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6日 中央歌劇院 馬梅

　　非常高興有機會在這裡同各位領導和同事一道，歡慶“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並同大家分享我的真實感受。

　　作為一名專業文藝工作者，我想先向大家匯報一下我對30年來藝術生活的幾點體會。首先我想說，藝術上的成功需要天賦、機遇和磨練。我出身於長江之濱的一個革命干部家庭，自幼受到父輩革命傳統教育和剛正嚴謹的人格熏陶。在那個年代，收音機和廣播喇叭中傳出的樣板戲和革命歌曲幾乎是我們唯一的藝術享受。也許是由於“物以稀為貴”，我那時在聆聽和模彷鐵梅或是小常寶時，總是津津有味，樂在其中。沒有專業知識，更談不上指導老師，能夠依靠的隻是那點朦朧而執著的理想追求。13歲那年就是憑著一曲“翻身道情”博得安徽藝校招生老師的贊許，從此邁進藝術的殿堂。不過起初由於年齡小，未完全變聲，我並沒能進入聲樂系，而是被安排到民樂系學習二胡﹔我雖然不情願，但還是服從了安排。要不是畢業前半年的一個下午，聲樂系的王老師聽到我在水房自娛自樂的歌唱，收我做了他的學生，可能我最終會成為一名普通的琴師。

　　聲樂藝術的征途是艱難曲折的。1978年從安徽省藝術學校畢業之後，我分配到淮南市歌舞團擔任歌唱演員，開始了五年多的藝術實踐。那時的我，在藝術上還非常稚嫩，見識也非常淺薄﹔好在我肯吃苦，比較虛心好學﹔能在艱苦的基層演出中堅持下來，在工廠、礦山這一個個社會大舞台上磨練著歌唱的能力，感悟著藝術的真諦。1981年，我作為一名最年輕的文藝工作者被光榮地評為淮南市“三八紅旗手”﹔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這項榮譽日後將為我打開另一扇機遇的大門。1982年我報考中央音樂學院聲歌系。主課（即聲樂演唱）成績排名第一，但是文化課成績差了一分﹔這一分可能會讓我在今後的藝術道路上止步不前，可能讓我和心中的更高夢想失之交臂。所幸的是，文化部有關領導本著高度負責的精神，認真考察了我的履歷，發現我曾經獲得的市級三八紅旗手的榮譽稱號，按照相關政策規定，文化課可以加10分，這樣我最終跨入國內藝術的最高學府，繼續我的藝術追求。

　　1988年，我在第三屆CCTV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上獲得專業美聲組第二名，這是我歌唱生涯中獲得的第一個重要獎項。在校期間，我的主課成績始終名列前茅。畢業時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央歌劇院。之後又連續幾次在國內外比賽中獲獎，主演了歌劇《圖蘭多》和《馬可波羅》，成功的彼岸似乎越來越近。但是隻有我自己知道，在這十年中，我的藝術生涯經歷了嚴峻的考驗。1994年我的孩子出生，產後勞累引發甲亢，體能迅速下降。這直接影響了我聲帶的耐受力和歌唱技術的發揮。我一度對自己的能力和前途產生懷疑，有時會在背地裡抹眼淚。有一天一位朋友來看我，傾聽了我的苦悶之後說：“你現在唱得比從前好多了，怎麼反倒不如以前有沖勁了？這可不是你馬梅的的個性啊。”我想想也是，現在再怎樣困難也比不上當年的艱苦﹔當年半路出家也敢上台，現在接受了深造，北京還有這麼多專家，碰到點技術問題就泄氣了？！於是我開始有計劃地調養身體，拜訪老師，細心揣摩﹔隻要身體條件和時間許可，每天至少要練聲練唱兩三個小時。通過大量枯燥乏味的反復練習，逐步摸索出更加科學的發聲方法，並且在舞台實踐中加以驗證改進。艱苦的努力終於獲得回報。我的歌唱能力大大提高，音色顯著改善，藝術水平再上新台階。1997年我在第20屆美國邁阿密國際聲樂大獎賽上榮獲第一名，並作為華人藝術家首次拿下比賽最高獎——“朱迪.喬治獎”。隨後的十來年裡，我多次主演了《圖蘭多》（柳）、《茶花女》（維奧列塔）、《波西米亞人》（咪咪）、《奧塞羅》（薹絲提蒙娜）、《托斯卡》（托斯卡）、《蝴蝶夫人》（巧巧桑）和《丑角》（內達）等經典歌劇。2006年我榮獲國務院特殊津貼。

　　我還想說，一個真正的人民藝術家應當具備正直的人品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校期間，我曾參加了首都大學生赴雲南老山前線慰問團。我和其他同學一道深入煙雲籠罩的前線陣地，為哨所和貓耳洞裡一線官兵表演節目。在畢業前夕，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進入中央歌劇院工作以來，我幾乎每年都要參加院裡組織的赴邊遠地區巡回演出的小分隊，到基層為人民群眾演唱﹔後來這種活動被固定為一年兩次的“文化藝術三下鄉”和“歌劇進校園”，我仍然是每次必到，從不計較報酬和個人得失。我還多次參加文化部黨政機關組織的慰問“老少邊窮”地區的義務演出和國家文物局舉辦的公益演出。去年12月份，我接受了赴美參加“中美建交30周年系列紀念音樂會”這個政治任務，並且不惜為此推掉報酬豐厚的商業演出。在美聲的圈子裡，朋友們戲稱我是“三無歌唱家”——無包裝、無炒作、無商業頭腦。我從來不會對演出任務精挑細選，圖名圖利﹔也不會在媒體上宣傳自己。我就是這種個性。

　　今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我正在廣東准備我的第四、五次個人獨唱音樂會。電視屏幕中的災區景象是我痛心焦慮。我當即和主辦方協商，將原定於在5月15日和17日晚舉辦的珠海和中山獨唱音樂會改為賑災募捐音樂會，得到對方和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珠海的演出過程中，我和嘉賓朋友們向觀眾們發出奉獻愛心的呼吁﹔我帶頭捐出兩萬元，最後全場共募集善款23萬余元。在珠海募捐音樂會進行的同時，我同中山市藝術中心等主辦單位密切溝通，策劃了更大規模的募捐行動。17日晚令我終生難忘。座無虛席的“文化藝術中心大劇場”內高潮迭起，演員們、主辦單位和全場1300余名觀眾為災區人民慷慨解囊﹔除了64.85萬元的門票收入全部被捐贈以外，現場還募捐善款175.15萬元。兩場演出共計募捐263余萬元。此後，我又先後兩次參加了文化部組織的慰問災區巡演，隨著“大篷車”深入北川、清川、都江堰等震中地區，為災區父老和解放軍救災官兵演唱他們耳熟能詳的經典歌曲，分擔著他們的悲哀和辛勞，感受著他們自強不息、樂觀豁達。

　　自2003年以來，我連續兩屆被推舉為北京市人大代表，有機會為北京市的各項工作建言獻策。我非常珍視這一參政議政的寶貴機會。我總共參加了六次代表大會，從未缺席。在深入調研、廣泛征求群眾意見的基礎上，先後獨立提交了二十余件提案和建議，內容涉及文化事業、市政建設和環境治理等方面。2005-06年，我提議政府部門和廣電部門採取措施，遏制“假唱”行為和其他低俗的文化內容，加大政府對交響樂、歌劇等嚴肅藝術的支持力度，促進高雅藝術走進社區﹔同時也多次同文化部青聯的同事們一道進入街道、敬老院等基層為市民演出，在實踐中積累經驗。相關建議得到了市委宣傳部、文化局等單位的積極回應。2008年的會上，我提出了4項與奧運相關的建議，其中奧運期間控制物價的提案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去年下半年全球爆發經濟危機，中國也受到沖擊﹔於是在今年的會上，我又提出3項旨在擴大內需、保持本地經濟增長的建議。　　回顧這些年來經歷的風風雨雨、喜怒哀樂，我或許會因為某次演出不夠完美感到遺憾，也會由於工作中曾經同領導或同事發生爭執感到歉意。但是我能自豪地說，我堅持了自己的黨性原則、堅持了自己的藝術追求、堅持了自己的價值觀念，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國際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我曾多次被評為文化部“優秀共產黨員”、文化部“抗震救災優秀共產黨員”和“抗震救災先進個人”，2008年還光榮地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在今後的人生和藝術旅途上，我會不懈努力，使自己無愧於肩上的這面紅旗。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