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珍贵的照片
发布时间：2008-05-30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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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离退休干部局
信息来源： 2008-05-30
今年三月五日，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我翻开保存几十年的相册，看到那两张我与周总理的合影，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文化大革命中，我多次被下放农村，从山西、黑龙江北大荒到湖南、江西，多次搬家，以后又多次出国。50年来，我始终珍藏着这两张照片，就像珍藏着一片圣洁的土地。我们53届外交学院毕业班是外交学院最幸运的班级，因为这个班是唯一在总理任外交部长期间接见并合影的毕业班。1957年夏，听说总理要来学院，而且要接见毕业班学生代表，我和田文庄同学各自代表国际关系专业与国际法专业班到学院小会议室去见周总理。会议室不大，已经有20来人，因为是夏天，那时还没有空调，四周的窗户全开着。很多同学都想见总理，每个窗户外面都挤满了同学，保卫部的同志大概怕不安全，想去关窗户，总理立即阻止说：“房间小，在外面听我们谈话也很好么!”总理是从不怕群众的。
周总理一一问了各班学生代表的姓名、家庭出身后，主要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还说他自己也需要思想改造。他说出身不能改，思想是可以改的。还提到专修班康岱莎同学，说她父亲是四川大地主，她不是表现很好吗?
接见学生代表后，毕业班拍照。同学们在院中台阶上一排排地先站好，我与孙维聪两个女同学个子最高，站在前排正中。这时总理正朝前排正中走过来，我和维聪不约而同地向后退，总理却说：“站着不要动了”。他站在我和维聪之间拍下了这张纪念照，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总理。
毕业后就到外交部西欧司工作，当时总理还兼任外交部长，每个月都到部里东楼楼上会议室作一次国际形势的报告。他那时虽年近60，但看上去非常年轻，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始终站着，直到1958年他不再兼任外交部长。
记得当时外交部的办公楼是国务院各部委中最旧的一个，除东楼楼下礼宾处主管的几个会见外国使节的客厅还像点样，其他司的办公室都很破旧，西楼楼上的西欧司和亚洲司办公室的地板一走路就会响、会颤。在石家庄地震时，地震局曾来测过此房，才知此楼已超过40年安全期。不仅是办公楼，宿舍也是最简陋的，多数工作人员住筒子楼或部内的工字楼，只能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厨房。听到下面同志反映意见时，总理说：“我任外交部长，外交部工作人员待遇就不能特殊，否则其他部怎么办。”直到60年代，外交部才在建国门一带盖了几幢六层的单元楼宿舍，才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但除非人口很多的家庭，一般三居室或两居室的套间都是两家合住。
1964年，中国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我正在西欧司法国处任主管副处长。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第一次拜会总理时，张锡昌同志任翻译，我记录。我们两人到西华厅会客室不久，总理就轻快地走进来了，见到我们还问姓名、籍贯，以及在那里学的法文。当总理听到我们俩人祖籍都是浙江绍兴时，就开玩笑说：“怎么绍兴人都去学法文了?”法国大使进来时，总理还把我二人姓名介绍给法国大使。谈话中看得出总理对这次会见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会见时间很久，谈了很多问题。那时外交部会见外宾时，还没有专职人员速记，多半是主管业务的同志靠自己发明的中文和外文速写和符号赶着记下，回去再根据记忆整理出来。往往一个小时的谈话要三个小时才能整理出来。好在对谈话的政策背景较熟悉，加上周总理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组成很严谨的句子，逻辑性极强，上下通顺，出口已成章，只要跟上节奏就不会失落重要的内容。那时总理虽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仍然精神焕发，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根本不像66岁的老年人。
再有机会近距离见到总理时，已是9年之后文革后期，总理历经了精神折磨并经过了数次大手术。1973年9月，西德内务部长(后来任外交部长)根舍和夫人访华。我在国家体委欧美处主持工作，担任陪同。得知总理要接见西德客人，我非常激动。九年没有靠近总理了。我在文革期间下放干校多年，只能在大字报上看到造反派围攻时总理的讲话以及听到总理多次住院手术的消息，我时刻耽心着总理的安危与健康。那天总理与外宾握手后，又与中方工作人员一一握手，我见到总理两肩削瘦，面色苍白，心中一阵酸楚，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会见后总理和西德代表团八人及中方陪见七人站两排合影。这是我第二张珍藏照片。
这次与总理见面后，1974年国庆节是总理亲自出席的最后一次国庆宴会。我有幸参加，但只能在远处和到会的中、外来宾一起焦急地伸着脖子望着大厅入口处，大家都在猜周总理还能不能来?正在这时灯光齐聚入口处，周总理缓步走进来了，大家欢呼起来，接着是热烈的掌声，那来自各国各界人士发自内心的关爱、尊敬、兴奋、宽慰，掌声经久不息。一年多之后，1976年1月8日传来惊动世人的噩耗——周总理离我们而去了。一代伟人满载着世人对他的爱戴与尊敬乘风而去，却把无限的哀伤与思念留给了大地。在他老人家诞辰110周年之际，人们会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因为他是位“为人民服务的总理。”
(作者:孙 兰 车公庄站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