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舞蹈大师戴爱莲
陶 冶
戴爱莲是著名的舞蹈家、教育家,堪称世界级的舞蹈艺术大师,是中国舞蹈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戴先生出生于印度洋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十几岁时就到英国学习芭蕾,师从舞蹈名家安东·道林和玛丽·兰伯特。抗日战争期间,她放弃西方优越的学习、工作、生活条件,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救国洪流。戴先生到重庆后,先在一所歌剧学校任教,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邀请她到自己办的育才学校来教舞蹈。戴先生带着她的得意弟子彭松、隆征秋、黄子龙、杨凡、吴艺等人来到育才。当时学校的教学条件极差,仅在一间教室安装了把杆和地板,还有一架旧式的钢琴。戴先生挑选了一批适合学习舞蹈的学生,组建育才舞蹈组,自己担任主任。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舞蹈人才。
戴爱莲是著名画家叶浅予的夫人。叶先生的画室设在北碚松林坡,距离育才学校不算远。戴先生带着她的一群弟子,在育才校本部古圣寺的一处土建舞台上面,不辞辛苦地日夜排练着一台音乐舞蹈节目,1944年在重庆成功地演出了这台晚会。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热烈赞扬这一堪称艺坛盛事的演出活动。此前,戴爱莲还与吴晓邦、盛婕夫妇合作,在北碚演出了三场舞蹈晚会。
1945年的新春时节,重庆《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创刊七周年纪念,育才部分师生应邀参加大会。那天,有荣高棠从延安带来的著名演员欧阳山尊和李丽莲等人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一朵红花》、《牛永贵受伤》,由育才音乐组的陈贻鑫、杜鸣心、杨秉荪等人组成小乐队,担任音乐伴奏。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着迷的观众惊叹这样别开生面、生动活泼的民间艺术让人耳目一新、难以忘怀。
化妆成工农商学兵的群众秧歌队伍,随着喧天的锣鼓、欢快的节拍和嘹亮的歌声,在报社的广场上尽情跳舞。热情的观众们发出的笑声、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四周。观众中的许多人还不时加入到秧歌队伍中去,与舞者共舞。顿时,广场汇成一片色彩斑斓的欢乐海洋。
从报社归来的育才师生们,特别是戴爱莲,激动不已,对秧歌剧赞不绝口。大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戴爱莲又情不自禁地迈开脚步,带领大家舞动起来,几乎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于是,学校在舞蹈组、音乐组、戏剧组的联合倡导下,在学校掀起了扭秧歌、跳秧歌、演秧歌剧的新浪潮。每当大家听到庄严大哥率领的锣鼓队,敲着音乐的鼓点时,由戴爱莲、彭松带头领舞,率领着一条长龙式的秧歌队伍,不停地变化着各种队形,扭出多种花样。
擅长舞蹈表演和编导的戴爱莲很快地就编成了一个新的秧歌剧《朱大嫂送鸡蛋》,由漂亮女生担任主角,几个帅气男生扮演子弟兵。另由彭松大哥和戏剧组女生胡奉文同演《王大娘补缸》,以后又由戏剧组王万恩,刘卯钊长期合作演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和戴爱莲的领导和精心策划下,逐渐形成了一批保留节目。一次,在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社演出时,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坐在前排,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忠实观众,你们的节目人物形象逼真,每个演员都充满激情,让人百看不厌。”坐在他旁边的《新华日报》总编章汉夫也说:“全报社的人都是你们的忠实观众。”
育才秧歌队的名声越来越大,学校四周方圆数十里家喻户晓。戴爱莲带着我们,从凤凰山上的古圣寺一直扭到镇上的草街子以及附近的多个村落。四面八方的乡亲只要听到锣鼓声响,男女老少便闻风赶来,好似赶庙会般热闹。
配合秧歌队的表演,戴爱莲又指定她的学生隆征秋组织师生们赶排了乡亲们喜闻乐见的四川歌舞《打连厢》、《彩龙船》、《走花灯》等节目,把它们穿插在秧歌队里面,更加多姿多彩,好看又好听。一时间,戴爱莲领导的秧歌队成了当地的一道风景线。
1945年,戴爱莲去大西北采集羌族、藏族民间歌舞,将带回的丰富的舞蹈素材进行加工和再创作,又形成了一批新的歌舞节目,组成一台崭新的音乐舞蹈晚会。大画家叶浅予亲自为这台晚会设计制作了一幅巨型海报,画面上的优美舞姿和“边疆音乐舞蹈晚会”八个醒目大字,吸引着繁华街区过往的人群。领衔主演是从海外归来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其本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和节目自身的审美价值使得每场演出后观众都纷纷起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场民族气息浓郁的歌舞在重庆青年馆剧场连续演出达八场之多,接着又在中山公园剧场演出了更多场次。观众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国家这样丰富多彩、优美健康、充满活力的民族、民间歌舞艺术。
1947年,育才学校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组部分师生东迁上海,最初住在上海郊区大场的赵家花园。所谓花园,实际只有几间平房可做教室,我们住在别人捐赠的帆布帐篷里面。南方多雨,气候潮湿,生活起居诸多不便,但育才人是从来不怕吃苦的。不久,通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获得了国际友人捐献的活动房屋,自己动手并得到当地老乡的帮助(不少人是当年陶先生创办的上海工学团的成员),又加盖了一些砖瓦平房,学习和生活条件稍有改善。以后我们又迁到北四川路“上海戏校”对面的弄堂楼房。全校师生到上海不久就抓紧时间组织排练了一台可以称之为育才歌舞精品的保留节目,我们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隆重公演,又一次获得了成功。我们还走进大学校园,送戏上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都曾留下我们的足迹。
晚会中的保留节目舞蹈占有最大的比重,几乎所有节目都是经由戴先生亲自领导策划,并参与编、导、演的。如藏族舞蹈《巴安子》、《嘉戎酒会》、《甘孜古舞》、《藏人舞曲》,彝族舞蹈《倮倮情歌》、维吾尔族舞蹈《坎巴尔罕》、《青春舞曲》,以及《瑶人之鼓》、《火苗》、《恩赐》、《塞外恋歌》、《乞儿》、《猴戏》、《农作舞》等等。戴先生亲自表演的脍炙人口的独舞节目《哑子背疯》,充分吸取了民间舞蹈中的和谐情趣,加强了喜剧色彩,她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惟妙惟肖,令人乐不可支。
我们还携带晚会节目来到西子湖畔的杭州,以及长三角地带的常州作巡回演出,收获之丰硕不言而喻。
音乐与舞蹈密不可分,戴先生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她热爱音乐,自己就弹得一手熟练的钢琴。有一次,她在排练间隙突如其来地弹奏了一首肖邦的圆舞曲,让在场的音乐组师生目瞪口呆,不曾想到戴先生对肖邦的作品能演奏得这么完美。她在育才早期演出芭蕾舞《仙女们》的片断,据她的学生姜敏回忆说,在煤气灯的照耀下戴先生穿着雪白的纱裙翩翩起舞,美若天仙。她主演的芭蕾舞《牧羊女》,音乐就出自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一首钢琴曲。
戴先生和庄严大哥编导的《农作舞》,1948年应上海昆仑影片公司邀请参加了由欧阳予倩编剧,赵丹、王人美主演的电影《关不住的春光》的拍摄工作。在杭州钱塘江畔六和塔拍摄外景时,我在该舞中与程代辉结为对子。我们还扮演演剧队员,与赵丹、王人美等人一同爬山。其后不久,我被“昆仑”导演选中,参加了由阳翰笙编剧的著名电影《三毛流浪记》的拍摄。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率三野进入上海,我参加了随三野进城的上海青年文工团。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育才部分师生相继调到北京工作。我和戴先生再次见面是在1953年。我在文化部艺术局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适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筹备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临时把我调到由他兼任组长的大会文艺组工作。戴先生为配合大会的宣传需要,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鸽》。记得当年在东单青艺剧场彩排时,负责主持中央青委工作的团中央书记、兼青艺院长的廖承志看完演出后,用广东话同戴先生开玩笑说:“好一只和平烧鸡呀,太精彩了,谢谢您,尊敬的女士。”
新中国为戴先生一生追求和热爱的舞蹈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让她尽情发挥所长。尽管她已担任中央直属艺术院校的诸多领导职务,但她从不懈怠,勤奋创作,坚持排练,不断产生新的作品。
1954年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我国政府派出一个由六十人组成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任团长,周而复(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副团长。代表团包括有音乐、舞蹈、京剧组成的演出团,戴爱莲任艺术指导,我任团部艺术秘书兼演出团经理。
我作为代表团的先遣人员,提前飞往印度加尔各答,这是我团必定访问演出的城市,因而总领事举行酒会招待各界知名人士,散发访演材料。到达新德里后,驻印文化参赞康矛召陪同拜见印方有关官员。负责安排我团生活起居和旅游参观的是印度教育部指派的一名高官女士;协助安排我团演出的是印度国防部的一名准将。代表团受到印度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原因是周总理刚刚率团访问归来,与印度政府达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总理指定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亲自担任接待委员会主席。接着我们访问缅甸,许多场合吴努总理都亲自出席。出国期间,作为艺术指导的戴爱莲对演职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们住在最好的星级饭店,戴先生每天都规定时间在酒店的中庭花园或走廊练功。午睡过后,必前往剧场排练,对艺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1955年代表团原班人马奉命再次出国,访问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我仍以先遣身份随新上任的驻印尼大使黄镇一同前往雅加达。在印尼访演期间,代表团受到苏加诺总统的接见。
回想起来,戴先生对育才学生的感情最为深厚,她几乎一生都在关注。在纪念育才校庆六十周年之际,她已八十高龄,不顾旅途劳顿回到重庆参加庆典。大会为她在生活上提供的特殊照顾,她都婉言谢绝,坚持与参加庆祝活动的师生们同吃同住同庆。
2006年的早春二月,戴爱莲先生以九十高龄离开了人世,留下了蜚声世界的《荷花舞》等一系列传世佳作。
在戴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大家最后一次目睹了她那慈祥的面容。她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在我的眼前。在我心中,她并未离去。然而,她穿着那件平素她最喜欢的、宋庆龄送给她的花绸棉袄走了,不再回来了。她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国家。戴先生真正做到了陶行知先生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作者 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离休干部)
文 艺 战 线 上 的 不 老 松
——记百岁老人、著名雕塑家曾竹韶教授
林 朝 中
今年春节,我去当代著名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竹韶家,向他拜年。我与曾老先生结识已40多年,我退休后几乎每年都去曾家一次。四十多年前,中央美术学院接受了五名缅甸美术教师来华进修的任务,其中三名被安排在雕塑系,由曾竹韶教授主导他们的学习。由于这几位缅甸美术老师都没有学过汉语,我被领导安排借调到美院协助工作,担任缅语翻译,有幸与曾教授共事了一年多。曾教授他那严谨细腻、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现今曾老虽然已年过百岁高龄,但身体依然十分硬朗,步履稳当,耳聪目明、心思明晰,而且记性极好。我们每次见面,我除了问候曾老近期身体健康状况以外,话题便转到过去相处的情形以及他早年的一些经历。每次见面之后,我除了对曾老先生的高寿和有如此健旺的精神面貌感到非常高兴以外,对他的革命历程和艺术生涯,更是肃然起敬。
一、飘洋过海寻求艺术真谛,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曾先生1908年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个华侨家庭。1919年随父母离开家乡移居缅甸仰光,并就读于当地的华侨学校。1922年返回厦门,就读于集美学校。1928年初考进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成为该校首次开设雕塑专科的第一批学生。1929年9月曾先生自费赴法国留学,考入了里昂国立美术学院,为以后的留法学习美术打下扎实的基础。1932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在著名雕塑家布夏工作室学习雕塑。1935年进入马约尔工作室继续学习雕塑。二战爆发前夕,1939年曾先生离开法国,与家人辗转新加坡和缅甸,于1942年1月回到重庆。1943年由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推荐,但任华西大学四川石刻博物馆顾问,对博物馆馆藏的石刻进行整理、评价和研究。1944年秋,曾先生到国立艺专雕塑系任教授。此间,曾竹韶创作了表现战士英勇不屈的《觉醒》、《母亲》、《女孩》等和一批油画。1946年9月曾先生被重庆大学建筑系聘为建筑雕塑装饰教授,直到重庆解放。1950年2月,携全家移居北京。同年3月,任职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处,负责整理编写革命历史美术题材的文献资料,同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兼职教学工作。1952年正式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从事雕塑教学工作。曾先生在教学中大胆创新,创作了中国老工人雕像以替代美术学院一直以西方人形象作教具。曾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央的文艺方针和教学大纲,理论联系实践,结合教学任务,带领学生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为国家培养了无数又红又专的美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几十年来,曾先生积极参加社会实际,结合上级交予的政治任务,创作了不计其数的工农兵形象和许许多多历史名人、革命烈士雕像,参与了许多纪念革命历史事件群像雕塑的创作。如1951年为革命博物馆创作了《毛主席像》、《游击队员像》等作品;1953年受邀加入人民英雄纪念碑筹备组,参与纪念碑浮雕的创作工作,1955年完成了大型浮雕《虎门销烟》泥塑稿,并主导浮雕石刻工作;1954年创作的《司炉工人》雕像参加第一届全国美展获得观众好评;1958年参与了“首都十大建筑”建设的规划,并带领中央美院雕塑系同学参加了军事博物馆的雕塑创作,塑造了“解放军陆军战士立像”;1977年参与了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塑创作,被任命为雕塑小组成员;1991年为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创作花岗岩雕塑《郭沫若纪念像》等等,硕果累累。
二、充满革命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曾竹韶先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具备广大华侨所具有的爱国主义品质。在他十九岁的时候,1927年2月他第二次回国求学,先到革命发源地广州。适逢4月15日反动当局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杀革命组织,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曾竹韶利用华侨身份掩护多名地下共产党员离开白色恐怖的广州。他早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在巴黎西赛芳音乐学院师从著名小提琴家保罗·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1932年3月与冼星海等人组织成立了巴黎中国留法音乐学会,为推动中、西方艺术交流做出了贡献。1933年1月与常书鸿、刘开渠、王临乙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学生巴黎艺术学会”,团结了一批留法学习美术的学生。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5至1939年,曾竹韶作为担任“中国留法学生巴黎艺术学会”主持人,做了大量宣传抗日工作,积极响应国内号召,参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又与张贤范(张悟真)等同学一起参加在巴黎成立“华侨联合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爱国华侨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支援祖国抗日运动,曾竹韶再次赴缅甸参与活动。他组织了一个“华侨抗日歌咏团”,亲自担任指挥,在仰光市政厅进行多场演出,募捐得款全部献给相关组织。1943年初,一些留法同学和朋友在李有行、雷圭元等带领下,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省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他们请曾竹韶到学校任小提琴教授。这一时期,曾竹韶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举行了两次音乐会,为流亡到成都的金陵女大募捐经费。他在由法国回国途中经新加坡时,结识了文艺界许多朋友,与郁达夫、金山、王莹等人带头成立了抗日文艺宣传队,向新加坡华侨宣传抗日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81年1月28日,经付天仇、盛扬介绍,曾竹韶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先生的巨大成就和历史功绩,受到了我国广大民众的赞扬和尊敬,也得到了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委以重任,授予许多荣誉称号和嘉奖,其中有:1982年,经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批准,曾竹韶被聘为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担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艺术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2月,作品《蔡元培》雕像获北京市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作品美术荣誉奖;同年12月获北京市统战系统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表彰;1987年7月2日,巨型浮雕《虎门销烟》和雕塑《孙中山像》荣获首届全国城市雕塑最佳奖;1998年,被推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名誉会长;2002年5月14日,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首届“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2003年12月10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授予曾竹韶“中国美术金彩奖”,即中国美术专业终身成就奖;1986年1月起连续被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城市雕塑顾问组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顾问;1993年6月被聘为中国雕塑学会顾问;1992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7月1日,曾竹韶被文化部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7年7月1日,在曾老先生迎来九十九华诞之际,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中国美术馆、中国雕塑学会联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曾竹韶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和《中国当代雕塑家曾竹韶作品展》、《中国当代雕塑家曾竹韶》大型画册发行仪式,出席庆典的各界人士可谓高朋满座,盛况空前。这次庆典盛会上,中国雕塑学会向曾竹韶教授颁发了“艺术终身成就奖”。
曾竹韶先生是北京市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人大代表和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委员。在当选人大代表和担任政协委员期间,曾先生不负众望,认真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为北京首都的城市文化建设献计献策,先后向相关部门提出在首都建立“国家歌剧院”、“国家艺术博物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博物馆”等十几个议案和建议,多项被北京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
至今,曾老先生仍然钟爱音乐,情系雕塑。茶余饭后在院里散散步,有时弹弹古琴,有时搞搞雕塑创作,生活极为充实。我衷心祝愿曾老先生,这棵文艺战线上的不老松,健康、长寿。
(作者 和平里站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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