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文化部关于发展

音乐舞蹈事业的战略思考

　　　　　　　　　　 　　　　　　　　　 叶 林
　　　 我在文化部的大屋檐下生活了54年，一直在艺术局从事音乐舞蹈工作，经历过新中国音乐舞事业发展的全过程，走过了很长的道路。但是，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特别是建国初期，文化部党组审时度势，完全是按照整个形势的发展，全盘事业都在运筹掌握之中。我觉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部党组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源于成熟的战略思考，胸怀全局，同时方针政策周全，而且步骤清晰。我对此深有感受，体会良多，很受教育，其中几件事至今难忘。
第一件事是建国初期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下我国文化战略的思考。
　　　  新中国初建，我们面临两种文化冲撞，一种是西洋文化思想的冲撞，另一种是来自基层的简单粗暴“左”的思潮的冲撞。当时的民族戏曲、民间歌舞，在解放前就处境艰难，到了一恹一息的地步。解放初期又被基层干部认为是封建落后的东西而被打压。当时文化部领导周扬同志是善于作战略思考的，艺术局的领导，包括周巍峙同志，也非常得力，经常向周扬同志谏言献策。他们根据列宁“两种文化”的论点和当时的形势，第一件事就是举行了1952年的全国戏曲会和 1953年的全国民间歌舞会演，提出了继承优秀艺术传统的正确方针，纠正了对民族文化艺术优秀传统的偏激看法。这两次全国会演都是战略性的大事，影响之大超越了我们的想象：一、挽救了濒危的戏曲和民间歌舞，扭转了社会对待传统优秀遗产的偏激看法；二、掀起了民族文化艺术建设的新高潮三、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品；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精英；五、夺得了许许多多的国际大奖；六、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宣告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是文化战略上一次了不起的胜利。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当时中西文化思想的冲撞是很激烈的，许多知识分子崇洋思想还很严重，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今天在中西文化冲撞的问题上，似乎有点惊人的相似，甚至更加激化。我们并不害怕冲撞，怕的是自己站不稳脚跟，党中央提出的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再次提到议事日程，有非常重要的针对性和迫切性。这同样是一个文化战略思想和问题。当前，非物质传统文化走向低谷，阵地日益萎缩，再不重视，民间传统文化就有断代的危险。我非常钦佩周巍峙同志在这方面一直坚持不懈，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主持了各种民间艺术集成的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九十多岁了还不停手，工作卓有成效，十分可敬。当然，文字和音像资料的收集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最终目的，而是这类遗产还有生命，还要发展，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建国初期的经验在今天也是珍贵的；今天的重视和继承也是值得珍惜的，但仍要大力加强。

　　　 第二件事是全国文工团整编和文艺表演团体的全面建设。这是占领城市文艺阵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大行动，影响涉及全国。当时话剧院团的建立比较普遍，歌舞院团因为条件限制，只能在大区和部分省市建立。这样，许多省市将有大批的音乐美术人才流失。这是一笔非常珍贵的音乐美术财富，也是日后事业发展的种子，必须保护。周巍峙当时刚带青年文工团从国外回来，发现这一情况，马上在艺术局研究，向部党组提出，每个省市都要建立编制各为15人的音乐工作组和美术工作室。另外，在有条件的话剧院团内保留一个歌舞队。这样，把大批音乐美术骨干人才保留住了，并且有力地开展了各地的音乐美术活动。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文件，音乐工作组的方针任务，就是由孙慎同志主持，由我起草的。事后，不出三年，以这批力量作为基础，全国各省市都普遍建立起了歌舞团和歌舞剧团，使歌舞事业日后得以蓬勃发展。对这些决策，孙慎同志和我当时都在艺术局音乐处，体会得最深。此外，在文化部直属院团的建设方面也采取了一个措施，全力发展起一个庞大的中央歌舞团，人才济济，领导健全，声誉卓著。文化部和艺术局对此也是有战略思考的，三年左右，我们采取了“细胞分裂法”，拨出中央歌舞团的骨干力量，分建了中央乐团、中央民族

乐团，一分为三。同时还调出大批舞蹈人才，支援建设舞蹈学校，日后还发展为舞蹈学院、芭蕾舞团，中央实验歌剧院也建立了民族舞剧团。数年间，整个音乐舞蹈事业的布局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天想来，对艺术表演事业的战略思考，文化部是胸怀全局，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

　　  第三件事是对艺术创作的领导。我们把力量集中在艺术表演团体剧目的建设上，艺术局的重点任务就是管创作，管剧目，管艺术质量。任何时候，对剧目和创作的领导都是一门十分细致的艺术，不能越俎代庖，又不能无所作为。表演团体十分渴望领导的帮助，又十分害怕把他们管死。我们的办法是灵活的，领导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幸运的是文化部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下面对领导的怨言。
　　　 我们对创作的方针是“三并举”，即传统剧、现代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重。这个方针包括所有艺术品种，建国以来一直都是这样执行的。到了1960年，在现代题材戏曲工作会议上，“三并举”由齐燕铭部长总结归纳提出，成为正式的方针，是非常有胆识的，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意识。我对此至今难忘，并且一直在音乐舞蹈创作上贯彻执行。
　　　 对待创作，我们一直采取鼓励态度，在工作上从来不泼冷水。作品出来后，让它和群众见面，听群众意见。经常举办全国会演、全国比赛，相互交流，相互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我认为这才是最好最客观的批评。此外，我记得几乎每次演出，都必在演出后召开座谈会，请有关专家出席，畅所欲言，不做结论，十分民主，数十年如一日，成为习惯。这许多年来，我参加过无数次的节目彩排和演出，每周少说也有四至五个晚上是在剧场度过的，回家后还要通宵给报刊写评论，扩大社会影响，白天又接二连三地参加座谈会、创作讨论会，思考问题。这样的动脑子的工作把我自己也锻炼出来了，至今我总觉得我的时间并没有白过。可惜现在不知怎么搞的，这个传统做法没有了，辛辛苦苦演出一场，有的地方团体跑几千里路来到首都献演或汇报演出，结果什么反映都听不到，最多在谢幕时请领导上台握握手，说几句客气话，就算了事。最奇怪的是，现在的剧团也并不想听座谈会，他们似乎也只在意领导同志的几句“评价”。
　　　　  对待重要的艺术创作，偶尔也有领导同志带头参与。这并不多，但工作得法，效果也很好。记得在中央歌舞剧院刚成立时，还没有自己的剧目。林默涵同志就带着我到剧院具体研究创作题，他亲自主持，选择题材，研究人物、情节、结构，研究主题思想。一稿、二稿、三稿，彩排，他都全力参与。可惜我只顾用脑，没有注意记录，否则可以整理出一部创作手册，歌剧《阿依古丽》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60年代，在周总理的具体关怀下，周巍峙同志领导创作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到了8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具体关怀下，又领导创作了第二部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这都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文化部值得记述的大事还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有不少。岁月流逝，今天转眼又是换了人间，进入了又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时代，我们对新时代的文化事业充满信心和憧憬，我们又会面临着更多值得作战略思考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藉此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谈一点感受，主要是想表达庆贺之情，同时也是为了自勉，为了更好地思考今天。

　　　　　　　　　　　　　　　　　　　　　　　　　  (作者 二○三站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