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至19日，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中国翻译协会和北京语言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暨国家语言与翻译能力建设高级研修班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该活动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覆盖语种最全、文化内容最丰富的一次语言与翻译专业的盛会。近百名中外专家、学者和翻译工作者，以及近400名研修会员参加，展示出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人才发展的力量和前景。本报特摘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张爱平：“造桥人”面临更光荣使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65年间，对外文化工作经历了光辉、难忘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关心和领导下，对外文化工作通过介绍中华优秀文化以此展示新中国和平友好的形象，发挥了对外文化工作开路先锋的作用，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奠定了基础。

　　今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5周年。伴随着国家前进的步伐，对外文化工作不断加快速度、拓展空间，其领域已拓展到教育、广电、新闻、出版等各个方面，工作形式包括专业合作、学术研究、论坛展会、艺术展演、文化贸易和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等。各相关中央和政府部门、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积极投入到对外文化工作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部在我国100多个驻外使领馆文化处组的基础上，目前已建成并投入运营15个中国文化中心，到2020年前一共将建设50个中国文化中心，将继续为中国和世界热爱文化、关心文化交流的人们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好的服务。

　　今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国对外文化工作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将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些成果将通过中外翻译专家、学者之手及时传播到世界各国。同时，更多外国优秀成果将被引进、消化和吸收。

　　实现中外思想文化的互通、互鉴、互融，语言和翻译是不可少的桥梁。作为中外交流与合作的“造桥人”，大家将面临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和使命，因此，举办“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研修班尤显及时和必要。

文化部前副部长、中国翻译协会名誉理事刘德有 

　　刘德有：翻译是走出去的第一关 

　　要在国际交流的大舞台上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精彩纷呈，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化文明成果，第一关就是翻译关。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而且是不同思维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

　　翻译既然是为我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大战略铺路搭桥，就需要培育一大批合格的翻译人才。我想，今天开办的翻译高级研修班，其宗旨和目的也在于此。

　　最近几年由于我国的外语教育有很大增强，现在能使用外语的人越来越多，翻译能力与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与我国对外交流合作及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需要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除了受国际欢迎的中华翻译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缺少外，更为重要的是缺乏人才。我们除了需要多一些博古通今、中外贯通、学养深厚的顶级人物，更需要大批具有进行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再创作能力的高端专业人才，特别是小语种人才奇缺的现象，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秘书长王刚毅 

　　王刚毅：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 

　　作为全国最大的对外传播新闻出版机构，中国外文局拥有9个语种、数百名翻译人才，每年出版数百种图书和数百本杂志。

　　中国翻译协会于1991年专门成立了对外传播翻译委员会，定期召开翻译研讨会，对我国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新词汇、新表述的翻译进行认真探讨。研究成果在一些网站和中国翻译杂志发布，为提高对外传播的翻译质量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目前，对外译介工作还相对滞后，不能满足我国日益扩大的对外交流的要求。能够胜任国际传播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和能够被国外受众接受的高质量翻译作品的匮乏，是制约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因素。提高对外文化翻译的水平，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展示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家实力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中外合作交流、促进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要素。

　　翻译工作者应该做到融通中外，不能局限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自说自话，而要用传播对象读得懂、愿意听、能接受的话语表述和方式，使中国文化被世界人民了解和接受。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加大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力度，提高对外文化翻译质量，此次研修班即为一次有益尝试。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 

　　崔希亮：一如既往地培养语言人才 

　　北京语言大学建校50多年来，培养了约16万名精通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的学生。文化传播不仅要精通本国文化，还要精通外国的文化，所以学校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开设了复语专业。此外，还成立了高级翻译学院、汉学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所、中国周边语言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等。

　　文化的翻译传播离不开语言，北京语言大学在培养语言人才方面将一如既往地努力。现在，每年有将近1万人次、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留学生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这些学生是我们的培养对象，很多人将来会成为我们翻译队伍的重要力量和资源。我们还在海外承办了18所孔子学院，帮助海外国家建设中文系，如埃及首都开罗有170多名学生学习中文，70多位副教授、讲师是我们的校友。目前，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国正在筹办中国大学，需要我们派遣既懂中文又懂外语的老师，与当地的教授合作，一起翻译中国和他国的古典文献。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美国设立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美分社，出版汉语教材、中文工具书，传播中国文化，实现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

外交部翻译室前主任陈明明 

　　陈明明：做翻译要有创新思维 

　　本次研修班探讨加强翻译能力建设、克服文化障碍，非常重要。我想提三点建议。

　　一是给予翻译更大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文件等内容，翻译没有选择，空间是很小的。应该尽可能多地给予翻译更大的空间，比如在起草时就考虑到对象是外国人，尽量调整思维，同时给翻译留一点余地，不要求逐字翻译，应在保持准确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二是要与时俱进，淘汰一些过时的、不合时宜的、会造成文化障碍的表达方法。做翻译也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要敢于克服自己多年来不好的地方。

　　最后一点，要有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思维。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思维是创新型的、跳跃型的，很多理念甚至是颠覆型的。做翻译也要敢于上进，敢于突破常规，否则将跟不上步伐。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闫成胜 

　　闫成胜：翻译让影视产品增值 

　　用国际语言讲解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制度和理念，是我们每天都在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加强内容出口、提高传播实效是重中之重。

　　打造内容品牌产品。目前，我们用8种语言翻译了70多部影视剧，其中一些已在亚洲、非洲、北美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海外销售额创100多亿美元。最近，《中国好歌曲》节目与英国独立电视公司签署了海外销售协议，这是外国知名媒体首次从中国引进节目制作模式并进行国际发行，标志着中国影视节目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加强翻译工作，让作品增值。影视作品与文学翻译不同，除了文字翻译外，还需要运用配音艺术、语言技术等，在静止的翻译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使人物更生动、更丰满、更立体。

　　政府引导与商业运作相结合，做好国际市场推广。近年来，我们一直探讨创新思维，培育多元主体，支持和鼓励各级企业积极参与影视走出去，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影视出口的重要力量。同时，发挥政府的主导和统筹作用，筹建中国影视节目海外联盟，推动实施影视合作工程，通过建立合作机制，推动更多优秀影视节目在海外播出。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副主任杨庆存 

　　杨庆存：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 

　　一是紧扣中国主题来选择资助项目。一方面，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推选出体现国家学术水平的标志性研究成果，确保成果出得去、立得住、传得开。另一方面，精心组织遴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学术著作和高水平的翻译和出版发行团队，集中推动学术论述的外译，让更多优秀成果走向世界。

　　二是加强学术出版信息的收集分析，这是提高学术外译、科学化水平的基础。目前，我们对相关信息的了解还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比如，关于国外读者的关注热点和阅读习惯、国外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规律、国外汉学家的译介成果不多，在研究方面存在短板。

　　三是从战略层面规划学术成果，译界形成传播合力。要从中国在全球发展的战略高度规划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发展，推动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实践互动，着力实现外语成果在海外落地生根。

　　四是为培养高水平的外语人才队伍搭建平台。利用国家社科基金的学术项目，努力为培养高水平的外译人才队伍创造条件、提供便利，特别是注重培养优秀中青年人才。类似本次高级研修班的学术交流平台，无疑也是培养和发现优秀外语学术人才的好途径。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 

　　范军：提升中国图书国际地位 

　　自2003年我国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版权贸易逆差从2003年的15：1缩小到2012年的1.91：1。与2002年相比，2012年我国对美、加、英、法、德五个传统发达国家输出图书版权总量增长近122倍，达到2213项。2012年出版物实物出口金额为9400万美元，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些成绩的取得，译介在其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选材方面更具时代感。一批反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梦主题的外版图书纷纷走向海外，有效带动了中国图书国际地位的提升。

　　在受众方面更具针对性。如，《狼图腾》、《于丹〈论语〉心得》、《兄弟》、《山楂树之恋》等在境内畅销的文学作品的国际版权成为国际出版界热购的对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已有109种作品版权输出到多个国家。这些高质量、有感染力的翻译作品，能够注重境外受众与我国政治文化的差异，增强了主流渠道认可度和主流人群认知度。

　　在扶持方面更具引导力。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支持引导中国图书走出去，强调加强译介工作。2011年和2012年又相继出台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和《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这些文件都有针对性地对出版译介工作提出了支持引导的政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欧拉美地区广播中心主任杨磊 

　　杨磊：用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式传播 

　　汉语与世界各国语言差异明显，表达方式不同，如何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个桥梁发挥更好的作用，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在表达方式上强调国际化，注重运用国际社会理解、接受的方式介绍中国。一是根据国际受众的思维习惯、接受方式、信息需求来设计节目的形态；二是通过第三视角的表达解读中国的内涵；三是借用国际惯例和规则，对中国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

　　在表达手段上注重母语传播。母语传播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拉近感情，缩短距离。过去，我们有28个专业节目，其中收获最大的是小语种。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小语种的覆盖面虽然小一些，但是可以精准传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我们扩大了语种，成为全球使用语言最多的国际媒体，我们的受众反馈总量也随之翻了数倍。在非洲播出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就使用了当地的配音，结果产生了轰动效应，使中国电视剧一举走进了非洲。

新华社音视频部副主任陆小华 

　　陆小华：移动互联时代的媒体变革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内容生产方式的重构。在今天，内容生产者面临着三联并进的局面：第一类是专业传媒组织，依然是格局中的主流；第二类是受众提供的内容；第三类是利用社交平台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第二个趋势是再专业化。以马航航班失联事件为例，在微博、微信等平台上，各个方面的专家提供各式各样的分析角度，这些内容比一般记者提供的报道专业化程度更高，迫使媒体走向再专业化，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

　　第三个趋势是再组织化。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全产业链的竞争，传统媒体往往趋向于把组织内部分成更小的单元，通过小单元制作来寻求整体的适应性。一个小单元如果失败了不影响组织的生存，而小单元如果成功了，会给整体带来很强的竞争力。

　　第四个趋势是再服务化。在我看来，媒体即使优化内容提供方式和便利水平，也会提供更多的服务性产品，以新的方式获取收益。

　　第五个趋势是高匹配度。关键是匹配，核心要素是便利性匹配和超细分匹配。便利性指的是服务提供方式与人们在移动状态下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相匹配；超细分指的是更进一步明确人们的内心需求与方式需求，才能实现有效匹配。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周洪波 

　　周洪波：文化传播可分“三步走”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分三个步骤走。第一步是“走出去”，让文化产品走到海外去。第二步是“走进去”，走进外国人的生活当中去。第三步是“走上去”，走到海外的精英阶层去。

　　我们在第一步“走出去”上取得了一些成绩。眼下，接着要“走进去”，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挑战之一，目前外国人对故宫、京剧等很感兴趣，但这仅仅是一种好奇，还远远没有上升到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和认同上。挑战之二，中华文化在外国人看来难以理解，有的甚至不可思议。如何整合具有中华特色的文化，并使其转化成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全球资源，这是个难题。第三个挑战是要把中华文化用地道的外语传播出去。

　　实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走上去”，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比如，与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英文版第一卷和第二卷，由德方指定汉学家作为中方主编，把原有的中方母版根据外国的需求做了全面的改造和重写，再选择英语出身、既有翻译经验又懂专业的人担任翻译，最后由德方邀请外国专家做盲审。该书在海外受到热烈欢迎。

　　（本版文字由郑苒根据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均未经发言者审核，图片由樊炜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