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源，来自广东省广州市桥德兴小学四年级，11岁，是一位文静的小姑娘，说话间隙常用上牙咬着下唇。

　　田新哲，就读于浙江省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小学四年级，11岁，活泼阳光、落落大方，是一位吵着闹着要参加合唱团的小姑娘。

　　张世豪，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沈家寨小学四年级学生，11岁，有些内敛，交谈时，他总是用“是”“不是”之类的短句回答，小手还不停地扯着衣角。

　　8月7日至9日，3位身处异地的同龄小朋友在浙江嘉兴相会，与近1600名小朋友一同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少儿合唱盛会——第六届中国少年儿童合唱节。

　　相约：36支合唱团同台

　　“我以前报过不少兴趣班，很多上过几次课就不想去了，但是我比较喜欢合唱团，因为这里的姐姐们都很照顾我，一到周末，我就想来团里排练。”施源说。

　　第一次随团出省演出，施源很开心，也并不为登台演出而紧张，“把它当成平时排练就好”。

　　田新哲所在的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水囡囡合唱团被安排在第二场进行演出。演出完，她说：“一点也不紧张，很满意我们今天的表现。”

　　田新哲已学习钢琴6年，但她自己更喜欢合唱，“因为和同学们在一起很开心，老师也很和蔼。”对于孩子选择合唱，田新哲的父母刚开始极力反对，觉得合唱体现不出个人成绩，但田新哲哭着闹着非要进入合唱团，父母也只好同意。

　　相比于施源和田新哲的学艺经历，张世豪则显得有些“单薄”。张世豪老家在安徽，父母在西宁售卖水果，自己也因此在西宁就学。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张世豪之前从未学习过音乐，所以在发音练习时觉得很难，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

　　跨越2000多公里的地理距离，行程耗时30多个小时，对于这次远行，张世豪的父母倒没有太多期望，只是一再嘱咐张世豪注意安全。

　　8月8日至9日，嘉兴大剧院内，施源、田新哲、张世豪和其他36支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同台展演，为观众展现童声合唱的魅力。

　　舞台上，孩子们带来的既有歌唱家乡和祖国的曲目，如《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又有别具地域色彩的民歌，如山东民歌《沂蒙山歌》；既有国外的合唱经典曲目，如《大熊星座的传说》，又有国内的优秀原创曲目，如《乡村孩子看大戏》。

　　另外，组委会还为参赛合唱团推荐了45首反映抗战题材和“中国梦”主题的曲目，并得到多个合唱团队选用，如《歌唱二小放牛郎》、《坐上高铁去北京》、《五月的鲜花》等。

　　除了在舞台交流切磋合唱艺术外，8月8日晚，孩子们还走进社区、广场与当地群众一起演出，用美妙的童声感染观众、推广合唱艺术。

　　变化：更注重交流切磋

　　连续参加两届中国少儿合唱节，中国合唱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李培智感觉这一届参赛队伍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很多团队，一听他们演唱，就知道平时一直在坚持排练，有科学的训练方法，而且选的作品和演唱方法特别适合少儿合唱的特点，能表达孩子们的心声”。

　　“舞台上，孩子们都在努力地表现作品中蕴含的内容，有的团队能够达到很高水准，但也有的团队不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平时排练不够，也可能是上台紧张，有些拘束。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心声。”李培智说。

　　“这次合唱节，我觉得最可贵的是更注重技艺的交流切磋。”中国合唱协会顾问萧白认为，在艺术领域，评价指标是难以量化的，艺术过分强化比赛，就会变成一种功利，以往有的比赛就暴露出很多负面问题。

　　“我们不否认比赛的重要性。的确，比赛可以促进活动，活动可以促进发展，但是对于提高技艺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我们把合唱节改为交流模式，就是为了学习和鉴别。暴露出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什么问题，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帮助大家真正有所提高。合唱节必须要转到关注合唱的本体和价值本身上来。”

　　与孩子们朝夕相处多年，并带领他们走南闯北，福建省厦门市松柏中小学“深海蓝”联合合唱团指挥徐欣有许多感触，而让他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舞台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

　　“让孩子们经历掌声和鲜花，经历这样高级别合唱节的洗礼，他们能够增强信心，在生活中也会更为自信，由此带来的效果是难以估量的。” 徐欣说，因为合唱节有名额限制，团长便主动放弃，就是为多给一名孩子演出的机会。

　　虽然训练和走场时，徐欣可以穿着“超人”的外衣，试图制造相对愉悦的气氛，以此调动孩子们的情绪和状态，但他对于孩子们登台表演的要求很高。演出结束后，徐欣让孩子们站列在嘉兴大剧院外，表情严肃地一一指出孩子们演唱不到位之处。徐欣希望孩子们能在合唱节这样的平台上得到历练。

　　之前在中学教音乐，搞校园合唱团，后调入广州市番禺区星海青少年宫星儿合唱团当指挥，秦伟已在合唱领域执棒多年。她认为，参与合唱节，让孩子们得到历练是合唱团发展的良好选择。

　　“说真的，参与各种赛事，我自己很累，内心里我是不太想参加这么多演出。但是，这种历练对于一个合唱团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磨炼对他们的一生很有帮助。”秦伟说。

　　“来了之后，我才发现，从实力方面，我们确实没法和很多省的代表团比。我们就想带孩子们出来长长见识，他们几乎没出来过，更没有机会登上这样的舞台。”青海省“小土豆”农民工子女合唱团团长谢晓燕说。让她惋惜的是，因为费用问题，几个孩子没能来嘉兴。“由于经费有限，只能让家长负担交通费，几个孩子就是因为这1000多元的花销而被迫放弃参演机会。”

　　思索：如何推而广之

　　“从心灵出发，必将到达彼心深处。”这是贝多芬对合唱艺术做的经典概括。具体到少儿合唱，李培智认为，少儿合唱艺术可以培养孩子间的凝聚力，提升他们的艺术修养和道德品质。

　　如何在国内最大范围地推广少儿合唱，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接触并学习合唱，这成为不少合唱老师、专家学者以及公共文化机构思索的问题。

　　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合唱在少儿群体的普及和推广存在很强的地域差异，呈现出极不均衡的态势：东部城市的孩子接触合唱的几率及合唱水准明显要高于中西部的孩子。

　　为了给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的少年儿童提供学习合唱的机会，当地的公共文化机构做了许多努力。参加本届少儿合唱节的银川市文化馆小燕子合唱团、青海省“小土豆”农民工子女合唱团便是其中的例子。

　　闭幕式汇报演出中，银川市文化馆小燕子合唱团的孩子们身着民族服饰，为观众献上《高高山》，令人眼前一亮。银川市文化馆小燕子合唱团成立多年，曾在第一届少年儿童合唱节中获得过小云雀杯。

　　相较而言，“小土豆”农民工子女合唱团的现状不容乐观。

　　去年，西宁市城中区沈家寨小学校长谢晓燕与西宁市城中区文化馆馆长黄海霞的一次对话，促成了“小土豆”农民工子女合唱团的诞生。

　　“我们学校一共有500多个孩子，60%来自农民工家庭。孩子的家庭条件以及我们学校的硬件和经费都十分有限。所以，我就和黄海霞商量，能不能让文化馆帮我们组织个合唱团。

　　于是，青海省“小土豆”农民工子女合唱团成立了，谢晓燕担任团长，西宁市城中区文化馆选派专业合唱老师张庆明担任指挥，训练场地就在沈家寨小学。

　　“为了准备合唱节，暑假期间，我每天都在为孩子们培训。虽然我们的演唱水平和其他代表团相比差得比较远，但是我们也想让孩子们在这样的舞台上展示自我，让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别的合唱团的水平。”张庆明说。

　　“小土豆”农民工子女合唱团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谢晓燕说，现在团里十分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经费，“这次合唱节，孩子们穿的演出服都是由城中区文化馆出钱定做的”。

　　得知“小土豆”农民工子女合唱团的境况，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吴灵芬很难过，“我知道他们都是打工子弟的孩子，很不容易，我很同情，恨不得自己现在放弃工作去青海教他们。”

　　除了是否有专业老师指导、经费是否充裕外，少儿合唱艺术的推广与家长的认知、队伍的梯队建设、地区的文化氛围也密切相关。

　　2006年，广州市番禺区星海青少年宫就有了少儿合唱班，而后在其基础之上成立了星儿合唱团。合唱团虽然成立了，但招收和稳定团员成了大问题。

　　“做合唱很不容易，不像独唱、舞蹈那样立竿见影，成效往往是摸不着的。很多家长不理解合唱艺术，更想让孩子表现个人，更愿意让孩子学习独唱。所以，我们早期的生源很不稳定，很多孩子是走马观花。” 广州市番禺区星海青少年宫星儿合唱团团长陈敏回忆。

　　为了克服困难，陈敏和同事们想了很多办法，不断让孩子们参赛，不断给他们打造演出平台，让孩子们长见识。期间，家长和孩子们对合唱的理解也得以逐步转变，星海青少年宫星儿合唱团才逐渐稳定下来，并逐步发展为如今的30多个班，拥有1000多位学员。

　　星海青少年宫星儿合唱团现实行奖学金制度，管理非常严格。“按照团队级别不同，我们有相应的奖学金。比如，我们的演出团分A团和B团，如果孩子能考取我们最好的A团，可以全免学费。孩子入团后，我们实行淘汰制，如果考核达不到标准，就会被淘汰。”陈敏说，以前是我们担心孩子不来学，现在是家长和孩子担心被淘汰。

　　从合唱艺术的长远发展来看，徐欣认为必须要从小抓起，抓得越早越有成效，而且要有梯队建设。“北京、上海、广东的很多少儿合唱团都有强大的梯队建设，这样才能保证合唱团的水准和延续性。”

　　少儿合唱的推广和普及与当地的文化氛围紧密相关。以本届少儿合唱节的举办地嘉兴市南湖区为例，在当地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努力下，南湖区目前共有合唱团166支，其中儿童合唱团体33支，区内所有的中小学校都有自己的合唱团。

　　“我们的合唱团员都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上来的，形成了年龄层的梯队。为了提高合唱团的整体水平，我们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小学合唱比赛。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学生合唱团参加区内外的合唱交流活动。”嘉兴市南湖区副区长周静说，今后，南湖区还设想组建一支全区性的学生精品合唱团，以提升该区少儿合唱艺术的整体水平。

　　本版撰文：陈径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