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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
“南歐與西亞文化對南北朝隋唐藝術的影響”項目成果簡介
發布時間:2021-05-19 18:07 來源:科技教育司 編輯:馬思偉
信息來源:科技教育司 2021-05-19

  觀察中國中古物質文化不難發現,南北朝隋唐大不同於秦漢文化,秦漢顯得古朴、厚重,南北朝隋唐則變得新穎、開放,中外文化交流應該說是促成這種變化的重要因素。有關南北朝隋唐藝術吸收南歐、西亞文化的情況,已引起相關研究者注意,但受到各自研究領域和視野的限制,長期以來沒有多大進展。一方面闡釋舊話題者居多,另一方面泛泛而論者不在少數,許多客觀存在的問題沒有識別出來,或誤識南歐、西亞為中亞、南亞等地文化因素。本項目針對目前學界存在的諸問題,基於多年實地調查和思考,在盡可能充分利用學界披露相關資料和研究成果基礎上,就下述四個部分、八個子課題做了具體闡述。

  一、鄯善古國部分遺物與西方的關聯

  (一)鄯善古國木雕家具圖像所見外來文化因素。認為尼雅與樓蘭遺址出土獸腿形椅腿主要受到古希臘羅馬影響,同時帶有波斯文化因素,尼雅出土木桌圖像分別源於西北印度和中印度,尼雅採集櫃門圖像兼有印度和波斯文化因素。這些家具圖像反映了南歐、西亞、南亞多種文化交匯融合的情況,這一過程應該發生在西域,而不是西北印度犍陀羅。

  (二)民豐尼雅出土藍印花布豐饒角圖像。就民豐尼雅出土藍印花布的文化屬性問題,以豐饒角圖像為線索,在梳理古希臘羅馬與拜佔庭,以及貴霜同類圖像發展脈絡的前提下,推斷為來自貴霜的物品。認為從古希臘羅馬到貴霜,豐饒角形態及其持有者身份有所變化,象征意涵則始終沒有多少改變,貴霜以古希臘羅馬手持豐饒角女神為藍本,吸收當地佛教造像因素,便形成藍印花布女神圖像。貴霜物品出現在尼雅遺址,意味著兩地有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

  二、北朝隋唐部分器物與西方的關聯

  (三)中原北方出土古希臘羅馬器物。就中國出土的一些西方器物進行了重新辨識,認為並非學界推斷的西亞波斯、中亞制品,而是來自地中海世界的古希臘羅馬物品。指出臨潼慶山寺唐塔地宮出土銅壺,頗為接近古希臘和羅馬共和國人物頭面形器物,也不排除羅馬帝國早期遺物之可能。大同和正鑲白旗北魏遺址及墓葬出土銀杯、銀碗,器形與裝飾特征無不契合羅馬帝國遺存,有別於波斯薩珊器物。這些器物成為說明中古中國與地中海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證。

  (四)棗形腹、石榴形腹細頸瓶與梨形腹束頸瓶的系譜。梳理了南北朝後期迄唐前期的部分異域風格器物,即棗形腹細頸瓶、石榴形腹細頸瓶、梨形腹束頸瓶的發展系譜。指出北朝後期與隋代河北南部為其主要發展區域,由北朝銅瓶到隋代邢窯瓷瓶脈絡清晰,初唐河南中部鞏義窯又燒造細頸釉陶瓶。進而說明,棗形腹、石榴形腹細頸瓶發源於南歐,原為前5、4世紀希臘、意大利居民的盛油陶瓶,梨形腹束頸瓶的源頭則是伊朗波斯薩珊朝銀瓶,這些西方器物造型東傳以後,形成中國本土化同類器物。日本6-8世紀流行的棗形腹、石榴形腹細頸銅瓶,既有中國輸入品也有日本彷制品。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這些具有西方情調的器物,成為服務於上流社會及佛教的貴重物品。在交通和信息不發達的時代,這些器物所以能夠橫貫歐亞大陸,大概就在於其造型有可人之處。

  三、南北朝隋代忍冬紋樣與西方的關聯

  (五)北朝扇形忍冬紋樣及其西方來源。北朝時期流行的以C形藤蔓為骨架、呈扇形構圖的忍冬紋樣,包括一般和特殊兩種形態。一般扇形忍冬紋樣主要存在於北魏中期前後,少許延續至北齊,集中分布在大同周圍,零星見於洛陽、延安、敦煌等地。特殊扇形忍冬紋樣在前者基礎上產生,短暫流行於北魏中期後段,僅見於大同周圍。扇形忍冬紋樣由來於地中海地區同類紋樣,在南歐前5、4世紀發展成熟,伴隨著亞歷山大東征和希臘化運動,向東傳播至西亞、西北印度,進而傳入中國並本土化,成為南北朝忍冬紋樣系統中與眾不同的組成部分。

  (六)南北朝隋代雙莖桃形忍冬紋樣。雙莖桃形忍冬紋樣,即以一對左右對稱的S形忍冬藤蔓為骨架,組成腹部呈桃形構圖的紋樣,可以分為雙莖桃形植物忍冬紋樣和雙莖桃形雲氣忍冬紋樣。雙莖桃形植物忍冬紋樣約出現於南北朝前期後段,包含南北方和河西走廊兩個系統。南北方者以基本單元頸部開口、腹部全忍冬,且基本單元之間相離為主要特征,由漢水流域波及南京、成都、洛陽和西安等區域。河西走廊者以基本單元頸部交莖、腹部半忍冬,且基本單元之間套連為主要特征,敦煌為發展中心區域。南北朝後期結合漢代以來流行的雲氣紋樣,創造出雙莖桃形雲氣忍冬紋樣,洛陽、鄴城成為發展中心區域。雙莖桃形忍冬紋樣創始於古希臘、羅馬共和國時期,羅馬帝國時期延續發展,南北朝時期傳入我國並迅速中國化,其中蘊含著豐富的設計和審美意涵,構成中國裝飾紋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北朝隋代部分圖像與西方的關聯

  (七)北魏前後神人控馭對獸圖像及其西方來源。北魏前後出現一些帶有神人控馭對獸圖像的遺物,學界指出這種圖像在西方文化因素影響下產生,然而缺乏具體細節闡述,難以了解更為全面信息。本稿劃分為青銅鋪首銜環表現神人控馭對龍,以及其他物件表現神人控馭對獅圖像,分析了這些圖像的表現形式,及其吸收和改造西方文化因素的過程。

  (八)獸首含臂守護神像系譜。就含混不清的獸首含臂守護神像發展系譜問題,在盡可能全面收集資料前提下,採用考古類型學方法進行了比較系統的闡述。指出中國獸首含臂守護神像經歷南北朝隋代初步發展、唐五代大發展,以及宋元明清延續發展三個階段。進而認為,安息帕提亞朝赫拉克勒斯像出現初級形態獸首含臂圖像,在西北印度又與執金剛力士混合造型,北魏早中期獸首含臂圖像傳入首都平城,裝飾性獸首含臂守護神像流行開來,爾後隨著遷都洛陽流布中原北方。唐五代時期獸首含臂守護神像獲得空前絕後大發展,初盛唐尤其發達,基本分布在唐兩京為中心的中原北方和四川。包括佇立式、踏惡鬼式、踏臥獸式、地天承托式四種形式,隨葬陶俑佔多數,少數為佛道教雕塑造像,大多表現為龍首含臂,少許表現為摩羯魚首含臂。宋元明清時期獸首含臂守護神像在衰落中延續發展,南宋與明代形成兩個發展小高潮,南方發展勢頭超過北方。佇立式佔據絕對多數,同時流行踏惡鬼式、單蜷腿坐式、雙腿垂下坐式等,主要用於佛道教雕塑和墓門及神道石刻造像,一概表現為龍首含臂。獸首含臂圖像以其奇妙設計,在中土引起人們濃厚興趣並廣泛用於裝飾守護神像,成為一種影響深遠的文化現象。

 

負責人及所在單位:李靜杰 清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