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我们孩子剧团奉国难教育社中共地下党组织之命撤离上海，辗转于江苏北岸，而后来到后方重镇的武汉。周恩来副主席和长江局委托邓颖超、孟庆树和“红小鬼”吴志坚来汉口培心小学校看望我们，问寒问暖，一个个地抚慰生病的孩子，还送给我们60元钱。这是周副主席、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干部、战士用节省下来的伙食钱，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和治病。当时，孩子们感动得流泪了，大家说，这岂止是60元钱，这是周副主席、是党给我们送来了关怀和温暖啊!
    1938年1月30日，周副主席派一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到八路军办事处，为我们举行欢迎茶话会。
    一位“小八路”主持开会并致欢迎词。叶挺将军、博古、王明、郭沫若等领导同志都讲了话。周副主席在我们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来讲话。他满腔热情地说：“小朋友们，今天见到你们，我很高兴，也很受感动!你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跑了几千里路，吃了不少苦，沿途还做了救亡宣传工作，终于来到了武汉，真不容易啊!你们年纪虽小，但也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一支小生力军。眼前的事实，你们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队伍里教育出来的小战士，他们的能力是在大集体中得到的；而你们这些小朋友的能力是在人们瞧不起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斗争锻炼出来的，是难难可贵的……”
    周副主席勉励我们之后，又十分殷切地问我们：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你们说好吗?我们大声地回答：好!并热烈地鼓掌。周副主席又高举手臂对我们说：“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这就是我们在武汉第一次见到的周恩来，他的讲话不仅充分肯定我们的抗日宣传工作，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而且使我们深受教育，更坚定了我们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我们在武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演出活动的消息轰动一时。不久，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的头目闯到我们剧团里来，说陶百川部长(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军委第六部部长)收到军委第一战地服务团团长胡梦华从郑州发来的电报：禀报你们将要离郑赴汉，请陶部长予以“关照”……陶部长很高兴，特委托宣传部收编你们孩子剧团，今后剧团的宣传演出和有关活动都要呈报宣传部批准后才能办理。我们是来向你们转告陶部长指示的。很显然，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图谋将我们掐在他们手里，妄图阻止我们和“八办”的接触与交往。我们虽多次应付、周旋、推托，但宣传部的头目仍不时前来纠缠，并下达收编的命令，说明天就派车来接我们……
    怎么办?这是关系到我们剧团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大家心情沉重，十分焦急。团长吴新稼立刻去找王洞若(国难教育社中共地下党组书记)、阳翰笙、田汉、杜国庠、郭沫若等文化界老前辈汇报并请示对策。遵照郭老的嘱咐，吴新稼去“八办”向周副主席汇报请示。
    恩来同志说：去石灰窑，不要留在汉口，救亡演剧队的瞿白音、徐韬都在那里，可以照顾你们。他还问去石灰窑的轮船几点钟开，是否来得及?周副主席说：到了那里可以适当做一些抗战宣传工作，但不要太紧张把孩子们累倒了，要注意安全，把孩子们照顾好，要听一、二队(指救亡演剧队)的安排，他们会帮助你们的。一个月左右，三月底或四月初你再回来一趟，估计那时形势会有变化，看看情况再说。恩来同志还问有没有钱买船票，生活费够不够用?
    我们剧团在石灰窑期间，周副主席和郭老商量好了：由郭老出面向政治部部长陈诚提出将孩子剧团收编为政治部第三厅管辖下的少年儿童宣传团体。实际上是为孩子剧团在政治部争取合法地位并加以保护。
    4月初，我们剧团回到汉口，不久，郭沫若厅长派辛汉文带着陈诚签名的“由沪来汉之孩子剧团着由本部收编”的批条，将我们由汉口领进了武昌昙华林第三厅驻地。
    由于周副主席及时的指示和决断，才使我们剧团得以躲过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魔掌的控制，否则我们剧团恐怕难以逃脱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的强行收编，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剧团与周副主席的接触，并从他的教诲中深深感到，他对问题的思考和处理都是着眼于国家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我们在汉口做抗日宣传工作期间，听说大后方各地的爱国青年纷纷来到武汉，通过“八办”将他们送往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孩子们的心情有些波动，都想去延安。有一天，团里派张莺(女)带小团员吴培尼去“八办”看望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目的是向他们汇报孩子们的思想情况和要求。
    当时周副主席正伏案工作，见孩子们前来看望，他便停下工作和张莺两人亲切地谈话并听取汇报。周副主席说：“你们想去延安，这当然是件好事情。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就住在延安嘛。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到延安去工作和学习当然很好，你们向往延安，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说到这里，周副主席将8岁的吴培尼(裴黎)拉到怀里，抚摸他的头，并亲切耐心地说：“你们是孩子剧团，擅长唱歌、演戏，这是你们做抗日宣传工作很好的武器，你们要把内地的广大儿童发动起来，尽可能地把他们组织团结到抗日斗争中来。儿童也是抗战的一份力量嘛。”停了一会，周副主席以民主、商讨的口气问张莺：“我的话是不是有点道理，你的意见呢?”张莺听了周副主席的谈话十分感动，便回答说，我明白了。周副主席说：“明白就好，回去告诉你们的吴大哥，做好孩子们的思想工作，留在这里也是战斗嘛!”周副主席的谈话，不仅保护了孩子们的革命热情，而且根据孩子剧团的特点，给我们指明了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周副主席对孩子剧团党的建设十分关心。我们剧团撤离上海时只有两个党员，到了武汉归属第三厅以后，剧团日渐发展壮大，那时正值三厅发展党的组织，周副主席通过王洞若转告吴新稼：孩子剧团也可以发展嘛。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剧团在王洞若的帮助下先后发展了七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后来又从其它单位转来三名党员，孩子剧团入川后，第一队在川北又发展了一名党员。从此孩子剧团增强了党的力量，在第三厅以冯乃超为书记的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领导下，成为组织领导孩子剧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以及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战斗堡垒。
周副主席对我们孩子剧团的生活、学习也关怀备至。我们刚搬进武昌昙华林第三厅驻地时，他曾与黄琪翔副部长来看望我们，一间间地巡视我们的宿舍，还叮嘱我们说：这里的蚊子很利害，晚上睡觉要把蚊帐掖好，不要被蚊子咬了。
    在重庆郊区赖家桥，我们与郭老住在一个院子里。有一天，恰逢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来看望郭老。孩子们都涌到他们身边。于立群(郭老夫人)建议我们给周副主席和邓妈妈唱几首歌。周副主席听完之后说：《流浪儿》(此歌我们曾在“八办”欢迎会上唱过)唱得不如以前感动人喽，要继续努力啊!他还问我们早晨练不练嗓子，勉励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要好好锻炼自己，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还要挤时间学点文化，读点书。他还告诫年龄  大点的孩子不要过早谈恋爱，要把精力集中到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和学习上来。
    郭老为了抗议政治部强迫第三厅的工作人员填表加入国民党，忿然辞去厅长职务。三厅的进步文化人也纷纷退出第三厅。郭老不当厅长了，我们忧心忡忡，当周副主席讲完话之后，我们剧团的团员产玉珍(郁真)问周副主席：周伯伯，郭先生不当三厅厅长了，我们怎么办?谁管我们呢?周副主席说：“孩子们，怎么会没人管你们哩!郭先生即使离开了你们，我相信他心里会时常想着你们的。没人管你们，我们来管，没人要，我们要嘛。”周副主席的一席话消除了团员们的忧虑，心里也踏实了。
    有一天，我们剧团的指导员蔡家桂(蔡馥生)向周副主席汇报剧团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周副主席说：“不要把孩子们培养成小大人、小老头，他们年纪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注意他们的健康和发育，帮助他们搞好文化学习、唱好歌、演好戏，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就很好嘛。”
孩子剧团被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强迫改组后，南方局安排我和另一名党员张宗元(张承祖)住进曾家岩50号。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饭，周副主席来到我们面前，他说：这里的饭菜不好，你们来到这里就是到了自己的家，可要吃饱肚子啊。他还勉励我们说，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将来建设祖国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到化龙桥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候车去延安。曾家岩胡同四周，国民党反动派都安设了特务据点，监视50号人员的进出和活动。一天早晨，周副主席为了能安全地把我们两人送往红岩村，叫我们排成队，由他打头，我们走在中间，王梓木和邓妈妈走在后面，保护我们离开50号，走出小胡同，让我们坐进小汽车里，亲自护送我们到红岩村。不久，我们就跟随周副主席和邓颖超等领导同志奔赴延安。
    周恩来同志、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孩子剧团的关怀、爱护是无微不至的；对我们的扶持和教诲是费尽心血的。周恩来同志崇高而伟大的形象犹如巍峨泰山，永远屹立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许瀚如  机关站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