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大家知道大明宫遗址吧？

　　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道北地区，是历史上唐代王朝的统治中心，也是遗存至今的我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的宫殿区，遗址面积达3.2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明清故宫的面积。在解放以前，这里是城市贫民的聚居地点，大批黄泛区的河南老乡沿着陇海铁路逃荒到西安城下，在道北地区的大明宫遗址周边落户，逐渐形成西安“南富北贫”的格局。几十年来，道北地区由城乡结合部，变为“城中村”，人们的生活始终伴随着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景观杂乱、犯罪率高等问题。长年在大明宫遗址地区生产和生活的群众，由于受到遗址保护的长期影响，与城市日渐富裕起来的民众生活差距增大。一方面，人们为了改善生活不断在遗址上搭棚建屋、打井造园、种植林木、饲养家畜，造成遗址夯土流失、城墙倾倒、河道淤平，严重威胁大明宫遗址的安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长期以来把大明宫遗址作为城市进步的负担，经济发展的包袱，环境改善的死角。大明宫遗址在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下不堪重负，人们的生产生活与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近年来西安市政府转变观念，认识到这里应该成为城市的宝贵财富，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和资本。这一由“负担”、“包袱”和“死角”向“财富”、“动力”和“资本”的定位转变，带来了奇迹的发生。西安市将大明宫遗址及周边的19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统一规划，向国内外推出建设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描绘出大明宫遗址将成为最美丽、最有文化气息的城市公园，周边将是环境最为优美，升值潜力最大的地区。于是，这一地区的土地价格由每亩50万元迅速升值至200多万元。这项城市财政收益促进了大明宫遗址的整体保护进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占压遗址的建筑物实施整体拆迁面积达350万平方米，妥善安置居民10万人以及数以百计的企事业单位，投入资金达80亿元。西安市政府获得了这么多经济社会效益，建设大型遗址公园，又改善民众生活，显示出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

　　10月21日，我们邀请郑州、洛阳、无锡、杭州、成都、广州、扬州、开封、安阳、荆州、朝阳等城市的书记、市长们到西安，共同见证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启动仪式和拆迁安置小区的开工仪式，并举办了“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这些拥有重要大遗址城市的主要决策者们，纷纷表示要学习西安的经验，会后迅速启动各个城市的大遗址公园建设。例如，郑州市委书记当即决定近期启动郑州商城遗址的整治工作；洛阳市委书记要求明年的大遗址保护峰会一定要在洛阳开，将给大家一个惊喜；山东省委表示认真研究我们提出的设立“文化遗产保护特区”的建议，修正过去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设想；辽宁省省长在和我们交换意见时，决定启动建设面积为8平方公里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公园，由省财政投入2亿元。我们相信，一个大遗址保护的高潮将在祖国各地展开，一大批处于危机状况的大遗址将得到整体保护，一处处幽雅的大遗址公园将融入城市生活，为群众营造出美好的宜居环境。

　　第二件事，大家知道新疆坎儿井吧？

　　坎儿井是一种特殊的地下水利工程，是通过人工掏挖甬道，将融冰化雪水渗漏所形成的地下水源引流至绿洲，用于群众生活及农业灌溉。世界上的坎儿井以中国、伊朗两国为主要代表。其中，新疆地区的坎儿井是各族民众借鉴其他地区工程技术，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和水文地质特点进行的水利工程建设，其构造主要有：竖井、暗渠、出水口、明渠、蓄水池等部分组成。吐鲁番地区坎尔井地下水利工程始建于汉代，部分在清代开凿，自古以来一直是绿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当今社会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吐鲁番地区坎儿井总数为1091条，总长度为3736.4公里。但是，其中有水的只有331条，目前年径流量仍然达到2.1亿立方米，可以灌溉13.23万亩农田。

　　吐鲁番地区坎儿井是勤劳智慧的民众的伟大创造，使在干旱酷热地区生活的各族人民焕发了持续而坚强的生命力，孕育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洲文化。应该说，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就没有绿洲。我们调查过一些村庄，当地民众生产生活用水基本依靠坎儿井水。例如恰特卡勒村的坎儿井是当地5000人口、6000亩葡萄园的生命之源；位于郭勒布依乡的五条坎儿井，灌溉着近两千余亩农田。同时，坎儿井不仅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同时也蕴含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特殊的人类文化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近年来坎儿井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一方面由于在20世纪60-70年期间，新建的明渠直接将河水送入灌区，而不再有足够的水源渗入沙漠地区。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在吐鲁番及哈密盆地大量建造机电井站，抽水直接灌溉耕地，造成浅层地下水水量大减，导致相当部分坎儿井干涸的速度加快。同时，由于坎儿井自身的构造特点，每年都要进行掏捞、清淤、加固，每条坎儿井的每年掏捞清淤费用约2万元。由于资金匮乏，掏捞、维修坎儿井不及时，引发坍塌，形成了坎儿井的衰败趋势。

　　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为抢救坎儿井水利工程，补助资金6000万元，修缮每条坎儿井约需40万元左右。但是由于“坎儿井地下水利工程”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于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是否应该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修缮坎儿井。随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组织编制了三条坎儿井的抢救性保护加固工程方案，平均每条修缮经费需要300－400万元。对此，吐鲁番地区领导十分着急。既担心由于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补助经费得不到落实，又担心由文物部门组织修缮造价太高，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

　　经过调研，我们认为坎儿井作为仍在使用的、与民众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维护其使用功能，从而确保其生命的延续，造福当地民众的生活和生产，是坎儿井保护的首要目标。因此，首先要加强水资源管理，停止审批坎儿井保护范围内新打机电井项目，逐步关停部分机电井，避免因地下水位下降而使坎儿井干涸造成直接危害。同时，对坎儿井逐条进行价值评估和病害诊断。对于这类特殊的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简单按照一般静态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方式，应尽可能保持现状，继续作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所用。考虑其体量庞大、构造特殊、情况复杂的特点，应对数量众多的坎儿井，及时划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保护范围，以便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在遵循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前提下，满足水利工程实际使用的需要，实现两者间的有机结合，造福当地民众。

　　目前对于坎儿井的修缮加固，水利部门拟采取套涵管加固方式。这一方式在保证其可逆性的前提下，在重点部位、部分点段使用是可行的，但是在坎儿井全线大范围使用，对文化遗产的扰动过大，改变原状太多，影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而文物部门拟采取用锚杆加固、喷PS等方法加固坎儿井井壁，造价过高，工程实施难度较大，对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也存在较严重的影响，也不宜全线铺开。我们在调研中感到，在保护与修缮过程中应注重传统手段与现代方法的结合，尽可能沿用民间传统的坎儿井修缮方法，充分调动当地民众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祖祖代代的传统技艺，而不应由文物部门或水利部门包办代替。我们认为，应该在对当地民众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培训的基础上，组织修建坎儿井的能工巧匠带领当地民众，按照传统工艺和方式开展自救式修缮。这样做，一是可以调动坎儿井使用者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当地民众最知道坎儿井对于他们生活的重要意义，修缮坎儿井会保持高度责任心，确保工程的质量。二是节省经费，运用传统的施工和淘挖清理办法，将大大降低成本，并可以实现“以工代赈”，直接惠及当地民众。三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坎儿井的历史原状，对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实现最小干预，同时使更多的民众掌握修缮坎儿井保护的传统技艺，有利于坎儿井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结合两项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调研，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发展也是解决文化遗产事业面临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对于开创文化遗产事业新局面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化遗产事业必须走既切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通过对大明宫遗址保护整治的调研，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长期以来，大遗址保护与其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民众生产生活改善，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其原因在于我们所采用的保护措施限于死看硬守，对长期生活在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民众生产生活进行限制，使他们的生存状况难以改善。面对大遗址保护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面对遗址所在地人们对人居环境改善的渴望，我们必须对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给予更多的关注，其核心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好大遗址保护与当地民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脱贫致富的关系。如果众多大遗址继续维持目前状况甚至恶化，我们的保护工作就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因此，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是将二者在空间上分开，即将“不可移动”的大遗址在原地妥善保护，将“可移动”的居民和企事业单位在遗址区外妥善安置，做到统筹兼顾，相得益彰。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善于统筹全局、兼顾各方，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夯实基础工作，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努力实现总体目标。如果我们通过对大遗址实施积极地保护而带动了地区的文化氛围，改善了城市的环境，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必然会感动社会各界，就会有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就会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在大明宫遗址保护拆迁过程中，群众送来的几十面锦旗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说，“我们20多年来就盼着改善生活条件，城市建设、环境整治、‘城中村’改造都没有实现，没想到是文物保护实现了我们的期盼。文物保护使我们离开了环境脏乱的地区，离开了生活水平的低下，离开了交通拥堵，给我们带来了实惠。”大遗址保护探索与实践，对于我们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中，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通过保护成果改善民众的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只有将大遗址保护融入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成为其中积极的因素，才能真正体现出文化遗产的价值，树立文化遗产的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能焕发出无限活力。我们必须通过一处处大遗址保护的成果证明，文化遗产不代表落后，不代表贫穷，不代表脏乱，大遗址能够成为城市中最美丽的地方，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环境价值最大的地方。只有这样，文化遗产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中华文化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文化遗产的主人，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必须惠及人民群众。通过调研吐鲁番坎儿井保护修缮问题，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化遗产植根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与当地居民有着天然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这种联系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保护不意味着与当地民众和当代生活的隔绝与封闭，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牵动着千家万户的情感。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和守护者，是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真正动力。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公众参与，保护成果要让公众共享。民众是文化遗产的主人，他们应该充分参与到涉及民生的公共决策制定中来，公共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积极适应。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是文化遗产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有民众倾心地、持久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的真正保护。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和文物工作方针，竭尽全力保护好这份珍贵的资源，使之得到持久永续的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无论是在考古发掘或文物建筑修缮工程中，在博物馆建设或博物馆免费开放过程中，都应积极取得广大民众特别是当地居民的理解和参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就是要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切实增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文化遗产保护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构建有利于文化遗产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使我们的每一项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