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名鼎鼎的于右任先生，我早有耳闻。后来，从同事和好友谢德萍那里听到不少有关他的故事，更使我对于先生产生了崇敬之情和浓厚的兴趣。1997和2000年，我曾两次带领艺术团体赴台湾访演，先后共4个多月。期间，每到一地总要寻访他的踪迹，打听他的遗闻趣事，从而对这位蓄着浓密修长白胡须的美髯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要职。据说当时在众多的国民党高官中，他与共产党人最亲近、最同情平民百姓，因此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西北佬。他在监察院长任上一干就是34年，被称为“监察院之父”，不知是否与他质朴耿直的西北汉子性格有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他本想留在大陆，但却被蒋介石挟持到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长一职。1964年在台北病逝，终年86岁。
    于老先生是生于清末乱世的孤儿，西北黄土高坡上的牧羊童，青年时期成为激进的爱国诗人。26岁那年，在清廷陕甘总督严令通缉下，“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从故乡三原逃到南京，在明太祖陵前立下推翻清廷的大志。他的革命生涯是从新闻工作开始的，辛亥革命初期先后创办了《民呼》、《民吁》、《民立》诸报纸，大声疾呼，言辞激烈，立论犀利，不畏牢狱之苦，高喊着“中国万岁”、“民主万岁”，冲锋陷阵，新闻界、政界评价他的贡献“笔胜十万磨剑”，称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记者”，可见影响之大。
    民国初年群雄并起，政局瞬息万变，政治势力分合无常。特别是地处偏远又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大西北，更是错综复杂。于是孙中山先生便请西北人民精神领袖于右任出山，临危受命，先后两次入陕督导靖国军。于右任先生在他的老家三原成立靖国军总司令部，并亲自出任总司令。绿林出身的杨虎城将军就是他忠诚的得力战将。但由于全国革命总局势的失利和一些将领沙场成仁或叛离，时运不济，踌躇满志的革命元老，黯然结束了靖国军长达五年的志业，逃到上海与经历了广州陈炯明叛变而来到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会合了。
    客观地讲，于先生毕竟是文臣而非武将。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他一生最辉煌、对中华民族文化贡献最大的该是他的书法艺术，特别是无与伦比的草书。他生长于文化底蕴深厚的三秦大地，特别是他的家乡三原一带，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帝王诸侯陵寝多不胜数，历代留下大量碑文篆刻，为酷爱文物书法的他寻访碑文、收藏碑石与拓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西安碑林博物馆里，至今还收藏着于老先生于1936年捐献的历代380块石碑和墓志，其中不少是镇馆之宝。他在寻访、收藏碑石碑文拓本过程中，深得碑书的精髓，不断欣赏临摹，最终获得“草圣”的美名。中国书体有篆、隶、楷、草多种，其中最能发挥书法家个性特色、最能表现书法艺术之美者，当属草书。但草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许多书家过于强调美术价值而远离了实用性，使草书形体多变而无法辨认，造成学习、欣赏、交流的困难，严重危及草书的存续。针对这种乱象，于右任先生根据“易识、易学、准确、美观”的原则，将草书做系统的分析归纳，创制“标准草书”，使中国草书文字标准化、规范化，辨认和书写更加得心应手，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也奠定了他书坛的地位。
    于右任书法气势豪迈，为人泱泱大度，仰慕而前来求字者非常多，他亦不分亲疏，尽量有求必应。当时名山古刹、书肆馆店、墓志匾额，到处留下他的墨宝，每年海内外求字者多达三千。本该一字千金，但他却分文不取。正因为这样，他一生布衣粗食，每日三餐不改拉面大饼，不置私产，临终前两袖清风。据说在他死后幕僚们打开他的保险箱，惊讶地发现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财宝，除了一支钢笔、数方印章和几本日记外，就是为儿子留学美国而向银行贷的四万元账单及平日向副官借的数万元账单，另有他结发妻子亲手为他做的布鞋布袜。一生高官，著名书法家、社会活动家的于右任先生，临终前竟只有这些遗物，人们无不凄然，顿生敬佩景仰之情。
    访台期间，台湾朋友告诉我，于老先生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他经常因缺钱而不肯去住医院，或者往往病未愈就提前出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钱已用干，可指天为誓”。他曾对副官说：“我很穷，没有钱，这间病房一天多少钱?太贵了我付不起，还是出院回家吧”。副官看他病情严重，只好隐瞒真情，以“最优惠”为由把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费说成“只有100元”，他才安心地住下去。
对于老先生来说，经济生活上的困难还可忍受，而晚年思乡心切、精神上的痛苦却无法排遣。当时海峡两岸正处在战争状态，炮声隆隆，人员往来隔绝，邮路不通，亲朋好友间渺无音讯。一位对故乡怀有深厚感情的86岁老人，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日夜思念的祖国大陆不能返，三秦故地不能回，落叶不能归根，只好企望埋葬于异乡高山之上隔海望故乡了。他绝望悲伤至极，“只有痛哭”。他临终前的遗诗曰：
    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三、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三首自挽哀歌，将死之音，亦悲亦壮!古诗曰“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这种至死不忘祖国大陆、不忘三秦大地的朴素而揪心的思乡情怀，谁能不为之动容落泪!于老先生死后，治丧委员会依照他的遗愿，将遗体葬在台北地区最高峰七星山面向大陆西北的山坡上。一代革命元勋、飞扬激越的诗人、以草书入圣的大书法家，就这样凄凉地长眠于祖国宝岛台湾地下了。
为了表彰他一生的丰功伟绩，永久纪念这位民族精英，国民党当局于1965年于先生逝世二周年之际，为他铸造了一尊真人般的铜像，矗立在台北市仁爱路一个高高的基座上。不料多年后时局变化，政权更替，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掌了台北市大权，陈水扁当上市长，一上任便疯狂地推行去蒋化、去中国化政策，强行关闭了蒋介石台北故居，撤走护院警卫和员工；将埋葬着上千名国民党“荣誉军人”的墓园强行迁出台北市；矗立于“总统府”与市政府中轴线上的于右任铜像也未能幸免，因政治色彩太浓，当局于1997年底以妨碍交通为名强行拆除。丧失政权的国民党无可奈何，只好将铜像转移到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即孙中山纪念馆内碑林里重新安置。我当时正好在台湾访问，听到不少这方面消息，游览国父纪念馆时看到了这尊铜像。没有高大的基座了，于老先生手拄拐杖，脚踏实地，站立在花木丛中。浓密修长的胡须飘在胸前，气宇轩昂，栩栩如生，活像寺庙里一尊神仙。这里倒是环境肃穆清静，绿树葱郁，鸟语花香。虽系“寄人篱下”，但作为辛亥革命的先驱、中山先生的追随者，能与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终身为伴，我想于老先生若九泉有知，该会捋髯颔首而笑。

(作者:宋天仪  中国对外演出公司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