期與觀眾需求的針對性，是拍攝一個紀錄片的基本出發點。陸地在發言中談到，中國紀錄片應該進入全新的發展樣態中，題材多樣、類型豐富、成本降低、渠道增多等優勢都為紀錄片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潘志琪從紀錄片導演的創作經歷，談到了新文旅視野下紀錄片創作的幾個方面：第一，專題片跟紀錄片的區別，是產品營銷和文化創作的區別。專題片可以跟宣傳、文旅去結合的特別好，因為它是單向式的，但與紀錄片創作並非如此。第二，人文類的紀錄片，在新文旅視野背景下，應該強調它的文化屬性，發揮文化層面的作用。第三，杭州的西湖國際紀錄片節，能很好的去推動或者去提高這個城市的一種綜合素質或者文化品位，無形中帶動了旅游。第四，紀錄片是跟世界的對話，人文紀錄片永遠都是講人和情感的故事，情感可以跨越文化，可以利用於文化領域的開發。

針對“新時代語境下紀錄片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議題，張宗偉教授認為，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回顧這四十年來中國紀錄片的發展，特別是人文地理類的紀錄片，就像是在翻看國家的相冊。進入到新時代以後，紀錄片的生產和傳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創作手法上，在吸收世界主要紀錄片制作模式的基礎上，凝練出中國特色。紀錄片是時間的藝術，需要創作者長時間的跟拍與文化積澱才可能拍出好的作品。劉瓊認為，在國家層面的交往互動中，藝術與民間溝通非常重要，文化藝術在溝通領域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此情境中，紀錄片是最好的方式。向世界介紹什麼、傳播什麼是需要思考的問題？從創作的角度而言，第一個可以是自然風光、自然遺產﹔第二個可以是各種風俗民情、人文生活與文化遺產，從人類學的角度如何講述，中華文化的歷史觀，要講究講述方式、講述方法。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制造已經吸引世界，但如何讓中國的文化吸引世界。包括歷史的文化、當代的文化，如何講述出來，紀錄什麼樣的中國，向世界介紹與傳播什麼，這是需要思考和面對的問題。趙衛防認為，紀錄片遵循的原則是紀實，同時要遵循紀錄片的人物。但近年對搬演敘事和演繹美學的應用，忽略了真實原則。《二十二》、《我在故宮修文物》《生門》等影片，在紀實美學中客觀地表現紀錄對象。導演用克制的制作深入觀眾的靈魂，使他們進行深入思考。反觀一些影片失去客觀視角，設計明顯的台詞及剪輯，削弱紀錄片最為本質的真實性。

有關“跨媒介融合語境下，當下國產紀錄片的傳播渠道”的議題，左衡認為，就旅游影像的載體而言，大概有三個主體式的載體。第一個是大銀幕，近幾年中國旅游業，通過以劇情影片的方式推動旅游的發展﹔第二個是電視，現在最紅火的幾部與旅游相關的紀錄片都是在電視上播出的﹔第三個，手機移動自媒體，手機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作者”。這三類主體相互之間是存在著一種互動的，大銀幕可以確定美學標准，並把美學標准輻射到手機自媒體中，使移動自媒體的拍攝能夠讓電影、電視捕捉到現實的動向和發生的事件。陳剛認為，由於新媒體環境的變化，跨媒介傳播給紀錄片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渠道，紀錄片的創作方式越來越多元化，同時紀錄片的創作也需要根據不同媒體的特性進行敘述方式和語言方式的轉變。當下，紀錄片的傳統工業體系或者產業模式發生變化，這是新媒體反推紀錄片產業的結果，但就整體而言，中國紀錄片工業體系仍然沒有真正的完善。劉斐認為，紀錄片通過電影和電視媒介的傳播渠道、呈現樣式、訴諸對象不同，具有各自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