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效

　　田大畏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从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调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后为政策法规司司长）。他的办公室与我在的少年儿童文化司斜对门，所以常见。他学问很好，是精通俄语的翻译家，为人又极谦和，温文尔雅，使我尤其对他尊重。还有一个越发尊重的原因，他是大名鼎鼎的老一辈戏剧家、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作者田汉之子。我是共和国诞生第二年出生的，随着国歌声成长，对国歌的感情自不必说，对国歌作者自然也是心怀崇敬的。结识大畏先生的此时，《国歌》曲作者聂耳先生已于1935年在日本藤泽鹄沼海溺水殁世，词作者田汉先生也于1968年被“文化大革命”狂涛恶浪吞没。聂耳先生无后，我当对田大畏先生格外敬重。我私下称大畏先生为“国歌之子”。大畏先生退休之后深居简出，一直笔耕不辍，翻译了多种俄文著作，并赠我一册《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小说，获“世界文学”翻译一等奖），令我大开视野。

　  2009年早春，大畏先生来电话，说要再赠我一套书，我当即激动地跑去他的寓所取回。这套书是他与夫人许埜屏签名赠送，厚厚的三大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文联晚霞文库》系列，封面素洁、端重，右上首装帧一幅女士头像，秀美、朴素、圣洁。书名：安娥文集。知这是大畏先生的母亲、田汉先生夫人、我国优秀的革命文艺先驱安娥女士的专集。我作为一个半文不文、年近花甲的后生，深感一份沉重，这沉重来自大畏先生的厚爱，也来自安娥女士那一双眼睛，仿佛在说：没见过面的年轻朋友，请你读读。这沉重原是一份责任。

　  大畏先生在“前记”中写：“细管胡同六号的里院，雨点打在已经衰败的荷叶上。我和母亲无言地望着窗外，黄昏的细雨，淅淅沥沥，母亲好像是无意地说了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她又要出门，到上海去为上海越剧院写剧本。这不知道是第多少次去外地了。……那是一九五六年……”通篇文字流淌着对母亲深沉的敬与爱，情与思。这文字引得我这辈人聆听“残荷雨声”。

　  当我花了仅近一个月的时间，以虔诚的心情拜读了《安娥文集》的全部作品，我几乎震撼了。一是震撼于自己的无知，二是震撼于安娥女士的作品多产，三是震撼于一位女性文艺前辈的奋斗生涯。我幼年的时候，便听家母吟唱三十年代著名电影《渔光曲》主题歌：“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来了大海风。”后来又跟着比自己大的伙伴唱会了“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上小学正式学唱《卖报歌》时方知词曲作者是安娥、聂耳。老师还告诉我们，“渔光曲”的词作者也是安娥。其他便几无所知了。当我今天面对《安娥文集》封面的图像，真的要说一句：对不起，安娥前辈，我读晚了。

　　 安娥女士生于1905年，16岁起从家乡河北来北京读书，18岁考入北平国立美专西画系，20岁加入共青团、同年入中共。22岁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4岁回国被派往上海做特科工作，受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在一系列的革命生涯中，她开始了歌颂人民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文艺创作和翻译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她51岁的时候中风病倒。《安娥文集》所编入的作品，并非是安娥女士作品的全部，从大畏先生的文章中知道，有许多作品是在战争时期或“文革”的动荡岁月中遗失了。但即便眼前所能读到的，也达一百多万字，而且她创作的文学体裁丰富，《安娥文集》收有歌词、诗歌、诗剧、说唱剧、戏曲、儿童剧、话剧、歌剧、小说、翻译作品、随笔、评论、报告文学。字里行间仿佛可以看到阴霾四伏、硝烟弥漫、荆棘丛生的旧中国时代，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勇敢奋进的足迹。在30个风风雨雨的春秋中，一部部洋溢着热血与激情，饱含着泪水与力量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了。安娥21岁第一次创作，在大连做地下工作时修改工人歌曲《工人团结歌》。23岁在苏联学习时去火车站迎接文学家高尔基，后写成纪实散文《我对高尔基的第一个印象》。回国后，认识了田汉，积极投入左联戏剧联盟活动，创作、翻译了大量文艺作品。随之进入创作高峰期。29岁时，创作了数十首歌曲，其中《渔光曲》、《卖报歌》经久传唱，至今不衰。她全身心投入抗日运动，参与建立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组织各类文艺活动，从武汉三镇转战重庆嘉陵江畔，夜以继日地创作和发表宣传、激励全民抗日的文艺作品。她的抗日文艺作品中，突出地显示了女性作家的特质与革命文艺家的艺术感悟，作品集中刻画了妇女和儿童的形象生活，如《抗战的三八》、《少年进行曲》、《抢救孩子去》、《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小战地服务队——牛鼻子挖战壕》……。

　  1940年，她与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一同赴湖北对新四军豫鄂挺进总队和鄂中敌后进行三个月的战地采访。深入部队、跋山涉水、夜行军、抢公路，创作多部生动、具体、战斗纪实的文学作品，其中反映豫鄂边区初创时期的日记体中篇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至今被军史界认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样一位充满激情的女作家的创作活动一直进行到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底为上海越剧团撰写剧本后，返京途中在郑州观摩豫剧时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遗憾地终止了写作。

　  安娥女士与田汉先生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文化战友成为日后的终生伴侣，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他们同为著名的诗人、戏剧家、文化活动家，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人民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一记的是，当安娥不便再写作时，田汉先生将安娥创作的越剧《杨八姐盗刀》改写为京剧《杨八姐智取金刀》，将情感的慰藉融贯于艺术写作之中，可谓珠联璧合，比翼双飞。

　  读至文集最后“附录”，大畏先生所写《作家安娥》，不禁神情黯然。安娥女士晚年是很凄苦的，1966年田汉先生被迫害致死，中风失语、半身不遂的安娥女士也被列入审查对象，儿子田大畏远在湖北干校不得归，一人孤身艰难度日达七年之久。1976年，未及等到“四人帮”倒台，在北京隆福医院去世。

　  好在人间自有正义与光明，在安娥女士诞生一百年之际（2005年），她的家乡石家庄将她评定为该市十位革命文人之一，家乡人民将她与田汉先生的骨灰迎回故里，安葬在河北省双凤山陵园。安娥女士与田汉先生夫妇的塑像屹立在常青的松柏间栩栩如生。我不禁浮想，一对浴火的凤凰在双凤山腾飞，那是永生的凤凰涅槃。安娥的“娥”，是女中之大我，是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大众事业的人。能读到《安娥文集》，我当谢大畏先生，当谢安娥女士。我辈人当不会忘记安娥的名字和她的作品，下辈人依然不会，应该不会。
　　　　　　　　　　　　　　　　　　　 （作者 东直门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