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一世纪80年代，外联局退休干部梁沈修同志曾任我驻前苏联使馆文化处负责人。任内，以忘我工作精神和高度责任感，促成了翻拍列宁格勒藏本《红楼梦》，并成功将全套翻拍资料送回国内，为我国红学专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本文记载了这一曲折的工作过程，特此刊出，并对作者的来稿表示感谢。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文革”虽已结束，但中苏两国关系尚未解冻，还处于冷僵状态。在莫斯科的中国使馆官员与苏方人员会面时，共同语言不多，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便是扯一些日常闲话，双方人员都避免谈及敏感问题，以免被对方认为是某种试探，有某种意图甚至是挑衅。
    一次聚会时，谈起文学名著，一位苏方人员说起苏联有一套古本《红楼梦》，收藏在列宁格勒埃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事引起了中方的注意，其后便多方探听虚实，在大使杨守正支持下，使馆人员张大可、张敏鳌、许恒声等同事做了不少探听、调研工作，证实此事不虚。但不久这些同志或升迁调馆，或满期离任，先后离开了使馆，这项任务便落在了我的肩上。
    1984年秋天，我和二秘井勤荪同志到列宁格勒去“旅行休假”，向苏联外交部报送的旅行计划中，特意列上了“参观列宁格勒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及其馆藏文物”并事先做了些铺垫，说我“对文物有兴趣和一定造诣”。去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参观时，该馆副馆长毕留金和女研究员尼娜出面接待。喝完咖啡后，他们带领我们去仓储区三楼一间恒温室参观，进入这间约二十平米的房间，我不禁暗暗吃惊，铁质的挂架上挂了很多中国的衣服，男人的，女人的，长的，短的，平民的，官员的(绣有孔雀、云雁的文官服、绣着虎、豹的武将服)；装饰精美的弓箭、佩刀、佩剑；玻璃柜里陈列有工艺精美的木质竹质茶罐、茶盒；手工制作的官靴、暖靴，光是缠足妇女的菱形绣鞋就二三十双。尼娜笑道：真想不出怎样把妇女的脚弄成这样，这种畸形足踝又有什么可取之处。此外，男人冬季的护耳、袖手，女人的绣花披肩、暖腰、发衬也应有尽有。所藏中国年画有上千张，因年代已久，纸张薄脆，不便翻看，有《合家欢》《松鹤延年》《抱鲤图》等等，竟还有一张《中法大战》，上面画有穿兰色军装、戴方形盔帽、留胡子的外国兵手执步枪、军刀与清兵厮杀，清兵一个持大片刀的头目头包兰巾，倒像似一个义和团首领。当我们惊叹他们有这么多收藏时，毕留金副馆长说，在远东小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一个仓库里，曾存有八百多具满洲女贞族士兵的铜制护胸甲胄，数十年无人管也不知做什么用，后被教堂熔铸了一口钟，真有些可惜。还看到一些编制精美、设计巧妙的竹制、木制、藤制鸟笼上有的标注为“安南”，我告诉他们这可能不对，中国没有这个地名，“安南”即现越南。
    我们要求看《红楼梦》藏本，毕留金副馆长说书籍、文字类都由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保管，因尼娜同时也是“东方所”研究员，她答应带我们去。
    一路上，尼娜介绍说，莫斯科的汉学家李福清、孟列夫等人以及列宁格勒大学的汉学家对该版本进行过几次研究，美国也有专家来看过，成果不大，只肯定了《石头的故事》就是中国著名小说《红楼梦》；作者姓名未标注，但肯定是曹雪芹；从笔迹上看抄录者是四个人；抄录年代在1800—1820年之间，因1820年以后携带人、传教士卡缅斯基便回国了；因书中有30—40页用的是“御用宣纸”(其余的是民间用竹宣纸)，不排除是宫廷人士抄录或参予抄录。
    该所保存的中国古书不算太多，全部是线装加套，如《老残游记》《太上感应篇》《孝悌篇》《诗萃》《词赋》等，也有一些无套壳的散本、单本，因不便翻动，尼娜又礼貌地制止我们抄录，还有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红楼梦》(封皮上写的是《石头记》)软纸线订，已有少许破残，共有35卷，79回，盛在一个木盒里。缺了哪一回呢?由于不能翻阅，不可能当场判定。
    回到莫斯科，赶紧向国内报告，引起了国内红学界极大重视。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由红学家冯其庸、周汝昌、李侃组成的专家小组做为大使馆客人飞抵了莫斯科。大师们不顾年老体弱，旅途劳顿，立即赶赴列宁格勒，急切地想率先一睹《红楼梦》的第四种版本，探知这一版本与其他版本的不同之处。虽然，他们获准细看详察了这一版本，但就地通读、比对分析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成果是三位专家一致认为这一版本很有价值，应千方百计促其回归祖国。
    当时，中苏边境谈判尚在进行，苏军在边境陈兵百万，数千导弹瞄准北京，苏北方舰队在我外海停泊游弋，苏军事力量对我形成包围之势，对我施加强大压力，三大障碍远未消除。苏方却急欲造成“两国关系已全面缓和”，“两国业已恢复正常关系”，“全面好转”的假象，冲击中方提出的“关系正常化必须解决三大障碍”的主张，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便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很痛快便同意了我方要求。由于原件不能携出馆外，双方商定请专家翻拍复制，向中方提供胶片，并由苏方聘请了苏电影委员会专家苏利科夫和两个助手进行翻拍工作，苏联外交部甚至主动提出所需费用可由苏方负担。
    不料，翻拍工作进行到第17回便停了下来，而且一停便是半年。我得知此事心急如焚，为什么中途停止，半途而废?我四处探听，想方设法找到翻拍家苏利科夫住所，给他带去一盒柯达胶卷24卷，当时，苏联人只能用国产胶卷，很难得到柯达胶卷，他很高兴，但他说是奉命停止，不明原因，同时也提示我去找某某人问问。
    经过多方探问，终于弄清。原来，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发了一篇文章，说19世纪时沙俄文化特务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在我国窃取了大量文物云云。苏联汉学家李福清等人读了此文非常愤慨，联合了一些人提出中止与中国的《红楼梦》合作，“我们不能在骂声中合作”，“用停止合作回答污蔑。”
    使馆党委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打破僵局要着重做苏方外交部、文化部、出版委员会那些握有实权的头头们的工作，汉学家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翻拍专家苏利科夫和东方研究所头头、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头头们都是“听命”的，可以放一放。指定我做苏文化部、出版委员会和外交部人文与对外文化局有关人员的疏通工作。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第一远东司等由大使、公使、政务参赞负责。
    苏联外交部人文及对外文化局专员格罗姆施金在一次聚会中曾向我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的《瑶族舞曲》、《小河淌水》和《牧歌》，“特别悠雅、抒情，百听不厌”。我知道，他是该局的“红人”，很可能将接替即将退休的局长。他又是主管亚洲的副部长贾丕才的“钓友”，两人经常一起去钓鱼。于是，我想方设法找到后，约访了他家，见他很高兴，我趁机提出续拍《红楼梦》的要求，他终于答应找适当时机施加些影响。
    苏联文化部外事局长格连尼科夫即将调任驻捷克苏联文化中心主任，我赶到他家与他告别，顺带提出“继续翻拍”的希望。他说，俄罗斯有句谚语“如果开头顺利，就该进行到底”，还说出版委员会外事局局长伏尔曼诺夫·尼古拉是他的同学，行前他可以去找找。
    这个伏尔曼诺夫的确是个关键人物，我也决心去找找他，起码可以摸摸底。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谈了一会儿，他问：“这部名著既然已累计出版一千万册，为什么还非要列宁格勒这一份?”我想，他是出版委员会的中层领导，没有必要解释各类版本的重要性，便推说“主要想为中苏文化合作增添一些内容，做一些事。”他说：“既然这样，我向格里巴诺夫(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报告，争取一下。”
    出版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别斯洛德内伊也是个关键人物，我先后请他吃了几次饭，到他家拜访两次，送了小礼品。第二次家访时，又把妻子在国内买的玫瑰色天然珍珠项链送给了他的夫人，他夫人十分高兴，爱不释手。过了两天又应他的请求，把另一条也送给他。这时我心里已有了底，续拍《红楼梦》一事，总算不日即可解决了。过了一个星期，正是这位副局长下了“继续拍”的命令。
    1985年初春，冰雪正融，苏联出版委员会外事局局长弗尔曼诺夫，副局长别斯洛德内伊约见我，告诉我《石头记》书稿3500页已高质量翻拍完毕，并把120个胶卷郑重地交给了我，由我签字验收。我紧急委托归国外交官带回国内。由新闻出版署组织红学家、版本专家、编审共同校勘查验，仔细核对，由中华书局1986年5月影印出版。
    至此，列宁格勒藏本《红楼梦》回归祖国问题，几经周折，终于画上了句号，我国有了名著《红楼梦》的第四版本——列藏本。至于存疑的列藏本79回缺了哪一回?也终于真相大白：由于抄录者的疏忽，有些章节、段落漏抄或重复，后又补入下一回。致使章回有些打乱，实际内容差讹不大，近似脂砚斋评本。但与其他三个版本不同之处是，对黛玉的容貌、颦笑有细致的描写，为其他版本所没有。
    1987年5月，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在莫斯科图书展览中心举行了一个仪式，盛赞这次合作及其意义，向杨守正大使、我、翻拍专家苏利科夫、一些汉学家等有关方人士各赠送一套六卷本《石头记》并宣读了中方感谢信。中苏这次合作终于顺利结束。

(作者：梁沈修  和平里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