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

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城内战争气氛到处可见。一队队日本宪兵，大踏步地经过大街小巷，日本军车呼啸而过，到处挂着日本太阳旗。为供应日本军队的用粮，中国老百姓已见不到大米和白面了。那时如果让日本人发现有那个中国人吃了大米饭，就会被吊起来毒打，而玉米面的价钱也一长再长，劳动人民只能吃混合面(就是玉米面加上大量磨碎了的谷糠和白薯梗，土灰色，很难下咽)。各学校都派去日本教官，由他们确定讲课内容，并控制老师、学生的思想和行动。由于我上的是外国人办的天主教学校，校长和老师全部是外国修女，三分之二是外国学生，且全部是女生，讲课全部用英语，所以没有日本教官。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在上学的路上，经常会遇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兵。夏天还好，天很早就亮了。冬天早上上学时，天还黑着，不敢一个人走，都约着同学一起走，因为我们被传说的事儿吓坏了。冬天，路上经常有冻死在街头的穷人，被称作“倒卧”，真让人害怕。总之，全北平一片恐怖凄惨景象。我渐渐明白了什么是亡国奴，可以说我是当着亡国奴长大的。当时的女学生无非是几个出路：一是学校毕业嫁给有钱人作少奶奶；二是如果工作就到日本大公司去做“花瓶”；三是找不到工作家庭经济又困难的，也有被逼作舞女的。我当时虽然年龄不大，但想到将来，也有极大的困惑：上学为什么?学完干什么?

1945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傅秀同志。她是林则徐的后代，她和她的三个哥哥当时都是共产党员或是为共产党工作的。他们结识我却并非“偶然”。当时我父亲是敌伪时期北平中国银行的副行长，他们想通过我了解当时银行金融界的一些头面人物的政治态度和动向。傅秀在当时给我的印象很不一般，她和我认识的一些贵族学校的小姐们很不同，剪短发不修饰，说话很和蔼，待人很诚恳，和我谈过几次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一是讲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有良心的都要爱国；再就是讲女青年的出路和解放区的生活学习情况。我当时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很新奇，但是非常喜欢这个比我大五岁的大姐姐。后来她送了一些解放区的报纸，上面还有毛主席的照片，让我悄悄地放在我父亲的桌上，听他看了以后说什么。如果我父亲问这些报纸从哪儿来的?就说是校门口捡来的，又叮嘱我说这件事只向她二哥一个人讲，以后的报纸，由她的二哥交给我。

我父亲果然有反映，后来再有报纸放在他桌上，他只是看完了就收起来，也不再问我哪儿来的了。就这样，我听到他说什么，或者听到他周围金融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在我家里讨论时局什么的，我都如实地告诉傅秀的二哥不久，由于地下党在傅秀大哥家里楼顶的电台暴露了，日本宪兵队抓捕他大哥的时候，他大哥及时地逃脱，却把她的二哥抓进了宪兵队。当时已经接近日本投降，关了个把月，他二哥就被放出来。此时，我已萌生了参军的念头，正好北平城工部准备送一批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傅秀就把她的二哥、她的大姐、我、还有三个学生(我不认识，规定是不许相互讲话的)，一块儿带往昌平的铁窑村。在那里我穿上军装，带上八路的臂章，由一个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做的娇小姐变成一个女八路，从此开始了我长达八年的女兵生活。

(作者车公庄站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