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尊与两位美国友人
舒 暲

　　  欧阳山尊同志有两位特殊的美国友人。

  第一位是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卡尔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杰出的指挥官，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他1927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看到中国人民艰苦朴实，忍辱负重，即产生了同情心，开始勤奋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进一步与中国人民实际接触，了解中国人民，从而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1937年7月，作为美国海军的情报官，他第三次来中国，担任美国驻华海军武官，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他登陆上海，目睹了淞沪抗战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后来听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许多英雄事迹，他要求到我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去考察。1937年12月中旬，他第一次太行山八路军战区之行是作家周立波作为翻译陪同的，他们在一起旅行生活了52天，步行或骑马，经过西安、潼关、临汾，到达山西南部的洪洞县境高公村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左权、任弼时等八路军将领，了解到了许多情况。后来他们还到了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坪，受到聂荣臻司令员、彭真同志和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1938年2月28日回到武汉，他向美国政府报告了见闻，并公开发表了旅行观感。

　 1938年5月卡尔逊第二次到敌后根据地，主要目的是考察抗日群众运动和国共合作的实况。他首先到了延安，停留了10天，受到毛泽东、张闻天的接见。据作家刘白羽同志回忆，5月初的一个春寒料峭深夜，毛泽东派一名警卫员提着马灯把他叫到凤凰山下的住处，问他：“你不是要求到敌后打游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敌后去，你愿不愿意陪他去？”刘白羽立即回答：“愿意。”毛说：“那你就组织5个人的一个小班子，其中有一个会说英语的给他做翻译。”刘白羽向当时的文联领导报告了情况，于是5个人的陪同队伍就形成了。会讲英语的是欧阳山尊，其他3人是汪洋、林山和金肇野。行前，毛泽东还在一张长而大的白宣纸上，向“八路军各路将领”开了“路条”，介绍他们这一行人，临时起了个名字，叫“抗日文艺工作团”。

　  卡尔逊在自己的日记中对5个小伙子有描述：“刘（白羽），小组长，很有思想，稳重自持，能约束自己，举止文雅，心很细，对人循循善诱，5个人中最不表现自己的一个；欧阳（山尊），能说英语，很敏锐，容易冲动，但很有人缘，人很聪明，也很有才华；金（肇野），记者，是个铁腕人物，很有耐性和意志，他常热烈地为弱小的人打抱不平；林（山），诗人，少言寡语，有点怪脾气，不太合群，独来独往，不跟大家在一起，不出头露面；汪（洋），摄影师，最无所谓，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很天真，缺乏思考，没有主意，有时好像无所适从。我和大家在一起工作愉快，大家不分阶层权势和年龄大小一律平等。”

　  他们5月14日在延安做出发准备，8月6日在郑州火车站分别，历时85天，一路跨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五个省，行程3000多公里，两次穿过日本人控制的铁道同蒲路和津蒲路，两旁碉堡林立，壕沟阻隔，是在“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紧张气氛中悄悄地通过的。有时他们是冒着敌人的弹火硝烟，在炮声轰隆、火光冲天的情况下冲过日军封锁线。虽然有游击队为他们保驾护航，但他们几人总是性命相依，生死与共，一路沿黄河河套进入晋西北。在岚县，卡尔逊又一次会见贺龙和肖克；在晋察冀，又见到了聂荣臻、彭真等同志。在南宫与徐向前、宋任穷会见后，又与邓小平在雨中长谈，讨论了国际政治。邓小平告诉他美国把战争物资卖给侵略国家，当时卡尔逊不相信，后来他才知道了美国确实把大量废铁出售给日本，日本用来制造枪炮炸弹，吞噬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为此，卡尔逊极为痛心，又羞愧。

　  旅途既艰苦而危险，但又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山尊在6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从下阳武出发后，天已慢慢黑下来，大家都不说话，只听见牲口蹄子碰着石头的声音。天上有云，把大部分的星星都盖着了。经过了很多村子，有高大的门楼和许多树木，看来至少以前是很富足的。离敌人的防线越来越近了，已经听到原平的炮声和崞县的机关枪声。”

  他们在艰难惊险的旅途中，相处非常和谐，很有风趣，每到一地，都各施所长，作调查，写报导，编剧，组织群众，作宣传，摄影，大家都有收获。

　 在行军途中，欧阳山尊有个好习惯，坚持写日记，记述了他们旅行的经历，虽然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山尊仍保留着这份记录，成了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1996年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举办纪念卡尔逊诞辰一百周年时，辽宁人民出版社将这本《战地日记》纳入《中国之友卡尔逊》一书中发表。日记中非常生动地记述了他们与卡尔逊在一起徒步行军，经历艰难险阻，出生入死，与农民一起吃粗茶淡饭，一起在土炕上休息的故事，在这中间也建立了真挚牢固的友谊。

　  6月10日，他们在岢岚向群众作演讲，在雨中讲了一个多小时。山尊记述，大家都认为这是卡尔逊出发后最佳的一次演讲，群众都非常热烈兴奋。讲话的大意是：“朋友们和同志们，先感谢你们在这样的大雨中来听我讲话。昨天，当我在岢岚时，在北门外的阳光下面，看见了你们一次很伟大的集合，我已经感到，你们的这种精神是说明对这次抗战的决心。今天在这瓢泼大雨中，我又见到你们热烈地集合了，这使我更相信你们抗战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

　  6月下旬，他们到了五台，卡尔逊几个月前到过五台，回武汉后发表过他的访问感想，日本曾将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也引起国民党的注意，甚至蒋介石亲自问他，为什么五台的群众抗日情绪反比外面高？卡尔逊答，因为大家认识到，除了团结抗日，民众无法自存；还有就是太原撤退后，留在这地区的都是有作为的、进步的人。蒋介石听后无地自容。卡尔逊这是第二次到五台，受到聂荣臻同志的特别关照，与他深入详细地谈了该地区情况。

  7月9日，他们到了任丘，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他们在距任丘十公里的青塔村司令部见到了黄敬政委和吕正操将军。10日，卡尔逊和吕正操司令谈话，内容完全讲的是军事。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去阅兵，有四百多人队伍，非常整齐。阅兵完毕，马上赴群众大会，有五六千人参加。卡尔逊演讲，山尊为他翻译，喉咙都喊哑了，后来请了供给部长熊大正（燕京大学助教）来代替他翻译。晚饭后，他们又去看政治部火线剧社演的戏，都是自己编的剧本，非常通俗，演得也很好，很受老百姓和战士的欢迎。

  到五台后，聂荣臻同志曾告诉他们，毛主席有信，允许他留下这个文艺工作组的几个人在五台工作，因为当地感人的故事很多，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开初大家都想留下，后来商量结果，山尊作为翻译是绝对不能离开卡尔逊的，其他几个人也不想久留，最后仅金肇野同志留下了。

  8月6日，他们与卡尔逊在郑州告别。山尊这一天的日记写道：“饭后我陪卡尔逊往华美医院去取他的行李赴车站，大家都在送他。姜渭阳与他同行。卡尔逊要我向毛主席、林伯渠、洛甫、马海德等致意。临行依依，他拉着我的手谈了好久，很想让我陪他到武汉。我说：‘我完成了任务，必须和小组回延安，反正我们还会见到的。’他将随身带的毛毯给我，说：‘你会用得着的。’我们彼此眼睛都湿了。汽笛声中，他跨上了火车，在窗口向我们挥手作别，我们也一面向他挥手，一面唱起他爱听的《游击队之歌》。”

  欧阳山尊、刘白羽、汪洋等五位同志和这位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在华北敌后，同生死共患难，生活了85天，由此建立了深情珍贵的友谊。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与卡尔逊这一别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1940年卡尔逊又来到中国，与路易·艾黎一起从事工业合作社运动。他曾经任过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罗斯福很信任他，1937年至1941年间他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将在华见闻写信直接向他报告。

  由于他直言不讳，引起了美国海军部中保守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的不满，受到各方面的压制，他无法在军中工作，于是他于1938年底向海军提出辞职，以便不受束缚地自由讲话和写作。他回国后，除积极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到处游说，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外，还写出了《中国的军队》和《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再次得到任命，重返海军陆战队。遵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他按照八路军的模式，组织起了一支突击营，罗斯福派了他的儿子吉米·罗斯福参加了这支游击队，卡尔逊也动员他的儿子参加了这支游击队。他采用八路军游击作战的战略和战术，袭击日军占领的岛屿，歼灭了大批日本法西斯强盗，先后在太平洋突袭梅金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中获得了鼓舞人心的胜利，为太平洋上的抗日作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建立了卓越功勋，获海军十字勋章。日本投降后，他组织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在争取美国实行对华外交政策方面作出了贡献。

　 1947年4月，卡尔逊在病榻上看到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兴奋地说：“老天爷作证，共产党人在一年左右时间肯定会控制全中国。”他的远见卓识再次得到证实，但很遗憾，他未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于1947年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溘然长逝，享年51岁。

　 欧阳山尊的第二位美国朋友是查尔斯·格罗斯曼。1946年，当卡尔逊在俄勒冈病危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介绍年轻的医生查尔斯·格罗斯曼负责医治卡尔逊，同时，他带去了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问候。他说：“罗伯逊叫我来看你来了。”卡尔逊立刻和他紧紧握手，因为这位黑人歌王是卡尔逊的挚友。格罗斯曼一心想把卡尔逊治好，但他终无回天之术，未能从死神那里将卡尔逊拉回来，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敌视中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在国内大搞麦卡锡主义，对一切与我友好的人士进行迫害。直到进入70年代，尼克松访华，两国开始恢复关系，有着传统友谊的两国人民才有机会交往。为纪念逐渐被人忘却的伟大公民埃文思·卡尔逊，格罗斯曼大夫于1974年在波特兰成立了“埃文思·卡尔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社”，一是纪念他心中崇拜的伟人，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位英雄的事迹，二是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他和夫人弗洛斯蒂自1974年起，每年以“卡尔逊之友”名义组团访问中国，在美中人民之间传播卡尔逊的事迹，促进美中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带团来中国时，也广交中国朋友，特别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同行，同时在波特兰接待我国许多访美团组和个人。

  在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一书的扉页上有一张卡尔逊拍摄的老照片，是1938年与他一起访问游击队区的五个小伙子的照片，书中还有很多对这五个人的描写。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格罗斯曼一直打听这五个人的下落。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对外友协的协助下，1986年，刘白羽、欧阳山尊、汪洋终于出现在格罗斯曼面前（林山已经逝世，金肇野重病在床），青春不再，当年的小伙子已经都是七旬左右的老人。刘白羽对那次会见感慨地写道：“谁知半个世纪之后，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生活，生活是充满多少偶然的机遇呀！1986年，一个瘦长身材、白发盈额的美国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就是查尔斯·格罗斯曼医生。”对这个奇遇，欧阳山尊他们说，“格罗斯曼不单是一位医生，一位中国人的好朋友，也是一位考古学家，是他把我们像古物一样从生活的土壤里发掘出来了。”

　 于是，1988年，格罗斯曼就以“埃文思·卡尔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社”的名义，请他们三位到美国去出席卡尔逊遍历华北游击区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欧阳山尊和刘白羽、汪洋同志飞越太平洋，第一站是卡尔逊最后退居生活的地方——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格罗斯曼自己驾车，首先带他们到一个雪山深谷之中，参观卡尔逊当年的故居。卡尔逊坚持真理与正义，继承了华盛顿、林肯的传统，高风亮节，锵锵风范，维护美利坚纯洁的圣灵。他不与美国政府向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同流合污，混迹官场，而采取了退隐山林的做法。他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最后的岁月。这座淡绿色的寓所，成年累月，风吹日晒，已经陈旧斑驳，但仍铮铮而立，挺现出主人的骨气。旁边是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河，象征着卡尔逊的精神仍喘喘不息，向前奔流。当年手里拿着个烟斗，吹着口琴，唱着《游击队之歌》的一位高大的美国人是否会走出来欢迎他们呢？英雄不再，历史犹存，中美人民的友谊正开花结果。

  卡尔逊的遗孀蓓姬·埃尔伍德那时仍健在，就住在附近，格罗斯曼带着他们去看望了她。他们到达时，蓓姬已在门口等候，她已头发花白，深居简出，见到中国客人，特别是当年卡尔逊的朋友，格外兴奋，向中国客人滔滔不绝地讲述卡尔逊的生活往事。欧阳山尊还记得她说的一个故事。卡尔逊在塞班岛负伤住院，罗斯福专门到医院来看望他，问他：“伤好后你愿意做什么？”卡尔逊答：“我要退休，到乡村生活。”罗斯福说：“我也想跟你一样，退休乡间，不过，我希望战后你继续到中国去做你的工作。”谁都没有料到，一周后罗斯福总统逝世了，两年后卡尔逊也溘然辞世了。蓓姬告诉他们：“卡尔逊是个很坚强的人，由于他如实说了中共的话，就被美国一些人攻击为共产党，他听了，只置之一笑，不放在心上。他热爱生活，十分幽默。”

  他们到华盛顿，在波多马克河畔的阿灵顿公墓，拜谒了卡尔逊公墓，山尊深深地三鞠躬，将一束红白兰的鲜花敬献在墓前。一时涌在眼前的是有着一双碧蓝眼睛、聪颖机智的眼神，善于深沉思考的高大形象。刘白羽代表他们三人讲话：“我们是50年前生死与共的朋友，50年之后我们来到你的墓地表达我们怀念之情，我们可以告慰你的神灵，你的希望已经实现了，卡尔逊精神将永留人间。”在纽约，《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采访了他们。1988年3月15日该报用大版篇幅发表了欧阳山尊和刘白羽等人的讲话。

  以后几年，每年格罗斯曼都来中国一两次，每次都要与山尊、刘白羽、汪洋聚会，吴蔚然大夫和马海德大夫的遗孀苏菲也参加。他们有时就在涮羊肉的小饭馆吃饭，亲如一家，毫无拘束。

  1995年，“卡尔逊中国之友社”在俄勒冈举行卡尔逊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格罗斯曼大夫又一次邀请三位老朋友前去参加，但最后只有身体结实、精力旺盛的欧阳山尊和夫人徐静媛同志去了，应邀去参加活动的还有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派出的一个艺术家小组。山尊不只是戏剧导演，还是一位很能表演的艺术家，他参加了在波特兰的天主教大学、克拉克学院、里德学院、克利弗兰中学威拉麦特大学的演出，有时台下的人也激情相应，使人想起卡尔逊传奇的一生，曾经与卡尔逊有过交往的几位老战友，更是按耐不住自己的感情，纷纷跑上前来与山尊拥抱。

  印第安纳州曼西大学历史系教授菲利斯·齐默尔是一位研究卡尔逊将军的学者，她特地赶来采访欧阳山尊。山尊生动地向她讲述了50年前与卡尔逊一道在华北游击区旅行的动人故事。

  格罗斯曼大夫每年都组团来华，出版通讯，宣传介绍中国情况，做了不少工作。格罗斯曼大夫也慢慢进入耄耋之年，年龄使这位老人力不从心，得力的老伴弗洛斯蒂又先走了一步，使他没有精力再做组团的工作。他将20多年组团访华取得的成果编辑成为一本书：《埃文思·卡尔逊的传世友情》。欧阳山尊收到这本书非常珍惜，认真地阅读，每一页都记述着这位老朋友为中美人民间传播的深情厚谊。

  卡尔逊还有后代，他的孙女凯伦·洛文一家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凯伦为研究她祖父，几次来华作调查，她是带着探索奥秘的思想来的，特别是要了解到底是些什么事使她祖父心灵上感染那么深，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她重蹈祖父曾走过的道路，访问了与他祖父有过交往的人，包括百岁老人吕正操将军。她问吕正操将军：“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时抓住了我祖父的心。”吕将军告诉她：“卡尔逊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是一个有崇高道德和坚强意志的人，他愿意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去帮助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他对中国人民有同情心，是个很真情直率的人。”她回国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里的人民快乐幸福，仁慈厚道，有坚强的意志和豪爽的性格。我发现那里的人民谦虚朴实，对人友好，对我们国家很好奇；我发现那里的人民尊重朋友，世世代代如此。”

  每次她凯伦·洛文来，都要到欧阳山尊家拜会，都要带来卡尔逊当年的照片或纪念品送给山尊和其他朋友。

  2006年10月，美国南卡大学托马斯·库珀图书馆、南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卡尔逊家属在南卡举行纪念卡尔逊诞辰110周年活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派代表团出席。格罗斯曼也从俄勒冈飞到南卡出席纪念活动。汪洋和刘白羽两位老人也已先后辞世，只剩下欧阳山尊了，卡尔逊的家属热情邀请欧阳山尊去，特别是格罗斯曼大夫希望他能够一道出席这次活动，他是唯一一位陪同过卡尔逊的老朋友了，可是山尊也已年逾九旬，吃不消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只好抱歉谢绝了。他写了一封贺词，请友研会的代表团带去，在纪念会上宣读。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汪洋的孙子汪云，吕正操的孙子吕珂代表他们的前辈前去参加活动，刘白羽的女儿刘丹也写了祝贺信。纪念会上展出了卡尔逊的许多珍贵文物，有毛主席亲笔题字送卡尔逊的照片及书信原件，许多未发表过的照片、书信手稿、文件，卡尔逊遗留下来的用品、文物等。大厅中最突出的就是那张放大的五个小伙子的照片。

　　　　　　　　　　　　　　　　　　　　　　　　　　　　　　　　　　　　　　　　　　　　　　　　　　　　　　　　　　　　  (作者 车公庄站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