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观的大变化
刘 云 翔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将人权的普遍性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使人权事业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得到了同步、协调发展。

    尊重和保障人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已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权领域的一个突出进步是，突破了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口号的“左”的思想束缚，明确了我们在人权领域存在着改进的空间并确立了人权观念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2004年以来，“尊重和保障人权”先后载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诚然，改革开放以前，多年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也是有其诸多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其它暂且不说，仅从我们党的成长过程论，对“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口号并不难理解。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恩、列、斯的科学著作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但是不可能对我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正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决策层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旧方法、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我国的国情是否能以科学发展观进行客观的评估一直是首要的关键问题。本来，1956年9月党的八大开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明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至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扭曲了八大对国情的正确评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老同志都深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的严肃性。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时时处处都必须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强调“纲举目张”，认为什么事情都与阶级斗争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任何事情出了纰漏都须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所以，不论你从事哪一行工作，都得“谨慎有余”。然而，尽管环境不宽松，有时甚至感到“如履薄冰”，人们却不曾产生“逆反心理”。因为，那些年，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说法和做法是把马、恩、列、斯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予以教条化，所以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而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于是人们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也就有了“理论根据”。再如，强调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时，就会让人想起“手软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

　  而实际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以1957年的“反右”为例，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在群众性的批斗会上，把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牢骚话也都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批判，而心存那些类似牢骚话者大有人在，而且谁也难免流露过类似的言论。因此，批判的结果无形中为众人留下一个“心有余悸”，“免开尊口”也成了对自己的长效警告。此后多年，人们格外警惕“祸从口出”便是很自然的事，以至于“文革”期间，连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流行的称呼“同志”二字，也不大敢轻易出口了。

　  我们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是不乏切身体会的。老同仁们都知道，涉外工作本来就有其特殊性。当初一进文联局的大门，领导就交代“外事工作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外事无小事”，后来，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就更感到事事需格外地谨慎小心。一般说来，在外事工作中“不打无准备之仗，与外国人接触前做好充分准备，如接受记者采访，事前尽可能向他索要采访提纲或了解他将要提出的问题，不冒然应允。但那时，人们最担心的不是工作有没有准备，而是深怕出了纰漏使本属偶然发生的事情“无限上纲”，一定要与“阶级斗争”挂上钩，令人有口难辩。所以，多年来，各行各业的人们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宣布“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大快人心。这样的转变在领导工作中当然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自此以后，随着人权观念上的变化，人们与时俱进地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从而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正是由于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有了宽松的大环境，今年“春晚”主持人董卿把“马东”说成“马季”的口误后，不仅无人苛求责备反而出现了热心关怀的场面：她的同仁们当即约定，不要惊动她；与此同时，场外的观众纷纷在网上安慰她不要影响情绪。当然，这并非有人想蓄意遮掩她的差错，而是相信她自己会正确对待工作中的纰漏的。事实也确是如此，董在晚会结束后得知出了口误后，深深地自责，觉得在数亿观众注视下的春节晚会上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春晚”结束后工作人员自发的联欢庆贺活动她无心参加，回家后仍感不安，当夜勉强入睡后，竟在梦中泪湿枕巾。

　　　　　　　　　　　　　　　　　　　　　　　　　　　　　　　　　　　　　　　　　　　　　　　　　　　　　　　　　　  (作者 车公庄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