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舞蹈表演艺术家、教育家。
戴爱莲祖籍广东新会县,祖辈三代华商之家，侨居海外多年。她1916年出生于北美洲的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岛。
戴爱莲的曾祖父在西印度群岛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在广东话里‘大’与‘戴’同音，渐渐地就改成姓‘戴’了。
英文名字：爱琳。中国名字是爱兰，14岁跟母亲到伦敦定居，改名“爱莲”。
舞蹈对戴爱莲可以说特别有缘。她从小学习钢琴，一听到音乐声就会起舞。5岁开始学习舞蹈,7岁登台表演，还自编自演了独舞《小鸡》。
10岁进入当地舞蹈学校学习芭蕾。
1930年，她14岁赴英国伦敦，学习舞蹈，在著名舞蹈家A.多林的芭蕾工作室和 M.兰伯特 芭蕾学校学习,后又随芭蕾大师M.克拉斯克学习。之后,因家庭破产,靠半工半读求学。那时，她勤工俭学，当模特、抄乐谱、帮人打扫卫生、教舞蹈…… 经常在伦敦艺术家沙龙表演舞蹈,或到电影制片厂、剧场当临时演员。她的《波斯广场的卖花女》、《杨贵妃》、《伞舞》等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
正当她一心步入芭蕾艺术殿堂的时候，她观赏到了现代舞艺术家玛丽·魏格曼热情奔放的表演，她感到强烈震撼，她从未看到过这样感人的舞蹈。
1937年进入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现代舞。为了追求丰富的表现力与扎实的技巧完美结合，她又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的学生。追求完美和勇于开拓使这位艺术家一直勇往直前。
戴爱莲在伦敦看到德国现代舞蹈家 M.维格曼的表演 ,倾慕不已。当时,维格曼剧团在伦敦设有舞蹈工作室,她便前往求学。在学习中 她感到现代舞感情自由奔放,不受束缚,但缺乏系统的技术;而古典芭蕾虽有系统的技术,但缺乏表现力。因此她大胆提出现代舞和芭蕾在技巧上应互相借鉴、互为补充的见解。然而,由于当时芭蕾和现代舞派之间门户之见很深,老师恐她的观点影响其他学生,竟将她开除。
但这并没有动摇她学习现代舞的决心,她发现尤斯芭蕾舞团的表演采用了人体动作与内在感情紧密结合的方法,既有良好技术,又有丰富的表现力。于是她在自己的实践中吸收了这一方法。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1939年,她以优异的成 绩获得著名的尤斯莱德舞蹈学校奖学金。在学校,她学习了著名舞蹈理论家 R.von拉班有关情感的表现方法和舞台表演技术方面的理论及舞谱等 ,这对她
后来的舞蹈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她以后的艺术道路也具有积极意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爱莲在伦敦多次参加中国运动委员会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筹集抗日资金举办的义演,自编自演了《警醒》、《前进》等舞蹈,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1939年她毅然回到祖国。
1940年春 宋庆龄在香港会见了她。
她还先后在国立歌剧学校、社会教育学院电影系和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任教。
回顾当年的情景，她说：“在那里，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恩来，他认为，我在重庆的作用比在延安大。”她接着说：“我发现中国民族舞蹈的‘根’在各民族之中。”
戴爱莲带着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的梦想回到祖国，，为觅得中华民族的真形，觅得民族舞蹈的真魂，觅得民族舞蹈的真谛，献出了她挚爱祖国母亲的赤子之心。她克服路途艰险，交通不便，人地生疏等种种困难到瑶山、入西康、去新疆，向能歌善舞的瑶族、藏族和维吾尔族同胞采风学习，研究他们的舞蹈，创作了《马车夫之歌》、《瑶人之鼓》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她还从地方戏曲中吸收营养，从桂剧移植改编了《哑子背疯》，在舞蹈《思乡曲》中的动作上溶入了昆曲的身段。
在开拓发展我国民族舞蹈的同时，戴爱莲积极引进西方芭蕾，使这朵奇葩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枝茂叶盛。
戴爱莲向我们介绍说：“当我看到人们跳《花柳流》的日本舞、印尼爪哇舞、乌迪·香卡的印度古典舞……就是没有人会跳中国舞时，大大剌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从那时起，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虽然我不知道中华民族舞蹈是什么样子。但我从史书中找题材，根据想象创编了《杨贵妃》、《叶花子》和《垂柳》、《进行曲》等舞蹈。虽然这些作品很粗浅，但这是我为了走近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海外游子的一片爱国赤诚。
在此期间，她以极高的热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大师张大千、叶浅予等交往颇深，从中受益匪浅。
她还从事各民 族民间舞蹈的采集、整理、演出和研究工作。她以瑶族同胞喜庆时击鼓歌舞为素材,创作了《瑶人之鼓》;根据“哑背疯”改编了舞蹈《老背少》。
1942年秋,戴爱莲到重庆,先在国立歌剧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后应教育家陶 行知之聘,创办了育才学校舞蹈组。在此期间。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关心和帮助 她,鼓励她向民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民族舞蹈事业。这对她后来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5年她在重庆新华日报社看了延安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新秧歌剧 后,创作了歌舞《朱大嫂送鸡蛋》。同年夏天,她和著名画家叶浅予一起到川北、 西康等地采风,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素材,用拉班舞谱记录了8个藏族舞蹈(现分别存在美国纽约舞谱中心图书馆和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她还创作了藏族舞蹈《春》和《甘孜古舞》、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维 吾尔族舞蹈《青春舞曲》和《马车夫之歌》等;并于1946年和育才学校师生一起 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这次演出的影响很大,不仅使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登上了现代舞台,而且掀起了一个民间舞蹈的普及运动。同年秋,她和叶浅予赴美国讲学,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的民间舞蹈。
在此期间她和其他同志合作创作了大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大秧歌《祖国建设》(1949)、舞剧《和平鸽》(1950)等大型节目。她根据陕北民间舞蹈形式“荷花灯”创作的《荷花舞 》深受群众欢迎,并在1953年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获奖。此后,她还 创作了双人舞《飞天》,这是中国舞坛上第一个展现唐代敦煌艺术的舞蹈珍品,在1955年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上获奖。
1947年回国后,她主持了私立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
1948年在国立师范学院和北平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戴爱莲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人之一,为新舞蹈事业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戴爱莲以崇高的奉献精神学成归国，她把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最高级别的舞蹈艺术，一是切凯蒂学派的芭蕾舞教学体系，二是拉班系统的现代舞技巧和理论课程，教授给她的第一批学生，开创了中国舞蹈教育事业新的一页。
戴先生不辞劳苦、不计报酬的教学，开办舞蹈学习班，她要培养出舞蹈演员，组织一个舞团，演出她的作品。当时，新舞蹈在中国还是一片荒漠，老师难以找到忠心于跳舞的学生，学生难以找到可以依赖的老师。在生活条件上，老师有艰难，学生极穷困；学生从不交学费，老师还要养学生，这就是戴舞团的常规。老师不以为苦，看到学生日进一日，而以为乐，一切为了舞蹈艺术的明天，戴爱莲就这样创造她的舞蹈人生。
在她40年代的作品中，自编自演的独舞——《瑶人鼓舞》、《哑子背疯》等颇具影响。前者是她到瑶族聚居的山区采风后加工而成；后者是提炼戏曲片段（一人扮演两人的“老背少”）。它们与戴爱莲同一时期创作的《巴安弦子》（藏族）、《嘉戎酒会》（苗族）、《青春舞曲》（维族）……等舞蹈组成了色彩绚丽的“边疆舞蹈晚会”在重庆演出，风蘼了大后方。她是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品的始作俑者，对于中国民族舞蹈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戴爱莲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期。
她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舞蹈演员（华北大学文艺学院舞蹈队）；
她主持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团（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
她参加编导并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鸽》；
她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
她领导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
戴爱莲说：“如果音乐没有乐谱，贝多芬、肖邦的音乐就不可能传下来，舞谱的作用也是如此。”她称舞蹈理论之父拉班为外公，因为她是拉班舞谱的第三代传人，并将之引进中国。1959年，她被任命为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后创立了拉班舞谱委员会，利用拉班舞谱记录中国的民族舞蹈，并以拉班理论指导工作。
她为拉班舞谱的推广，亲自开班教学，亲自记谱出书，亲自分配学生的任务，亲自参加国际会议并组织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为此她作出了不懈努力。
1954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舞蹈学校校长，重又继续研究古典芭蕾。在她的倡导下，学校除了对学生们进行芭蕾舞和中国舞蹈的教学外，还创办了传授亚洲舞蹈的东方舞班。她认为，不能光从书本上学习舞蹈理论，艺术还应该从生活中来。艺术是没有第一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艺术没有标准，尤其是民族舞蹈，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荷花舞》（女子群舞，作曲：刘炽，首演者：徐杰领衔）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舞蹈取材于流传在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曾有刘炽等艺术家对其进行过加工，1953年，戴爱莲以高超的编舞技法进行了再创造，以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秉性，以“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舞蹈形象鲜明、动作流畅、结构凝炼，于简洁中见功力。另一部传世之作是女子双人舞《飞天》(Flying Apsaras)（创作于1954年，作曲：刘行，首演者：徐杰、资华筠）。它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成功地运用了戏曲中的“长绸舞”，把它加工为独立的纯舞蹈艺术。舞蹈追求的不是敦煌壁画的描摹再现，而是以绸带飞扬瞬间的舞姿造型和流畅、滑翔、腾跃的步伐……表现翱翔天宇的一种意境——寄予人类的希冀与向往。
《荷花舞》与《飞天》先后于1953、1955年参加在柏林与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舞蹈比赛并获奖；1994年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至今久演不衰。
戴爱莲常说：“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这爱促使她在创作中不懈地追求中国舞蹈的神韵，与此同时以其精当的鉴赏力，将西方舞蹈的精华介绍到中国。她以其自身的优长和毕生的实践成为名副其实的沟通中、西舞蹈文化的使者。
正当她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文革”开始，身为人大代表的戴爱莲亦难逃“无罪流放”的厄运，她被江青定为“活靶子”，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罪名，被遣往“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和无休止的批判,遭受残酷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她说：“这里是我的祖国。”回答得还是那么简单而铿锵有力。
她出任中央芭蕾舞团顾问，虽年届花甲，桃李满天下，但仍为培养芭蕾舞新秀呕心沥血。张卫强、赵民华、郭培慧、冯英等在她的指导下，分别在英国皇家剧院、巴黎歌剧院、莫斯料大剧院崭露头角；身患严重职业病的青年演员王才军和汪齐凤在她的鼓励和引导下，创造了奇迹，以优美的形象、高超的技艺，战胜了巴黎歌剧院的选手，在首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中获特别奖；青年演员辛丽丽、杨新华在她一丝不苟的调教下，创造了独特的奥杰塔和王子形象，为祖国争得了国际比赛金牌。
在教学中她还一直致力于拉班舞谱在中国的传播。1980年以来,她主持举办的拉班舞谱学习班,为中国培 养了拉班舞谱人才。
戴爱莲从40年代就开始从事舞蹈 教育工作,她的许多学生现已成为有成就的舞蹈工作者。
戴爱莲有“国际舞蹈大使”之誉。沐改革开放春风，她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地穿梭于亚、美、欧三地各国之间，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她说：“我要让世界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要把世界上优秀的舞蹈艺术带给中国同胞。”她不断到各国讲学，介绍中国优秀的舞蹈艺术，出席国际舞蹈会议，担任各种国际舞蹈比赛评委。她以精辟的见解，严谨公正的判断获得海外同行的尊重。1982年，她作为亚洲代表当选为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
戴爱莲集众家之所长，善于吸收各艺术门类的优点。她学习安徽花鼓灯，看过梅兰芳所有的演出剧目。在她的家里，展示着著名画家吴作人、黄永玉和叶浅予的美术作品。她的艺术境界里融汇着多种艺术形式：古典、现代、东方、西方、高雅、通俗、宫廷、民间……
她还倡导了“人人跳”她以八十岁的高龄为人示范，为人宣讲，使人感动。
她自传体《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一书的出版，值得衷心庆贺，它写出了戴爱莲先生的崇高形象，一个不倦的舞者的纯真情感，一个舞蹈大师的人生历程。她的名字会永远记入中国舞蹈的史册，因为她创造了新舞蹈艺术辉煌的一页。
戴爱莲历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北京舞蹈学校校长、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团长、副院长，中央芭蕾舞团艺术指导、顾问，中国舞协第一届主席、二至五届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民盟第六届中央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曾三次荣获国际奖。
1996年被香港演艺学院授予“高级院士”称号。2001年获美国俄亥俄舞蹈协会“终生成就奖”。
2002年文化部授予她第一届“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戴爱莲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等职。
著名作家刘白羽对她的评论：“她把整个生命都溶解在她的艺术之中，她的艺术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的飞扬，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飞扬”。
（中华文化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