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林

　　　　　　　　　　　　　　　 一
　　　  淮海战役正酣，我在新四军苏北解放区九地委文工团工作，任音乐教员。
　　　 这个文工团在苏北颇有名气，团里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从国统区穿越封锁线过来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出来的师生居多。这里面有电影演员夏天兄妹、芭蕾舞教师丁宁、田汉的女儿田野、叶圣陶的儿子叶至诚，我是从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毕业的，还有上海剧专和苏州艺教学院的师生达二十多人。可谓人才济济，水平较高。组织上对此也很重视，把我们几个教员作为专家看待，每天每人补助一个鸡蛋，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当时我们是没有工资的，衣服鞋帽公家配给，吃大锅饭，每月打两次猪肉“牙祭”，发几张边区票买些肥皂，全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
　　  我们工作非常热情，丁宁把秧歌腰鼓带到团里，传播苏北；叶至诚排演秧歌剧；夏天在《白毛女》中演穆仁智；我拉小提琴。苏北九分区那时条件很差，连歌本乐谱都没有，我只好把许多

革命歌曲凭记忆默写出来，供教唱和表演。其中还包括冼星海的《新年大合唱》，居然默写出了各个声部。现在想来，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
　　　　  淮海战役结束后，几十万支前民工陆续返乡，我们常开晚会慰问。在山沟沟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一两万人，一阵阵人气扑面而来，热烘烘的，把寒冬的野地都吹暖了。战士们看《白毛女》，都得先把子弹退了膛，免得把“穆仁智”打死。大批的俘虏兵看《白毛女》看得痛哭流涕，第二天就把枪口对着反动派，打得很凶。这都是真实的，出现过不止一次。这真是人民解放战争，是人民解放自己的战争。我对此印象深刻，历久不忘。
　　　　 经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歼，正规军只剩146万，而且兵心惶惶。而解放军已发展到了400多万，斗志旺盛。不过，蒋介石仍然诡计多端，妄图从政治上、军事上苟延残喘，一方面宣布下野，让李宗仁当傀儡，搞假和谈，“划江而治”；另一方面又让汤恩伯死守江南，建立了江阴和上海两条防线。他满以为已在江阴防线布置下一个自诩为“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并多次叮嘱部下：“江阴要塞是长江的门户，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屏障，万万不能丢失。”同时，他还和蒋经国离别老家奉化跑到上海，表面是督战，实际上是督运金条准备逃窜台湾。
　　　  党中央和军委对此了如指掌。1949年2月，人民军队为了解放全中国进行全面整编，把野战军整编为五大野战军，由3、2、4野战军备战强渡长江，计划分三路进军江南。苏北老解放区全力支援前线，绝大多数干部被调出准备随军渡江接管新解放区。我们全团也只留下少数本地团员，其余全都被指定参与接管上海近郊的松江地区。3月，解放军扫清了苏北残敌，我们进入了南通长江边。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三野十兵团进军也来到南通，看中了我们，要把我们全团接走。经过反复交涉，最后由团长夏理亚带少数团员跟他们走了，我们仍按原计划接管松江。很快我的入党申请得到批准，在渡江前夕在长江边宣誓入党。第二天宣布任命我为松江文工团团长，带团渡江。我深知责任重大，我们是在推翻一个旧政权，打烂一个社会制度，改造一个旧社会，换一个朝代。这是历史性的天翻地覆的事，很伟大又很艰辛。我一贯只热衷于搞音乐，用音乐来革命，不接触行政和组织工作，那时又只有二十来岁，赶鸭子赶上架，要当个小班长，也很是紧张。当然，我也知道我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海水，只要融入大海，听指导员和宣传部长的话，紧跟着党，也可以天不怕地不怕。加上团员和我关系都很好，彼此都很理解，很团结，很尊重。所以，我鼓着勇气，和全团的战友登上渡江的木船。

　　　　　　　　　　　　　　　　　　  　 二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晚8时就打响了渡江的第一炮。

　　　 战况的发展令人兴奋异常，江阴要塞守军起义，蒋介石没有想到，那个被誉为“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不但未起到抵抗我军的堡垒作用，反而将炮口对准国民党，让叶飞的十兵团一夜就突破被他视为天险的千里长江，继续进入无锡、苏州、常州、镇江。另一边，在浦口江上，国民党海防第二部队林遵带着他的舰艇在南京附近笆斗山江面起义，南京的屏障尽失，让粟裕、张震的大军在长江下游渡江，直指南京。
　　　 4月23日晚，如迅雷不及掩耳，南京城破，渡江战役已近尾声。毛主席当时赋诗勉励全军：中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句，将革命进行到底。三野的主力不顾鞍马劳顿，马不停蹄地奔向淞沪地区，准备解放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第二条防线要攻坚了，因为汤恩伯正被蒋介石逼着在运金条，金条运不完，蒋介石是不肯走的。
　　　 我们文工团是在23日晚渡过长江的，全团用了一艘大木船。当晚夜半，月凉如水，死寂无声，我们一声也不能吭，怕惊动江面敌人的败兵游勇。在江心我们的确听到机帆船的机器声，登陆过铁路桥时也碰到敌军侦察机的低飞盘旋，连飞行员都看见了。但都是有惊无险，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他们也无心来找麻烦。我们可不是像拍电影那样，在炮火连天中渡过长江的，但却另有一番感受。
　　　 我们过江后背着背包走了三天三夜，途经无锡等城镇，都很荒凉。那种敲锣打鼓的场面恐怕也只能在电影中才有，或者在后来才能看到。进入松江时同样也是如此，城市非常破败荒凉，老百姓都面如菜色。我亲眼见到，有一个穿得非常破烂，脸色苍白，刚被我们从牢里放出来的瘦弱的年轻人，在路上艰难地颠着挪步，脸上好像挂着一丝笑容。不料走不到多少步，离我跟前不到十米，忽然扑面跌倒，死了。我十分难过，真想知道他想说些什么，可惜听不到了。他为什么坐牢，坐了多少时候，犯了什么罪，我都不清楚，但不会是什么大犯人，否则我们也不会放他出来，这里面肯定是国民党做的孽。我马上意识到，我们不是来做宾客、吃蛋糕的，今后的战斗还很艰苦，推翻一个腐败的政权，建立一个新社会，是多么的不容易。60年过去了，每想及这些，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沉重。

　　　　　　　　　　　　　　　 三

　　　  我在江苏工作了三年，直到1953年3月调到文化部。
　　　 这当中，我们首先是工作队，然后才是文工团。潜伏的特务、地富反坏，打黑枪，压制农民，暗中的罪恶多的是，敌我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反霸斗争。召开多次群众反霸斗争大会，农民有党做主，才敢真正站出来。有一个农民的妻子被恶霸害死了，含冤无处诉，把妻子的骨头藏在身边多年，这次在斗争大会上把骨头从布包里拿出来给群众看，进行控诉。我亲眼看见他把骨头拿出来的悲愤样子，真是刻骨铭心。不杀几个恶霸怎么行？
　　　  1951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我当了一个乡的土改队长。这个乡叫四墩乡，情况有些特别。它地近上海，许多人在城里做生意，赚了钱回乡买地出租，自己不劳动，成了地主，乡里的田大都被他们占了，划出这样的地主就有60多个。我向地委汇报时，把他们吓了一跳，以为我划错了。后来经我说明，当时的地委书记是后来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同志，他的夫人杨纯也是地委副书记，给我圆场，说不要紧，大不了不过侵犯了个别富农。其实我并没有扩大化，只是发动贫下中农没收了地主们的土地，让贫协主持分配给没地少地的农民，仅此而已。我没有让农民殴打过地主。贫协的主席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他的女儿后来和我们的一个小团员结了婚。
　　　　这时我已创作出30来首群众歌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叶至诚作词的土改歌曲《啥人养活啥人》。它的音乐素材是山歌调，用方言。农民非常喜欢，一下子就传开了。农民每次开会，都首先必唱《啥人养活啥人》，电台到处广播，全华东都唱。地委后来在“土改总结”中也特别提出这首曲子。我和叶至诚算是为华东的土改运动尽了力，音乐也在改造旧社会中发挥了战斗作用。我想，如果我不是这几年一直在做群众工作，在斗争中感受，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我是写不出这样的歌曲的。
　　　　土改后，我们团继续创作演出了第一部多幕舞剧《江南农民大翻身》，在上海上演了几百场，还随以巴金为团长的老区慰问团到山东一带慰问演出。巴金在许多年后，见到面还一直认得我。
　　　　  1952年全国文工团整编，1953年初我就被调到文化部。但在江苏的三年改造旧山河的活动，真是没齿难忘。我从来都不是个浪漫主义者，只会忧时忧世，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造旧社会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复杂斗争。60年来，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感受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今天写这篇小文，一来是怀念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思考今天，为了继续把我们的山河进行改造。

　　　　　　　　　　　　　　　　　　　　　　　　　　　　　 （作者 二○三站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