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各大文博機構紛紛上線“雲”展覽、“雲”課堂、雲直播，本是閉館期間的無奈之舉，卻為文博事業發展開辟了另一番天地，在滿足疫情期間公眾文化需求的同時，更大幅度提升了文博行業的線上業務綜合實力。今年兩會期間，多位來自文博領域的代表、委員表示，“雲”展覽是博物館未來發展的最重要領域之一﹔文物的保護利用進入智慧時代﹔一場“智慧革命”正在文博界上演……

　　文物保護要依靠科技加持

　　“新技術能讓文物突破物理限制，使‘沒有圍牆的博物館’成為可能。”全國人大代表、四川博物院首席專家魏學峰表示，隨著5G技術不斷成熟，越來越多的文物走上“雲端”﹔同時，在5G助力下，雲博物館、數字博物館也將為人們提供更高清的畫質和更流暢的互動，讓觀賞體驗顯著提升。“在新技術的支撐下，博物館的臨展也可以儲存到雲端變成一份‘永久’的收藏。”魏學峰舉例，通常展期僅為幾個月的臨展需要花費多年的精心准備，“展完就拆”十分可惜。隨著數字技術的進步，因展出到期而不得不拆掉的遺憾也將得到彌補。

　　除了展陳方式，文物安全也需要新技術。2019年，巴黎聖母院大火給各國文物保護部門敲響了警鐘，如何盡可能完整地保護文物古跡，是各個國家文物保護部門都需要正視的一個難題。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朱曉進帶來的其中一份提案，是關於進一步推進文物古跡的數字化保存的。“文物古跡的數字化保存對文物古跡的重建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國內，位於山西大同的恆山懸空寺，已於近日完成高精度實景三維數字模型建立工作，用三維數據資料完整保存了懸空寺的風貌。”在朱曉進看來，三維定向、無人機、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已經可以全面地對文物古跡進行數字化勘測並將數據安全保存，且成本可以接受，國內已有許多專門做文物古跡數字化保存的團隊。

　　朱曉進建議，國家文物保護主管部門應對推進我國文物古跡數字化保存要有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對文物古跡進行分類，以點帶面穩步推進數字化保存。“數字化保存無法一蹴而就，應對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先進行數字化保存，再對各省份的一級重點保護文物進行數字化保存。同時，國家和省級文物保護主管部門，應統一制定文物古跡數字化保存的標准。要從測量、數據獲得、數據資料保存、影像資料錄制，以及文物古跡數字化保存相關信息的利用和使用等，都應有詳細的標准、規章甚至法律予以規范。同時，文物古跡數字化保存的從業者也應有行業准入資格等。”他說。

　　完善學科設置，培養智慧型人才

　　“智慧革命”需要智慧型人才。“當前，我國仍存在著文物保護專業人員短缺的突出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尚未建立獨立的文物保護學科。”全國人大代表、甘肅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蘇伯民建議，將文物保護認定為獨立學科。

　　目前，文物保護相關專業往往是挂靠於歷史、考古、美術或材料等學科下的自設研究方向，沒有統一歸屬於某個一級學科，也沒有給出明確的學科代碼。這種學科培養模式缺乏頂層設計和系統性，且社會認知度不夠廣泛，並不能完全滿足專業研究和文博機構對文物保護人才的需要。

　　為此，蘇伯民建議，盡快啟動將文物保護認定為獨立學科的調查和論證工作，圍繞文物保護發展所需要的文化遺產管理和規劃、文物劣化研究、文物材料和工藝分析、文物保護材料、文物遺產監測技術、各類文物修復技術、考古現場信息提取和應急保護技術、文物數字化、文物安全消防裝備和技術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在文物保護獨立學科下設立相關研究方向，鼓勵各高校根據自身優勢和文物保護需要設立相關專業，制定規范的培養方案，培養文物保護人才，對保護好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具有重要意義。

　　加速立法，讓“智慧革命”有法可依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文化藝術委員會副主任雷鳴強格外關注博物館法律制度建設。他認為，我國博物館法律制度體系有“三多”特點：法律效力層級多、制定主體類型多、低位階文件多。“在這些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法規、規章、地方性政策文件中，由國務院發布、於2015年3月20日開始施行的《博物館條例》是最高效力位階的博物館行業法規。但由於已存在大量制度制定主體，許多制度在內容、效力上存在沖突之處。”雷鳴強建議，制定統一的博物館法律作為上位法，通過高位階的法律明確博物館的定義與法律職能，協調博物館行政法規與其他規范性文件之間的關系，健全博物館法律制度體系﹔同時，應通過制定《博物館條例》實施細則，對相關概念進行界定，對條例中規定的具體標准和要求加以明確，以增強《博物館條例》的可操作性，以便實現各相關規范性文件的統一協調。

　　“我帶來的建議與公益訴訟有關，希望可以在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建立完善公益訴訟的法律法規和制度機制。”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正安縣貴州神曲樂器制造有限公司負責人鄭傳玖在調研時發現，檢察公益訴訟在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實踐探索，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批檢察公益訴訟保護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典型案例。但目前文物和文化遺產沒有被明確為公益訴訟的領域，相關工作開展缺乏系統性，不能滿足當前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的需要。例如，對傳統村落等部分文化遺產的保護缺乏具體法律規定和評價標准等。

　　鄭傳玖建議，在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時，應分別增加檢察公益訴訟條款。授權檢察機關對妨害文物保護、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法提起檢察公益訴訟。“希望檢察機關可以加強與相關職能部門的協同配合，發揮各自優勢，協同推進文物和文化遺產公益保護工作。”鄭傳玖說。（薛帥  杜潔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