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洁予、蔡秋同志

邢秉顺

　  张洁予同志是上世纪50年代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的人事处长，许多同志亲切地称她张大姐。蔡秋同志时任人事处二科科长，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同志。如今，二位大姐都已远行，已难见其人，难闻其声。当年联络局领导的一项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旅程，二位大姐的殷切嘱咐和深情期望，久久难以忘怀，至今心存感念之情。

　 1957年国庆前，我和多位校友由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那时，我们都踌躇满志，对即将开始的工作充满期望和激情。但没过多久，张大姐和蔡秋同志便找我谈话，称北京大学要开设波斯语专业，从苏联聘请了几位生活在那里的伊朗专家，开始要用俄语授课，由外交部等单位派出几名懂俄语的干部去学习。为了培养干部，经研究决定派你去学习波斯语。但要首先经过北大的考试，如通过，国庆节后就可去报到，还说，节假日可以回来玩玩，看看老同学等。当时，我感到很突然，毫无思想准备。但在那个年代，服从组织分配是我们那一代人坚定的信条，于是二话没说，很快就去北大完成了几项考试，不久，便得到了入学通知。就这样，1957年国庆节后，我便走进了北大校园。临行前，张大姐还叮嘱我：“去吧，好好学习，俄语也别丢掉，我们等你学成回来。”

　  入学后，我国历史上这个第一期波斯语专业的7名同学和3位伊朗专家，受到时任东语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的热情欢迎，平时也得到他的诸多关心，如把我们安排在教职员工食堂就餐，除外语，其他课程免修。1960年夏，我结束了学习，季先生为我们送行，并合影留念。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和憧憬回到了机关。没过几天，依然是蔡秋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完成了学习任务，我们多了一个语种，很好。但目前和伊朗还没有建交，没有文化交往，经研究，决定让你到下属单位外文局去准备从事翻译出版工作。”她还说：“在那里，你的波斯语、俄语都能发挥作用”。听后，我依然没有二话，服从分配到了外文局。由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波斯语干部不断增加，最多达到11人和一名伊朗专家。我作为这个集体的负责人，深感重任在身。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陆续出版了波斯文版的反修文件“九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和大量毛著单行本、《共产党宣言》以及对外宣传小册子。为了确保质量，在翻译、审定稿过程中，大都参考了俄译本，由于在北大期间曾选修了英语，在外文局也曾上了英语班，“小儿科”水平也帮了点忙。从北大临时请来帮忙的张鸿年和曾延生老师，在毛著的审定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1965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作为随伊朗代表团的翻译，有幸亲临了毛主席在武汉、周总理在北京对各国代表团的接见，还向总理介绍了伊朗代表的身份。同年，上海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从俄文翻译的第一本伊朗诗集《朝霞的信使》。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对外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扩大，中伊两国也已建交。我曾被卫生部借调，随中国医疗队赴伊工作10个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这个文明古国。1978年，华国锋主席访问伊朗时，外交部的老校友华黎明同志（后曾任驻伊朗大使）请我去协助翻译华主席赴伊的讲话稿，这使我又一次感到，有了新的用武之地。1979年，我被调回文化部，结束了18年在外文局的工作。18年间，我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曾得到罗俊、邱静山、庄子哲等老领导的关心、爱护和帮助，回首往事，令人动情动容。

　  1980年，我被派驻伊朗使馆，主持文化处工作。这时，两国已逐渐开展了多项文化交流，使馆也经常举办电影招待会等对外活动。最难忘的是电影《丝路花雨》受到伊朗朋友极其热烈的欢迎。每次播放中国电影，我都做现场翻译，常有伊朗朋友以惊奇的口吻问我：“两国建交不久，你在哪里学的波斯语？”我告诉他们，是2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人们都对北大的远见卓识赞不绝口。1984年，文化部调我回国任外联局副局长，这使我感到意外。告别时，应邀到多位伊朗朋友家做客，品尝伊朗美食，热烈友好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回国时，一向关心支持文化处工作的范作楷大使亲自到机场送行，令我十分感动。

　  从1981年开始，外国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我翻译的一些文学名著《哈菲兹抒情诗选》、《鲁拜集》、《巴哈尔诗选》。同张鸿年教授3人合译的《波斯古代诗选》曾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还在《中国文化报》、《中外文化交流》杂志、《黄河诗刊》发表了多篇文章、诗歌、游记，其中《伊朗四大文化名人的崇高历史地位》被宁夏杂志全文转载。《哈菲兹抒情诗选》曾两次再版，其间，上海、重庆、广东、北师大、北岳、花城等10余家出版社选用了部分诗篇载入各自出版的外国名家诗集。1988年，前《诗刊》主编、著名诗人邹荻帆先生，将哈菲兹和哈亚姆的22首诗选入他主编的《世界爱情诗荟萃》，并主动表示要介绍本人参加中国作协。我虽和老先生本不相识，但盛情难却，同年便成了作协会员。自80年代以来，中文版《哈菲兹抒情诗选》就在诗人的故乡，文明古城设拉子的哈菲兹陵园展馆收藏。

　  在外联局任职期间，曾随朱穆之、王蒙部长、刘德有副部长出访，并曾率文化官员代表团、艺术团出访多国，使我扩大了眼界。最难忘的是1988年8月，在中国和印尼断交20余年后，应印尼盲人协会邀请，率沈阳杂技团59人访问印尼，产生了轰动效应，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两国关系的改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0年秋，我被派往驻苏使馆主持文化处工作。这时，两国的关系已由冷变暖，文化处７位同志个个勤奋努力，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我们遵循国内的方针政策，继续推动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每年几十个项目的可喜局面。同俄官方及各民间团体和友好人士建立了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使馆的电影招待会等各项活动空前活跃，吸引了广大俄罗斯新老朋友。几年间报回了一批有价值的调研文章和资料，分别发表在《文化交流通讯》、《中国文化报》和《中外文化交流》杂志。应该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1995年春我离任时，俄文化部副部长什维德科依为我饯行，席间部长先生对使馆文化处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赞许和肯定，对双方的合作表示十分满意，并赠送一枚厚重的纪念章，上刻俄罗斯国徽及俄罗斯文化部字样，这是给予我们这个集体的莫大荣誉。

　  1995年回国后，不久我便退休。晚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作为文化部国家进口音像制品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和范中汇同志合作，历时几年审查了6000余部影片；另一件事是翻译了《哈菲兹抒情诗全集》上下卷，并列入《波斯经典文库》，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季羡林先生为文库题诗：波斯古典文学/世界诗苑奇珍/努力发扬光大/中伊友谊长春。还编写、出版了专著《伊朗文化》。2000年6月23日，伊朗时任总统哈塔米访华时，在北大举行颁奖仪式，为北大、社科院等单位对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士颁发了总统奖，我也是获奖者之一。2001年10月29日，在北大和伊驻华使馆共同举办的《哈菲兹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以《抒情诗大师哈菲兹》为题做主旨发言，伊驻华大使为译者及湖南文艺出版社颁发了银杯，以示表彰。会后，《中国文化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伊朗驻华使馆全文翻译并在伊官方刊物摘发。江泽民主席访伊时，将该文库作为礼物赠送伊朗，并由两国元首在两套书上共同签名，分别由两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该文库获我国第六届优秀外国图书一等奖、国家图书荣誉奖，并获伊朗最佳国际图书奖。2003年，伊朗文化部长访华时，在使馆举行仪式，为文库7名译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中国文化报》、《中外文化交流》杂志分别对上述活动进行了报道。一向对波斯诗歌情有独钟的王蒙同志，在他的《王蒙自传》和《伊朗印象》两本书中引用了哈菲兹的诗句，产生了强烈共鸣。这是继恩格斯、黑格尔、歌德、普希金、郑振铎之后，另一位中国名家对这位享誉世界的大诗人的欣赏和赞誉。

　  似水流年，如今这一幕幕都已成为留影。我们这一辈人，身上都流动着党的血液，对国家，对人民，对在顺境或逆境中曾经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人们，都满怀感激之情，感恩之心。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岁月，有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为了今天奉献了青春和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只是高山下的一棵小草，大海中的一朵浪花。无论苦与甜，悲与欢，我们尽力了，奉献了，没有辜负肩上的使命。祖国在日新月异，能够看到今天，享受今天，我们已很知足，很幸运。人生即便绽放着鲜艳的花朵，也难免会栉风沐雨，伴着坎坷和遗憾。生命诚可贵，珍惜最重要。让我们以乐观坚强的心态，展望未来，安度晚年。

　　　　　　　　　　　　　　　　　　　　　  （作者 东直门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