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万 农 奴 站 起 来
陈 继 良

　　 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为解救西藏百万农奴，推动西藏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边平叛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西藏的主人。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西藏自治区决定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大事，对境内外“藏独”势力将是致命的一击。世界上最反动、最黑暗、最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的被彻底推翻和废除，西藏劳动人民由农奴变为国家主人，喜见天日，这是世界人权事业的大进步。这一喜讯，不仅使西藏人民无限振奋，全国乃至世界人民也都为之高兴。尤其是我们当年曾参加过进军解放西藏的人，曾亲眼目睹西藏农奴的悲惨境遇，五十年后，又欣喜的看到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前后对比，激动之情难以抑制。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中央正确领导和政策，正始于3月28日。

　  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们部队奉命参加进军解放西藏。部队离开四川，浩浩荡荡向西藏挺进。一路上边修路边行军，翻过二郎山后，开始进入川藏高原区域，逐渐感到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人烟稀少、气候异常。经过大渡河、康定、道孚、甘孜、基本上是进入藏区了，在藏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古老闭塞、与世隔绝、寒冷荒凉、大地无声、生产落后、贫穷困苦，男女老少破衣烂衫、脏发垂肩、不洗头、不洗脸、不洗手、不洗脚、吃饭脏手抓。他们过着远古社会的野人般的生活或曰是近代社会非人的牛马般的生活，他们在苦难中挣扎，在地狱中煎熬。这一切，使我们感到陌生惊奇，似乎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一切，源于他们生活在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他们一无所有，既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又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农奴主占有农奴之身，把农奴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们·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4块银元）。农奴主对农奴的刑罚极其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取各种方法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却遭到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的疯狂镇压。当历史的车轮转到公元1959年3月28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农奴世世代代奋斗的目标和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并超越时空从封建农奴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50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全西藏的人口从1959年的1228万增加到2008年的28708万，其中藏族和门巴、洛巴等民族人口占95%以上。西藏和平解放时，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5岁，而现在已经是67岁。旧西藏，教育被垄断在寺院，文盲率高达95%，而今天西藏的文盲率下降到24%。1994年以来，西藏的年均生产总值增长达到128%，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还要高。西藏50年来社会、经济的巨变和发展惠及了全体西藏人民，百万农奴告别了黑暗悲惨的生活，走上了幸福美满的康庄大道。一些西藏曾经的统治者最不希望看到这种时代的到来，但是他们显然无力阻止历史的进步。
　　　　　　　　　　　　　　　　　　　　　　　　　　　　　　　　　　　　　　　　　　　　　　　　　　　　　　　　　  （作者 东直门站离休干部）

我 与 北 京 奥 运
文 隆 胜

　　 这辈子实在是“值得”，到了“古稀”之年，居然在我们自家门口看到了我国举办一届奥运会，即第29届奥运会，而且是那么的成功、辉煌、耀眼和难以忘怀。可要知道，期盼举办这样一次奥运会，从天津南开“体育校长”张伯苓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至今整整一百年，才得以实现，梦想才变成现实。这道路是多么的漫长和艰辛啊。

　  从2008年8月8日至24日历时16天的夏季奥运会，转眼间便在一片欢呼声中落下了帷幕。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届奥运会是奥运史上最广范、最完整、最公正、最干净无暇的一届奥运会。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闭幕式上说：“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以伦比的奥运会。”的确，这次除文莱外，奥运成员所有204个国家和地区都派团来北京参赛，举行了28个大项，38个分项的比赛，16万名运动员聚集一堂，争金夺银，302块金牌被55个国家和地区分享，87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奖牌入账。运动健儿们在北京和相关协办城市天津、青岛、沈阳、秦皇岛、上海和香港的赛场上，奋力拼搏，创下了38项世界纪录，85项奥运会记录，其中，9个项目是首次进入奥运会，4个国家是第一次获得奥运金牌，也出现菲尔普斯这样的“飞鱼”，一人夺得八金的超人奇迹。真是皆大欢喜，无可挑剔！

　  当然，这次收获最丰，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要数东道主。我国派出了1090人的庞大代表团，运动员占639名，参加了28个大项、38个分项的全部角逐，最终取得了51金、21银、28铜，奖牌总数达到一百枚的历史最好成绩，以多出15块金牌，奖牌总数仅少美国10枚的优势打破了美国垄断多年的霸主地位。这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笔者本人在内。说实在话，这十多天，我们一直生活在兴奋、激动、高兴、紧张、喜悦和欢乐之中。那一个个不畏强敌，克服伤痛，挑战自我极限的场面，扣人心玄，可歌可泣，一次次让我们屏住呼吸，等待裁判的裁决。我们的心一直与奥运紧紧相连，我们的脉搏与运动员一起跳动。可以说，这一段是我们最快活、最开心，也是最紧张的时刻，终身难忘。

　　我们的收获还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员扛回了那么多的金牌、银牌、铜牌，更重要的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我们中国的今天，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更多地了解了世界，彻底摘掉了“东亚病夫”帽子，用实际行动反击了西方一些人的偏见和傲慢。

　  我们清楚地记得赛前的情景，西方那些所谓的“人权卫士”与“藏独”、“东突”、“法轮功”败类搅和在一起，发出抵制奥运、破坏奥运、制造事端的叫嚣。他们唯恐天下不乱，盼着“出事”、“丢丑”，要给我们脸上抹黑，美国不就有4位戴着口罩进入我们首都机场的运动员吗？结果呢，他们一个个都傻了眼，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服气，就连一直表示质疑，总喜欢跟我们较劲的法国媒体也用上了“très très bien！”（非常非常好！）这种在法语中不常用的副词重叠修饰语。

　 实话实说，起初我们自己也有些担心，生怕出点什么事。没想到，我们的组织工作是那么样的严密，我们的设施仪表是那么样的完美，我们的人民大众是那么样的配合，一场几百万人参与，持续半个多月之久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居然没有出任何与赛事有关的事情，包括我们常见的交通事故。可以说，我们以高分的答卷兑现了我们对国际社会庄严的承诺。巧了！就是“天老爷”也那么同情我们，支持我们，每年的8月中上旬本来都很热，雨水很多，而今年，却是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大家最为关注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本来说是有雨的，结果也推迟了，可见我们在天气预报和控制方面的能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美国那几位戴口罩的“伙计”后来也不得不公开道歉。说到此，让我们再次想起了邓小平同志讲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两句话是多么的千真万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体会就更加深刻和无容质疑了。

　 沾朋友的光，我有幸离开电视机到现场观看了两次比赛，一次是8月11日在顺义看赛艇，一次是8月14日去农大看摔跤，那气氛就是不一样，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又“井井有条”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成千上万的观众，手里挥舞着旗帜，口里高喊着“加油”，有的脸上还贴有小红旗或小红心。他们既激昂，又有理智；既热烈，又有秩序；既爱国，又不排他，完全一个宽容、大度的国民风范。不过，我感到最耀眼和最有特色的还是那些身穿蓝、红、黄“志愿者”服装，面带微笑的群体，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有他们介入，指路有他们，引座有他们，安检有他们，甚至下雨时，他们会把一件崭新的雨衣送到您的手上，总之，凡是需要帮助的地方都有他们在您身旁。据说，这次奥运会约有150万志愿者参与了北京赛场和城市的各项工作，其中有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这成了我们首都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

　 我早就想做一名真正的“志愿者”。2006年8月28日奥组委刚发出招募志愿者的当天，我还在安徽帮忙的时候，就报了名，以后又写过信。可是，当奥组委通知我面试，建立少数语种人才库时，我正在法国探亲，无法按期赴约。等我回国再问，得到的答复是，“名额已满”，让我等消息，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接到通知。后来通州区梨园镇通过居委会让我成了该镇外语人才志愿者之一。镇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由50人组成的外语人才队伍，等待外国记者在奥运期间来我们通州采访，懂法语的只有我一个，而且年龄最大，“物以稀为贵”。7月18日当我出现在会场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台上介绍情况的民警同志还特意说：“我们应该向这位老先生学习”。就这样当上了，我认为充其量只能算个“二等”的志愿者，我们的办法是守株待兔。

　  我另一份活是当社区治安志愿者，自7月20日到9月20日，每两天值一次班，一次两小时，每班两个人，邻里友好协作，累倒不累，就是有点儿占时间，事情不大，也不多，也就算为奥运多少做点贡献。

　 奥运过去了，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潜在的力量。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现状，更不能骄傲自满，我们应以奥运为新的起点，把奥运精神运用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使人民更加幸福，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 车公庄站退休干部）

怀　 念　 夫　 人
孙 学 斌

　  老伴辞世已经七年了。回忆我们曾在驻外使馆文化处度过的岁月，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此时，我的视线渐渐地模糊了，缕缕游思把我的记忆带到了八十年代我们曾在驻叙使馆文化处共度的难忘时光。

　  病逝前，老伴曾是北京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在叙期间，虽属“使馆编外”编制，但内勤许多工作如处理群众来信、发放外宣品、筹备布置对外展览、挑选影片、对外举办电影放映活动等均需老伴协助完成。日常留叙学生的管理，为留叙学生经费编报预决算，向国家教委申请经费，是一项复杂工作，而老伴完成的预决算报表编制得全面、细致、准确无误，深受使馆会计的好评。此外，她还负责全馆人员及留叙学生的保健工作。

　  1989年春，叙首都大马士革流行脑炎。当时，叙许多中、小学校被迫停课，社会上十分紧张，馆内人心慌慌，大使把我叫去，针对目前叙首都疫情，让文化处想办法为我在叙人员接种疫苗。无疑，因老伴是医生，大使才把这项任务交文化处办理。我立即向老伴传达了大使指示，老伴急切地说，流脑蔓延很快，必须及早为大家接种疫苗，鉴此，我首先照会了叙外交部、卫生部，请求协助解决中方驻叙人员需接种的流脑疫苗；另外，我又请周边兄弟使馆文化处协助在当地采购疫苗。最后，还是文化处结识的叙一位老朋友及时帮助提供了近100支疫苗，解决了燃眉之急，发挥了独特作用。

　  回想起和老伴在对外交友工作的共同经历，我还看到，老伴在开展“夫人外交”方面也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一次，到叙电视台一女记者家作客时，有两位贵客不期而至，只见女士穿戴考究，仪表不凡，男士一身戎装。经主人介绍方知，女士是当政阿萨德总统夫人的侄女，男士是他的丈夫在叙军队任职。因经常风餐露宿，不慎患了腰疼病，过去多次寻医问药，久治不愈，今天特地慕名而来，看中国医生有无良策。老伴很客观地说，治疗慢性病需要时日，但我帮助缓解症状，减轻痛苦无问题。就这样，老伴用针炙、火罐等方法连续为这位先生治疗了两个多月，他感觉腰部舒服多了，也能拿重物了。在以后的长期接触中，我们成了彼此信赖的好朋友。他们对当时的国际和地区事务，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对我观察认识地区形势，交换两国各自的经验很有益处，这位朋友还向我介绍，叙军队除担负保卫国家重任外，还肩负着对叙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训任务，旨在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教育、爱国教育、优良传统教育。1989年七八月间，我曾根据这位朋友介绍的经验，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刊载在“人民日报”上，借鉴叙利亚教育经验，对改进和加强对我大学生教育，提高大学生素质很有益处。

　  随着我们之间的来往不断增多，我把同这两位朋友的交往向大使做了汇报，大使疑惑地问，“你是怎么结交这两位社会地位高的朋友？”我把事情的缘由向大使做了汇报。大使称赞地说，“吴大夫（指我老伴）真行！”

　　　　　　　　　　　　　　　　　　　　　　　　　　　　　　　　　　　　　　　　　　　　　　　　　　　　　　　　　　　　　　 （作者 机关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