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救助”，一个令人酸涩而绝非危言耸听的字眼，沉重地横亘于前，让我们无法冷漠或淡然。

今年2月份的一个夜晚，五六十名农民工在京郊一家小录像厅内看黄碟，突遇警方检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墙逃离，有20余人在慌不择路中跌进深达6米的化粪池，其中两人丧命。消息传来，闻者为之扼腕伤悲，更为此而深深忧患。

而在去年底，文化部下发《关于高度重视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通知》，强调切实尊重和有效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把活跃和繁荣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纳入小康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纳入政府文化部门服务和管理的基本范畴，纳入文化工作者责任和义务的基本范畴。

目前，文化生活处于极度贫乏状态的除了农民工，还有不少地区的农民以及城市里的特殊群体，都需要文化救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文化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获得很大发展，基层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从总体上看，文化发展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不少人还处于严重的文化饥渴状态。

社会成员享有文化成果的状况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文化就是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不能体现公平正义，便会引发社会矛盾。诚然，今天的社会成员在享有文化成果上存在差别，与历史上的文化贫富不均有着性质的不同。而且，从大的趋势看，这种差距应该会逐步缩小。但应该看到，有些特殊的时代因素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加剧社会成员在文化享有上的矛盾，并把这种差距推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

首先，我们正处在生活方式发生变迁的时期。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生活由温饱型转向享受型、发展型。这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变化，但也会孽生新矛盾。手头宽裕起来的老百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位，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关注自己与其他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别。也就是说，社会的兴奋点和注意力更加集中于个人的文化生存，而不是物质生存，更加集中于个人的文化享有和文化发展。由此产生的种种差别最容易诱发公众的心理失衡。此外，有专家指出，目前恩格尔系数下降，相当程度上是教育、医疗等费用上涨，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文化贫富更会成为矛盾的诱因。

其次，我们正处在知识经济兴起的时期。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产品、脑力劳动在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这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在这种新型经济中，谁刻苦学习，谁拥有了知识，谁就拥有了个人发展的资源和竞争的资本，机会对于每个人是均等的，这是最大的社会公平。但要看到，由于种种客观条件上的限制，社会为每个成员创造的学习条件并不相同，尚有一些人连基本教育都不能保证，更遑论后续教育，这些差别也会引发公众的心理失衡。

第三，我们正处在消费主义文化滋长的时期。消费主义文化作为舶来的生活方式，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诚如有关专家所言，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并没有那样的物质基础去进行高消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奢侈的消费欲望，会造成社会性的心理焦虑、脱节和震荡，造成一种双重的自我矛盾。并且，部分群体通过种种豪华享受展示其身份，而社会对其财富来源方式又不认可，其炫耀性的消费方式更引起人们的不平。

让公民平等地享有文化，避免文化差距形成“马太效应”从而成为产生文化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渊薮，这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也是复杂和艰巨的工作，涉及整个公共服务系统，涉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观。从文化工作者来说，应该大力建设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公共文化和文化市场在内的文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还文化于社会，还文化于大众：

文化活动主体要有广泛性。把所有的社会成员确立为文化服务的对象，把生活质量相对较差的社会群体确立为文化服务的重点，应该成为文化工作的原则。要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群文活动的主角是大妈，文化市场的主角是大款”的状况，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尽可能多的文化成果。

文化活动内容要有丰富性。只有多样的文化活动内容才能满足多样的人群。公共文化服务要从单一的满足大众闲暇娱乐需求的“唱歌跳舞”延伸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空间，文化市场管理也应该通过宏观调控的办法保证各种健康有益的市场门类的生存，促进它们的繁荣，满足各种层次社会群体的选择。

文化活动方式要有普适性。要转变观念，创新手段，充分注意到不同人群的特色，注意到大多数人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方式。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以“贴心贴肺”的姿态寻找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在文化市场服务中要加强管理和正确引导，让百姓在这里各有所得，各有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