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隆胜

　  我是支持殡仪改革的。我认为，一般悼念会可以简化，甚至可以不开，但有的悼念会却必须举行，而且还要办好，像1月20日为海地地震遇难维和警察举行的悼念会，就应该举行，而且举行得非常好，使参加的人受到震撼、受到教育、得到启迪、经受洗礼，终身铭记。

　  海地当地时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一时间，这个只有800多万人口的海地国，特别是首都太子港陷入灾难与混乱之中，也立即引起全世界人民的高度关注，多个国家纷纷派出救援队、医疗队，实施果敢、慷慨、无私的国际援助。

　  我国虽然与海地相距近万公里，又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出于人道主义，先是红十字会提出捐助100万美元的援款，接着中国政府又捐赠3000万元人民币，同时以最快的速度组织起六十人的救援队飞赴海地救灾。中国政府还允诺，视灾情发展和需要，我们还将继续追加援款、派遣更多的救护队员和参与海地的重建工作。我们的救援队带着必备的探测仪器和3只搜救犬经过20多个钟头的长途飞行，于当地时间1月14日凌晨就抵达太子港，并立马投入搜救。1月16日我们的救援队终于在完全倒塌的联合国驻海地的六层办公大楼下挖出了我国8名维和警察和联合国最高代表的遗体。

　  那些天，我们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泪水在眼眶里不时地打转，先是盼望能有奇迹发生，希望我们8位维和警察代表能够生还，接着是，即使不能身还，希能尽快找到他们的遗体。1月17日上午在我维和战友们的目送下，这8位维和警察的灵柩被抬上飞机，北京时间19日凌晨维和英雄们的遗体回到了北京。当晚中央台公布我国政府决定，从20日上午9点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为期3天的悼念会。当时我就决定一定要去参加，向维和英烈的遗体告别。

　  那天早晨5点多钟我就起床了，洗漱完毕，简单吃了一点东西，带上黑纱就赶地铁去了，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8点刚过。我看到旁边小店有花卖，就挑了一支鲜艳的黄菊。进大院时，看到先我来到大院的只有一些警察、军人和少数记者。我也不知该站在何处，盲目地跟着别人走，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因为我是单拨一个，最后把我撇到了一个台阶上，周围的人向我涌来，有的拿话筒，有的拿录音机，有的拿照相机、摄像机，问这问那，照相机快门响个不停，这时我才明白，我被挤到记者区来了。他们得知我是从通州去的，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老大爷，您怎么这么早从通州大老远赶来参加？”我说：“我是一名老文化外事人员，曾长期驻外，我懂得维和人员肩负使命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我在非洲也遇到过战乱，我们应该向维和英烈们致敬。”一个好心的记者，指着不远的一个密密麻麻的人群队伍说：“老大爷，赶快到哪里去排队，要不，就进不去啦！”我便去到那边排队，队伍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手里拿着鲜花，有的举着自己赶制的标语，上面写着：“英烈们一路走好！”我发现队伍里有的人比我还大，恐怕得有八十来岁，有的拄着拐杖，有的由人搀扶，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孩，而一个扎着长发的十一岁女小学生则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还有连夜从外地赶来的。

　　 我们静静地等着，大家都希望早一点进去送维和英烈们最后一程。维持秩序的警察们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解释说：“组委会有规定，得按顺序进入，先是中央领导同志，然后是公安警察、军人、团体，最后才能轮到你们。”大家都非常理解，有的说：“不管等到什么时候，只要让我们进就行了。”这时，小风嗖嗖地吹，似乎老天也有灵性，也在哭啼。这天比预报的要冷得多，人们搓手、跺脚，但无一人抱怨、叫嚷，耐心地等待等待，直到十点半，才放我们这大群人进入礼堂大院。人很多，也很拥挤，但不乱，先是签名，戴白花，领烈士们的简历袋，接下来再在长廊里排队，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蹭，轮到我们进入灵堂时，已是十一点一刻了。

　  灵堂很大，庄严肃穆，大厅上方黑底白字写着“沉痛悼念海地地震遇难中国维和警察”十六个大字，下方悬挂着八位维和英烈的遗像。大厅中央摆放着他们的灵柩，灵柩四周全是菊花花朵，上面覆盖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厅四周靠墙摆满了中央领导同志、各有关团体、机关学校、烈士生前同学、同事、好友和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厅堂内和院子里回荡着低沉催人泪下的哀乐。我们含着泪水围绕大厅向烈士们默哀，向他们的家属致意。工作人员接过我们手上的鲜花，轻声地解释说：“不鞠躬了，家属们站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一个个都十分理解，按照工作人员指定的路线有序地进来，又有序地出去。

　　 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国家的强盛、英雄们的壮烈、百姓的爱国；我想到，汶川地震后，温家宝总理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亲临震中，又一次次返回灾区指导救灾工作。回到家中我又接着上网、看报、看电视，我发现外国媒体与我一样，将这次海地地震与汶川地震进行比较，我想用他们所说的话来结束本文。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月19日有一篇拉姆齐记者题为“海地和中国：双震记”的文章是这样说的：说起与海地地震同样惨重的地震灾害，许多人必然会联想到中国。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发生了79级地震。那场地震将大量民宅、校舍及其他建筑物夷为平地，至少有68万人罹难。这两个地震的严重程度和伤亡人数极为相近，但两国救灾的迅速和力度可就相差甚远了。

　　 他接着说：地震后的几天里，我就在四川灾区。我没有看到过一起抢劫或其他违法案件。虽然随时都有发生山体滑坡和余震的危险，但并没有惊慌和混乱的现象。雷伊斯说的好：“你们有一个强大的能够帮助人民的中央政府。我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但在海地那个地方，情况则十分困难，那里的政府陷入瘫痪，急需的援助主要靠外国。

　　 美国红十字会中国分会的地区代表拉茨也曾实地考察过汶川地震灾区。他考察后也这样说：“不论是重建计划还是重建组织工作都进行得非常好，任何一位到过当地的国际友人都对中国政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认为，与海地相比，中国进行灾后重建工作有许多优势，首先就是“中国政府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中央政府，它有能力保护和支持自己的人民，我认为就是这一点才使中国的震后重建工作如此成功。但是海地的情况截然不同，海地人民需要更多的国际干预和援助。”

　　只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就能看出差异，事实胜于雄辩。

　　　　　　　　　　　　　　　　　　　　　　　　　　　　　　　　　　　　　　　　　　　　　　　　　　　　　　　　　　　　　　　　　　　　　　　　　　　　　　　　　　　　　　　　　　　　　　　　　　　　　　　　　　　　　　　　　　　　　　　　　　　　　　　　　　　　　　　　　　　　　　　　　　　　　　　　　　　　　　　　　　　　　　　　　　　　　　　　　　　　　　　　　　　　　　　　　　　　　　　　　　　　　　　　　　　　　　　　　　　　　　　　　　　　　　　　　　　　　　　　　　　　　　　　　　　　　　　　　　　　　　　　　　　　　　　　　　　　　　　　　　　　　　　　　　　　　　　　　　　　　　　　　　　　　　　　　　　　　　　　　　　　　　　　　　　　　　　　　　　　　　　　　　　　　　　　　　　　　　　　　　　　　　　　　　　　　　　　　　　　　　　　　　　　　　　　　　　　　　　　　　　　　　　　　　　　　　　　　　　　　　　　　　　　　　　　　　　　　　　　　　　　　　　　　　　　　　　　　　　　　　　　　　　　　　　　　　　　　　　　　　　　　　　　　　　　　　　　　　　　　　　　　　　　　　　　　　　　　　　　　　　　　　　　　　　　　　　　　　　　　　　　　　 （作者  车公庄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