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威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许铭庄

　  “岁月留香”是叶选平同志为《梁威林图片选集》的题字。梁威林逝世不久，“中共党史出版社”便出版了《梁威林图片选集》。这部沉甸甸大型画册，以六百多幅珍贵历史照片，展现了梁威林的传奇一生、革命一生、光辉一生。

　  梁威林同志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留学日本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广东省中共北江区委、中共西江特委、中共东江后方特委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广东后东特委书记，北江、江南指挥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东江地委书记、广东省教育厅长，还任香港新华社社长12年之久。后任广东省副省长，广东省政协主席，于2008年逝世、享年98岁，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在历史长河中千古流芳。

　  梁威林于1935年初东渡日本，攻读于东京日本大学，选修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东京被称为马列主义图书馆，活跃着一批思想进步的中国留学生。他不久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任东京支部宣传部长。他和时任支部书记林基路、陈健等组织留日学生学习马列主义、从事革命活动，如举办“文化座谈会”，相继建立“世界语学会”，“新文学学会”等，吸收留学生参加学习，公开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骨干达一百多人，还出版“左联”主办的文艺报刊、文艺理论杂志“文艺科学”等。“西安事变”后，大家分析当前的国内形势，统一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积极参与当时的重大文化事件，世界文豪高尔基逝世，革命音乐家聂耳逝世时都举办隆重而又严肃的追悼会。特别是鲁迅逝世时还请郭沫若参加致悼词，1936年夏天，“文化座谈会”以暑假避暑为名，组织会员到东京附近千页县房州海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开展国内外形势讨论，进一步团结了进步留学生。

　  难以忘怀的是与国民党展开面对面的斗争。1937年春，为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广大留学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中华留学生联合会”。而少数国民党分子想以建立“中华留日同学总会”相对抗。正当“学联”召开成立大会时，国民党反动头头事先雇用了打手冲向主席台企图殴打执行主席，由于事先进步学生已早有准备，当时出席大会的有“文化座谈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动员了数百人参加大会，因此双方展开武斗、引起了日方警察干涉。后由林基路率领进步学生代表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抗议，迫使驻日大使许世英当面答应，惩办肇事者，命令解散“学总会”，确认“学联会”为中国在日本留学生的唯一合法组织，这次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梁威林同志作风正派、热情诚恳，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他都以良师益友相待，对留日共同战斗过的同学，更是怀有深厚的友情。从“梁威林图片选集”中则可看到留日时期的几幅照片虽已褪色，仍可看到他们之间亲密相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聚会，从照片中可找到不同年代的合影。他从政治上关心同志，邓俭今、吕俊君二人因历史问题，建国初期被审查，吕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了，梁威林则积极为他们找证明等材料，终于得到平反。原东京支部书记林基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牺牲，梁威林离休后即和夫人徐英去新疆，专程去凭吊林基路墓地，经常关心林的夫人及他子女，保持密切往来。

　  留日战友分布在全国各地，威林都积极争取和创造机会互相见面，在广州工作的较多，他就通过“广州留东同学会”举办活动，岭南大学校长李云阳夫妇、广东省党校校长陈健夫妇、广东省文化局局长侯甸，还有刘坚、陈洪潮等，还有同在广东省教育厅共事多年的饶璜湘都来参加。东海舰队政委邓楚白、上海市副秘书长蔡北华虽远离广东，而威林每次因公到上海，都争取机会和他们相聚，在北京留日同学也不少，他每次到京述职，不管多忙都必去看望外交部驻外大使宋之光、胡成放，可见这份情谊十分难得。

　  我老伴杨克毅1935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是在梁威林的影响下投身革命的。解放战争时期，同在“粤赣湘边纵”共同战斗，直到南下解放广州。50年代初他们都在广东省政府工作，那个年代工作繁忙，假日不是加班便是下乡，互相往来很少，梁威林在教育厅任厅长，他都在春节期间，到家看望我们。60年代初我们在驻外使馆工作，但家和孩子还留在广州“华南农学院”居住，他那时是香港新华社社长，每次回广州知道后亲自或派他秘书带着糖果和食物来看望他们。“文化大革命”后期，他通过外交部了解到杨在干校劳动，他托人带了一副老花眼镜给杨，并叮嘱说读书看报要紧，80年代又给杨改配了一副质量较好的老花眼镜。80至90年代他每次到北京，必到我们家来看望，不管寒冬酷暑都没间断。有一次他夫妇一进门便看到我家种的昙花绽放，他高兴而又风趣地说：“人生有几回看到昙花一现的机会，赶快给我们照相留念。”另一次他来访时，我们约了曾在“粤赣湘边纵”的许智明、廖枫同来相叙，他说：“今天天气好，你们门前的景色又美，大家照个相留念。”可见他多尊重友情。他在北京住院留医时，我们有时送些广东口味饮食给他以调节医院伙食，这样的小事他都记在心里，几年后还多次在朋友面前谈起。我们离休后常去广东看望儿女，多次到他家都热情接待。杨去世时，我们遵嘱咐不发讣告、不告知亲友，他知道后亲自来电话慰问。

　  我们两家的交往现在延续到下一代，我的儿女从小就认识这位热情而又和蔼的叔叔，见面多了他就当作自己的子女相待。我的儿子大学生毕业，分到广东省电子工业研究所工作，因一时没有宿舍就寄住他们家数月。我想我们的第孙子辈也会这样相处下去。

　　　　　　　　　　　　　　　　　  （作者 和平里站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