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元  李  琤  高素娜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黃土坡下的一個小會議室裡，向100多位文藝家發表講話，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今年距《講話》發表已整整70周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重溫《講話》精神，認為《講話》至今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盞指引文藝工作者前進的明燈

    “今年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我們應該重溫這篇《講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原副主席仲呈祥說，“毛澤東同志這篇講話，在我看來是上世紀40年代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經典著作，《講話》所闡述的關於發展文化的一些基本原則都是正確的，隻不過在當時特定的抗日戰爭背景下，加入了當時必須加入的合理而正確的內容，今天我們學習《講話》精神，應該與時俱進地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

    “最近重新學習《講話》，非常感慨。毛澤東同志當年在窯洞裡的這一番講話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義。”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油畫院院長楊飛雲說，“現在國家強盛了，但要滿足大眾不斷高漲的文化需求，仍需要文藝工作者不斷努力。”

    “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提出，要解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和學習問題，真是高瞻遠矚。”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雜技家協會主席邊發吉表示，“《講話》中對藝術創作規律的分析很精辟，對70年後今天的文藝創作依然能起到非常積極重要的指導作用。”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永遠是一盞明燈，指引著文藝工作者前進。”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畫家何水法說，“文藝創作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我們的創作應該為人民大眾服務。隻有深入生活創作的作品，才能更好地為人民大眾服務。”

    文藝作品應做人民大眾的代言人

    “毛澤東同志始終把文藝的表現對象和文藝創作主體定位為人民，認為檢驗精神文化產品的重要標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是否有利於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是否滿足人民大眾的需求。”仲呈祥說。他認為毛澤東同志當時提出的首先要滿足多數人的需求，在今天看來，就是要為更廣泛意義上的人民大眾服務。“他提出作家要實現自己從立場到感情上的徹底轉變，他提出了考察一個文化精神產品的社會效果的時候，強調要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這些說法都充滿了一種尊重人民群眾為主體、以人民為中心的唯物史觀的理念。”仲呈祥說。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王興東說，《講話》中指出文藝作品的功能是團結人民、影響人民、保護人民。“編劇寫東西的出發點就像醫生給病人開藥，應該是為人民立傳，做人民大眾的代言人。”王興東說，現在國產電影面臨著原創疲軟、形象匱乏等困境，一些電影過度追求娛樂和搞笑，隻求為“人民幣”服務，不講為人民服務，這是一些電影人脫離群眾、脫離生活的表現。

    文藝創作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

    “當前文藝作品產量高，活動頻繁，形式多樣，技巧復雜，但很多作品並不能打動人心。這是什麼原因？”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雕塑院院長吳為山說，“這是缺乏生活、缺乏情感所致。隻有深入到生活中去，才能對生活有所體悟，才能對人民的感情和深厚的文化有所感悟，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講話》中指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反映的產物。近30年來，我們在吸收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過程當中，強調對於藝術本體語言的研究，強調藝術家個性的發揮，但什麼是本體的語言？本體不僅僅是形式、技巧、技法，本體的來源是生活、是情感，否則一切語言形式、一切所謂的創新都是無本之木、無病呻吟。”吳為山表示，近幾年，中國雕塑院比較重視青年藝術家的成長，讓他們從思想上、情感上貼近群眾、走進生活。“我們每年都安排青年藝術家到生活中去寫生，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創作。我覺得不管藝術的風潮如何，有一點始終不變的就是人民，是生活和藝術家真正的情感。”吳為山說。

    王興東因電影《蔣筑英》、《離開雷鋒的日子》兩次獲得華表獎最佳編劇獎和第13、17屆金雞獎最佳編劇獎。他認為編劇應該“用腳書寫電影劇本”。“《講話》中強調文藝創作要到生活中去，生活是作品的源泉。著名編劇張天民創作電影《創業》的劇本時，幾次深入大慶採訪，從真實的故事中提煉出了劇本。我在創作《離開雷鋒的日子》時，也曾4次到鐵嶺體驗生活。”王興東說。

    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還指出“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因此也比較容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高級的作品比較細致，因此也比較難於生產，並且往往比較難於在目前廣大人民群眾中迅速流傳。”仲呈祥說，毛澤東同志強調不能一味地普及而忘記了提高，也不能一味地隻顧陽春白雪而忘記下裡巴人，他要求我們把兩者結合起來，辯證地看待，處理好這對矛盾，在今天也有同樣的意義。我們的文藝創作一定要注意不能一味地迎合，忘記了引領﹔也不能一味地拔高，忘記了人民群眾的需求。一個作品的效果，不能隻看票房、收視率和碼洋，而忘記了它的精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