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铭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国民党统治集团，则到处抢夺抗日胜利的果实，妄图要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方针。中共中央派出以廖承志、方方同志为代表的第八军调小组，到广东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方代表据理力争、列举广东各地武装力量歼敌，锄奸等许多历史事实，迫使国民党无法抵赖，不得不双方签订协议，同意以东江纵队为主的广东抗日武装力量，撤退到山东烟台解放区，即当时的“北撤”。协议指定人员先集中于香港，后由国民党护送到山东烟台。于是广东各地党组织积极贯彻中央方针，作全面安排，大部分人员留下坚持工作，部分人员“北撤”。

1946年，我和爱人杨克毅同志在广东南路特委工作，当时组织安排我们随部队“北撤”，同年夏天我们带着不满半岁的小孩抵达香港作准备。抵港后工作又有新变动，广东省区党委决定杨克毅随同原南委书记周楠同志去越南河内，和越南共产党共同搞经济工作。杨先去越南，待那边工作安顿好后我再去。于是我住进了广东省区党委属下的联络站，地点坐落湾仔轩尼斯道××号。这是临马路的一片公寓，五层高的楼房。一层是商店，二层以上都是写字楼或居民住宅，当时香港社会经济萧条，这里还算是商业繁华地带。联络站设在三层，用纸糊木板相隔大小四间住房，与邻房之间一点都不隔音。经常来往的都是广东各地党组织来港联系工作的人员。这里有一位名叫杨二嫂的女同志负责做饭，区党委常派人来联系，常来的是陈能兴、梁广同志，人员来往匆匆，都不用真名，或以其人特征而称呼，那时的纪律是不该知道就不问。

1946年秋，杨克毅从河内回港汇报工作，也住在联络处。有一天从东江纵队来了一对夫妇，男的叫陈坤，女的叫王坚。陈能兴同志对我们说，小王患神经分裂症，准备送回广州内地治疗，叫大家多加注意，那时联络站只有我们大小六个人。一天王坚要抱我的小孩，却把小孩高高举起往地板上抛，小孩失色大声哭叫，我很害怕，以后再不敢让她抱，只好把小孩藏在屋内，不敢和她见面。又一天她走进屋来，照小孩的脸上一巴掌打过来，小孩哭不成声。陈坤对我们说，他们原来有一小孩病逝了，给王坚很大打击，以后她见到别人的孩子总是心态不平。谁都没有料到，一天清晨，王坚从厨房拿了菜刀砍向毫无准备正睡在床上的陈坤左额上，伤口约两寸多，陈当时大声叫唤“你们过来呀，出事了。”此时大家估计到此事可能引起邻居或警察注意，前来查问，发现陈坤受伤会引起更大的怀疑，知道小王患疯人症还会把她送进香港疯人院。由于联络站既无电话，目前也不可能找到陈能兴同志，无法安置小王，当时只好商量对策，预防万一，商定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统一口径。而且必须马上送陈坤入医院治疗，及时止血，防伤口感染。幸好就近的“轩尼斯医院”有两位思想进步，爱国的医生，我们的同志生病都找他们帮忙。于是杨克毅送陈进院治疗，又匆匆赶回来。此时，王坚神智似有点清醒，害怕哭了。大家劝告她要安静下来，有事听从大家安排，千万不要说话。未到中午，忽有剧烈敲门声，不是我们平时的讯号，估计是外人来查问了，急把王坚安睡在床上，假装生病。二嫂还把一块湿毛巾盖在她额上，陈坤受伤血迹的衣物等早已清洗完毕。开门后，果见两个警察进来，先问房东是谁?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此时杨克毅以主人自居说：他是房东，介绍我是他妻子，还有小孩，二嫂是请来的工人，指王坚是他表妹，是从老家来港找工作的，我们一家大小五个人，没有发生什么事。警察又说：“有人报告，你家有人杀人，是吗?”杨接着话题说：“我表妹生病，发高烧，老说梦话，她现睡在床上还起不来。”警察见此，即到各间屋里一一查找，只见小王睡在床上，没发现其它可疑之处，他们回到饭厅，再问杨克毅是哪里人，什么时候来港的，现在干什么。杨克毅坦然地做了回答，并自称是做生意的。警察看到杨穿着笔挺的西装也像个商人打扮，又查不到什么可疑之处，只好离开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

午后，杨克毅赶快找到区党委尹林平同志汇报此事，请他转告陈能兴同志。第二天，陈能兴同志来了，说正抓紧与广州方面联系，待陈坤出院即可护送小王去广州，并带来两位男同志，以便大家分班看守小王。几天后陈坤出院，他们便离开香港回广州治病了。不久，越法战争爆发，香港与河内的航运暂停，区党委决定杨克毅留下香港工作，随后我们迁到铜锣湾居住了。

解放后1950年，我们在广州见到广州市宣传部长陈坤同志，即问起小王后来的情况如何?他告诉我们小王离港回广州住进精神病院治疗，由于病情不断恶化，几个月后即去世。我们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