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如 成

　　　  1962年，我国还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期间。当时扩张和霸权主义头脑膨胀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企图趁我国暂时困难及蒋介石集团在东南沿海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之机，派兵大举侵犯我国西藏和新疆地区的边境领土。我方虽然多次提出警告，但印度当局置若罔闻，继续深入蚕食和侵占我大片领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对侵略者进行反击。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像天兵天将冲下大雪山，穿插进印军的阵营，截断他们的退路，击毙和俘虏大批印军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乘胜追击，当我先头部队前进到了印度大平原时，整个印度乱成一片，尼赫鲁生病卧床，他以为我军很快就要占领新德里，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下令我军停止前进并后撤。
　　　  从1962年10月20日起短短的一个多月的反击战，我军共歼灭印军4885人，俘获3968人，（含一位准将军官），我军无一人被俘。自认为是二战中的“英雄”的印度精锐部队被我军很大一部分是由新征入伍或生产建设兵团临时编组起来的战斗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之后，我方释放了印军战俘，退还了缴获的枪支弹药及物资，印方打了收条。印度在这次战争中遭受惨败，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印度全国陷入一片哀鸣之中。这就是当时利令智昏的印度领导集团推行其“东进政策”，以发动侵略战争开始，以完全失败而告终的一场引火烧身，自食其果的战争结局。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两国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均已停止，这种状态长达26年之久，虽然两国进行过六轮政治谈判，但均无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展的特征是美苏争霸转入均衡和相持阶段，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露，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中印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且印方的需求更加迫切，但如何打开26年结下的“冰冻”却成为双方都在思索的问题，最后还是以文化先行，从签订文化协定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入手打开僵局。
　　　 1988年春天，我从驻孟加拉国使馆文化处工作任满回国后在文化部外联局担任亚洲处处长。我上班的第一项任务是接办与印度签署文化协定的案子。此前，印方已向我方递交过两次签协定的草案。但因我方的对案离印方草案的条款距离较远，两次互换草案都未达成任何共识，印方误认为我方对签文化协定无诚意。我接受这一工作后，详细阅读和核对了双方所提的草案，发现我方交给印方的对案是一份通用文本，与印方提出的方案很难吻合，为此，我请示了当时主管亚洲的外联局副局长邢秉顺同志，他明确指出，在办理与印度签文化协定的工作中要“表明我们的诚意”。于是，我在印方交来的第三个草案后，动手草拟新的对案，以我方文本为基础，将印方草案中凡是我方能接受的内容均列入新的草案，形成一份照顾到双方的要求，又使双方都能接受的草案。当这一新草案递交给印驻华使馆时，很快得到印度方面的回应，他们同意我方的新草案，并告知我们，印方将派印文化部秘书（常务副部长）率领文化代表团访华签署协定。对印方态度的突然变化，我方都感到惊奇。后来从印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口中得知，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变了”，这完全是误解和偏见。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从办理签协定这个案子初期我方递交印方的对案针对性不强而造成他们的错觉，便认为我方对签协定无诚意。
　　　  事实上，我方对改善中印关系一贯采取积极态度并利用各种可能性多做促进工作。我们对印度方面提出派文化代表团访华表示热烈欢迎并积极做好接待工作。
　　　 1988年5月，由印度文化部秘书维拉拉格曼率领的文化代表团访华，我方安排该团住在当时最好的北京饭店，为代表团配备奔驰汽车，在接待该团的计划中特别安排了一项参观故宫内一处不对外开放的展品仓库，印方把这一安排视为我方给该团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待遇，当时印驻华使馆提出希望允许他们使馆的所有人，包括家属都来参观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展品仓库。

　　　  我们认为，与此无关的家属就没有必要来了，欢迎使馆官员和工作人员及代表团一起参观即可。
　　　  为了使印度代表团此次访华获得圆满成功，考虑到该团成员都是第一次访华，当时印度国内生活水平并不高，我们除精心照顾代表团的活动和生活外，在赠送给他们礼品时根据个人不同的特点选购了中国的丝绸，代表团成员们非常高兴，都认为这是贵重而又称心的礼品。该团在华圆满结束访问后返回印度。
　　　 当年的12月中旬，我参与了我文化代表团回访印度的全部工作，与印度草签了文化协定的1988、1989和1990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由于我方热情地接待了印方访华文化代表团，在我团回访期间，印方也给与了相应的礼遇。特别是上次来过中国的印方代表团团员莉卡女士对我们格外热情，当她得知我因忙于准备签字文本还没来得及用餐时，她立刻令其服务人员赶快为我端来茶点和食品。说实在话，一位印度官员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更值得一提的是负责这次接待我代表团及签署计划的印文化部对外关系司联秘辛格先生，此人系一位豪爽的锡克族人，对我相当友好。他认为，“商谈计划条款，如谈两次还不成功，就不够朋友”，结果双方在第二次会谈时，顺利达成协议，双方草签了三年执行计划。双方都清楚草签这一计划的重要性，目的是为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做准备。显然，中印双方在相隔26年后第一次互派文化代表团及签署相关协议，具有“破冰”之效果，迈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第一步。
　　　 1988年12月19—23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这是时隔34年后印度总理首次访华，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为营造这次访华的气氛，拉吉夫·甘地还带来上百人的艺术团演出。在此次访问中，中印双方正式签署了两国文化交流1988、1989和1990年计划等文件。此后，两国的高级代表团互访不断增加，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得到恢复，尤其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了良好的协调和配合，从中、印、俄三方合作到最后的“金砖四国”合作等重大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在中印关系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进展之际，我们这些从事文化交流多年并已退下来的老兵，自然而然会回想起当年为打破中印关系僵局所经办的那些起到了“破冰”和促进作用的案子，对于这一点，印度前驻华大使、后升任为印度外交秘书的梅农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多次在外交活动场合向我提起此事并对我们为此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

　　　　　　　　　　　　　　　　　　　　　　　　　　　 （作者 东直门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