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想起来，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这样说道。是的，一个人能与一个时代紧紧相随，世上有几人？一个人走了，却被人长相忆、长相思，又有几人？王安忆说道：“今天，我们可以沿着巴老的思想，一直追溯到100年前。难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连绵不断地追寻这样漫长的路途。我想说的是：一是重新想象上世纪初知识分子的处境和他们的生活、思想。二是重新建设我们与'五四'文学的关系。我希望我们不要太迅速地衰弱下去，至少要使这个周期尽可能地延长，健康地成长。香港有人说巴金是最后一个文学青年。这使我想到，许多性质不是由时间来决定年老或年轻的，它就是一种象征的素质。文章就是他的人。他不在了，可是一旦想起来，他还是一个年轻人。”

    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讲述这一幕：为巴金先生送行那一天，他看到一名晚到的读者，没有赶上与巴金见最后一面，长跪在龙华殡仪馆门前。陈思和说道：“一个作家的离去，有那么多的普通读者发自内心地参与到悼念活动中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以前只有鲁迅一人，今后不会再有。巴金是坚持和继承鲁迅精神最好的人。他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团结、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如曹禺、萧乾、萧红、何其芳等人。80年代初，巴金访日后回到北京，胡耀邦同志知道后会见了他。晚年后，他又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完成鲁迅先生的精神。‘文革’后，在很多人安享晚年的时候，他以崇高的精神，用了8年的时间，写下《随想录》。《随想录》不仅反思'文革'，更重要的是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整个思想解放运动。从《随想录》，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从极左路线中走出。巴金在晚年，身边还有冰心、沈从文、萧乾、柯灵、王西彦等一批文化人。他们共同形成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把'五四'精神传到我们身上，薪尽火传。”

    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回忆道：“我的弟弟是巴金的崇拜者，他将巴老的书介绍给我看，所以我很早就读过巴老的书。弟弟后来受巴金影响，离开家庭走向革命，最后为革命牺牲。1949年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看到巴金的签名，高兴得不得了，到处向人打听谁是巴金。有人告诉我：那位走来的人就是巴金。我一看与想象的不一样，非常朴素、亲切。我赶紧掏出一个红本子，毫不犹豫地递上去，请他签名。巴金笑了笑，在本子上写下这样几个字：‘周小燕同志：我们都喜欢听你的歌。’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的弟弟知道了，肯定会激动地跳起来的。‘文革’后读了他的《随想录》，佩服他勇于解剖自己，提倡讲真话。我现在仍经常翻这本书，当课本读。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留在社会，还会影响几代人。我要继续向他学习。”

    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懊恼地说：“没有机会拍巴老的作品，终身遗憾。但是，我知道巴老是最容易合作的作者。他从来对别人改编他的作品不发表意见。1952年，他去朝鲜。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在坐的人不一定都有他的勇气。我那时就很感动，自责自己窝囊，为什么不去？他写出了《团圆》这样优秀的小说。可惜，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写出大作品。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说：“俄罗斯在1916年出版过一套特精装的《托尔斯泰》全集，非常珍贵。冯雪峰当年在俄国，到处去买这套书，结果只买回来半部。有一次听说巴老有一套《托尔斯全集》准备捐给上海图书馆。我赶过去看了，不得了，就是1916年的版。这套书中有很多油画插页，是俄罗斯著名画家画的，单就这一点就特别珍贵。巴老晚年多次说，他要向托尔斯泰学习。他与托尔斯泰有许多共同之处。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良心，巴老是20世纪的良心。”

    病中的张瑞芳，托人捎来她的怀念：1943年，在重庆。巴金的《家》经曹禺改编后，第一次搬上话剧舞台，张瑞芳演瑞珏。那时，巴金来看望曹禺，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经常聚集在张瑞芳那间小屋里，谈艺术、谈人生。从此，他们认识。80年代，张瑞芳访问东北，碰到邓大姐。邓大姐说，她很想念巴金，请她回到上海后带她问好。那天，她捧着鲜花，来到巴金家。她怕打扰巴金，因此没有进去，把花放在门口悄悄走了。回来后，他给巴金写了一封信。50天后，收到巴金的回信。巴金告诉她，正在赶写《随想录》，没有立即回信。现在已经出版4册，寄给她。并且说：“你看了书后，就知道我的所思所虑了。”巴金最后的几天，张瑞芳住在邻近的病房里。她没有去看他。她是不愿看到自己所敬仰的人在弥留之际痛苦的面容。但是，她一直用耳朵在听走廊上的脚步声，当一切平静后，她知道巴金走了，眼泪悄悄落了下来。瑞芳大姐说：巴老是一个平实、率真、憨厚、谦和的人。我们要在巴金精神感召下，把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搞好。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巴金胞弟李济生、陈东等人。会议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孙(禺旁加页)主持。出席追思会的还有袁雪芬、秦怡、乔奇、徐中玉、钱谷融、吴贻弓、奚美娟等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