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 议 民 主 集 中 制
文 隆 胜

　   2008年12月26日，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5周年的纪念日。11月7日我随旅游团来到了湖南长沙附近的韶山冲——毛主席的家乡，当时天色已晚。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虽是第一次去，却觉得很熟悉，因为脑子里的印象已经很深了。韶山冲正在建造毛泽东广场，平地、植树、修路，巨大的毛主席铜像被一块硕大的红绸布罩着，从远处只能看一个轮廓，年轻的导游说，要到12月26日举行仪式时才能看到。未能赶上，实在可惜。

　　 毛主席的伟大和功绩已经载入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史册，任何人都是无法否定的。我出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小时候读过私塾，受孔孟儒家学说熏陶；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我学的是外交，学习外交知识和西方语言，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我深深地热爱毛主席，说实话，要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我一个山区农家子弟，早年丧父失母的青年是不能到北京来上大学的，更不能成为一名外交官。

　　 毛主席一生论述很多，最近国内国外许多事情促使我重温了毛主席有关“民主集中制”的论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台湾至今未能统一，海峡那边实行所谓“民主制”，号称“民选”的民进党折腾了八年，到头来又怎么样呢？经济大幅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连任两届的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居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贪污犯，把什么“秘密外交”的巨款塞入自己的腰包，其夫人、儿子、女儿、儿媳，乃至亲属、亲信成了一个贪婪的黑窝。我们的邻国印度，自称“民主”，也没有解决复杂的民族矛盾、教派分歧和贫富悬殊，爆炸案一个接一个，近期孟买的大爆炸使数百人伤亡。就是一度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泰国，也实行所谓的“民主”，却让百姓不得安宁，总理更迭就像走马灯一样，几个月内换了三任。这样，谁还有心思生产，谁还有兴趣到那里去呢？怪不得有人说，西方的“民主”对亚洲“水土不服”。

　　 那么，西方本土的民主，到底又怎么样呢？就拿西方“民主”的鼻祖法国来说吧，它也只不过是党派权利之争的工具罢了。现任总统萨科奇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左右摇摆，朝令夕改，置法国六千万人民的实际利益和中国十三亿人民的民族感情予不顾，去会见披着宗教外衣、高喊和平口号，搞分裂祖国行径的达赖，正如《法新社》引用的一个网帖称萨科奇为“法国的罪犯和历史的白痴”。他政治上如此，人品上、生活上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也是去年（2007）才民选出来的吗？他是匈牙利、法国人结合的后裔，做过律师，当过巴黎近郊依稀市市长，希拉克时的内政部长。竞选期间，他靠能说善辩，许诺法国要“彻底改革”，要削减“公务员”，以减少政府开支，要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要取消35小时周工作制，要容许商店星期天营业等等，登上总统宝座。上台后什么也推不动，啥也没办好，相反，国内国外闹出一大堆乱子，民意支持率不断下降，不少选民后悔当初投了他的票。

　　 我们国家多年来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毛主席一再强调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适合我们的国情、民情，因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城乡差别大，地区差别大，文化素质差别更大。“民主”和“集中”两者相辅相成，一个不能偏废。只讲“民主”，不讲“集中”，那就是无政府主义，就会动乱，“文化大革命”便是；而只讲“集中”，不讲“民主”，那就是专制，调动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人民公社”。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素质的逐步提高，我们“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模式也在不断完善，我们坚持进行换届选举，我们取消了历史形成的“终身制”，通过群众推举和组织考察，上下结合的方式，把相对年轻，文化水平较高，办事能力较强，又有一定群众基础，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国家，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环顾四周，只要不带偏见，虽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并非直选，而是由“人代会”间接产生，就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好样的”，比西方大国那些所谓“民选”的强得多；他们最大的特点和区别是真正“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如今，世界上不少学者正在研究“中国模式”，特别是拉美有些国家提出“走中国的道路”。国情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生产发展水平不同，走什么路，要由人民去定，只要人民越来越幸福就好。强加是没有用的，美国想把它的“民主”强加给伊拉克，结果适得其反。

　  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也还要不断地研究和改进，我们同样还存在着诸如“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监督机制不力”等重大问题，将来的路子如何走得更好，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文化水准的提高，我们的后来人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对此，我深信不疑。

　　 目前来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正席卷全球，西方一些人还故意跟我们过不去，我们更应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坚忍不拔，把各项事情办得更好，要让我们华夏民族真正崛起，让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

　　　　　　　　　　　　　　　　　　　　　　　　　　　　　　　　　　　　　　　　　　　　　　　　　　　　　　　　　　　　　  (作者 车公庄站退休干部)

从 苏 联 解 体 看 我 国 30 年
改革开放的英明和正确
刘 云 翔

　 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戈尔巴乔夫早在1984年会见瑞士记者时，就说这个制度“一切都腐烂了。”我们国内也有人著文说，“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上述言论不论是俄罗斯人说的，还是出自中国人之口，都是有悖历史事实的信口雌黄。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取得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基础，包括确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而且在沙皇帝国专制制度腐朽没落时期，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能解决民众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迫切要求而陷入绝境之时为俄国打出了一条生路。更为重要的是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包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继续施行着“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苏联模式”。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面临着两大挑战：必须尽快的使一个原来落后的俄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与此同时面临法西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历史雄辩地证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经受住了这两大考验。

　 近两年来俄罗斯对斯大林时期持正面评价的人高达一半以上。据报道，2007年1月，由俄罗斯列瓦达研究中心及美国学者共同对俄全国44个地区最新调查的资料显示：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斯大林是“英明的领袖”；同年6月，在普京总统的关注下通过的俄罗斯教科书中称“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人民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牺牲精神，苏联才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大国；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为苏联人民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保证。

　 斯大林之后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曾被称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停滞时期”，但今天的俄罗斯人多数也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前苏联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城市化基本完成（1978年城市人口达到624%）；1966—1971年工业产值占50%；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职工延长休假（实行5天工作制）、工资增长（1968年月工资40—50卢布，1980年达1689卢布）等等，所以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生活最好的时期。无论如何，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前，苏联还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苏联国内生产总值，1929年-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增长率为67%；1953—1965年为61%；1966—1970年为53%。

  当然，苏联社会在发展的同时，自身的弊端如教条主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僵化、特权阶层、脱离群众等等也日益严重，其中任何一种弊端任其发展都会是自我否定、自取灭亡的。但决不能因为一定时期的某种弊端就否定70多年苏联人民忘我牺牲获得的成果，一笔勾销那一阶段的历史，从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苏联模式”。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解体或称苏维埃政权的毁灭，我国学者已有几十万字的专著分析论述，无需拙笔在此赘叙。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当政者如何发扬成绩、克服弊端，实施与时俱进的改革，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进程。而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恰恰缺乏这个能力和智慧，未能把推行改革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本国化、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原则相结合。加之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叶利钦一伙以激进改革为名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为实的民主派和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的传统派等多种力量。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在与“民主派”、“传统派”等势力的较量中，把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目标逐渐转移到建设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且在与民主派、传统派的较量中让民主派实力由小变大，握有政权的主流派的力量反而由强变弱，那么也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主义大厦的倾倒。这才是导致苏联解体或苏维埃政权毁灭的根本原因。

　 对“苏联模式”不以辩证分析的态度对待，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无法正确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的，更无助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不难想象，我国的十年“文革”，国民经济让“四人帮”搞到“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把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体制结合本国国情予以革新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怎么可能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说，不论是苏联的解体，还是我国改革的成功，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进行与时俱进地改革是必须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何况苏联的解体除教条主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僵化之外，还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等等诸多其它弊端。

  走笔至此，我们是多么为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首的几代领导集体掌舵而自豪。尤其是30年前，作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及此后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

　　　　　　　　　　　　　　　　　　　　　　　　　　　　　　　　　　　　　　　　　　　　　　　　　　　　　　　　　　　　　  (作者 车公庄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