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林
一
建国60年间,我们党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领导创作了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第一部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为庆祝建国15周年,由周恩来同志领导创作的《东方红》,第二部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文革”后改革开放时期,为庆祝建国35周年,由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指示和直接过问下创作的《中国革命之歌》,第三部是在本世纪建国60周年大庆时由中宣部和文化部等领导创作的《复兴之路》。
三部都是题材大致相同的革命音乐舞蹈史诗,表现的都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革命历史,都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但是,由于创作年代不同,社会条件变化,艺术的背景和艺术表现能力的变化,对艺术的理解也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差异,显得各有特色,各有创新,也各带有时代的痕迹。
这里把这三部题材大致相同的作品放在一起来审视,我认为,对当年的革命历史生活体现得最为完整、最为认真,能够动情的,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先以对待生活而论,不能说其它两部音乐舞蹈史诗不重视生活,但是他们表现的艺术形象和当年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距离,或者说相比较,以《东方红》更贴近生活。《东方红》是从建党开始的,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体现了我们党的革命方针:发动群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统一战线。整个生活取材都忠实地来自革命斗争历史,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长征,遵义会议,延安会师,主题非常连贯,每一场的斗争内容都突出而清晰。更为重要的是它把这些生活表现得充满革命激情,充满斗争气势,充满夺取革命胜利的无畏精神。不是为歌舞而歌舞,为生活而生活。指挥家严良堃说:“那时候要唱一支歌,要演一个曲子,首先自己要理解它的思想感情,自己要融到作品当中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作品一致,我们不是在表演它的技术,而是表演它的内容。这是艺术创作的正确道路。《东方红》的排练演出,促使我们学党史,学先进人物,学先进事迹,大家思想境界都提高了。”可见,《东方红》的演员们能够把生活表现得充满革命激情,感动观众,是因为对待生活的态度十分认真。我敢说:其它两部音乐舞蹈史诗,从演出形象看,他们不少人大概并没有下过这样功夫。当年我是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创作领导小组成员,我记得我们领导小组就忽略了要求演员们如何理解和对待生活,只有组织作者编导们下去看看,对演员既没有组织下去,也忽略了学习革命历史的要求。这个经验教训值得很好总结。我们一贯提倡重视生活,但是我们如果不把自己摆进生活里去,实际上还是没有生活,表现不了生活的激情,感动不了观众。
谈到对“流”的继承和借鉴,《东方红》对革命传统文艺的继承和借鉴也有很多记录,不像有些作品,只求出新,把继承和出新对立起来。据我所知,《东方红》有不少“前身”,有很多积累。据了解,1960年我空军司令刘亚楼访朝时曾看过朝鲜大歌舞《三千里江山》,受到了启发,那时就有创作自己的大歌舞的打算,回来后组织空政文工团动手创作了一部9场16景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1年8月1日建军节在京首演。同年年底应上海邀请赴沪演出了40场,影响很大,播下了上海大歌舞的种子。《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一共演唱了46首革命历史歌曲,其中有《十送红军》、《到敌人后方去》、《新四军军歌》、《太行山上》、《秋收暴动》、《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这些有名的革命历史歌曲日后为《东方红》和上海的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提供了大量的曲目资源。
1964年5月,为迎接上海解放25周年和第5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海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首演。它其实就是“东方红”的前身。1964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演出,决定改编这部大歌舞在国庆25周年在首都演出。
《东方红》参加创作和演出的阵容是空前的,它从上海及全国各大城市的专业和业余、地方和军队文艺工作者中调来了3500多人,单位共70多个,历时仅两个多月,以《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重新加以设计改编,并改名为《东方红》。
除此以外,《东方红》采用了革命传统歌曲达50多首,这是一笔极为珍贵的革命音乐财富,是由当年的革命斗争生活锤炼而成的艺术结晶,是革命历史的真实记录。我们至今每唱这些作品,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会想起当年的血与火的生活,令人激动不已。它们已经和革命历史凝结在一起了。目前重新创作的歌曲,无论写的如何高明,它们可以成为新的“流”,但总不能取代这些被时间所批准了的珍品。这是被“源与流”关系所赋予的力量,是“流”的无法代替的作用。也是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了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这方面我认为执行得最好。它最大限度地借鉴和继承了革命歌曲的历史的“流”,这是它的闪光之点。
如果说《东方红》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史诗的“史”比较清晰,“诗”的感受稍感不足。总的感觉是行动性较强,比较重实。我觉得,史诗史诗,是史的诗。既要忠实于史,不能离开历史,又要是诗。史和诗这两种因素怎样结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记得别林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是多么强烈地反映着当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那么,它也就不能表现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体现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地解决这个问题,让它真正是诗的,而不是仅仅只是一个美好的企图。可惜,我们的作者和演员一直都没有完美地把它解决好。我们的评论家也没有把真正的诗和仅仅只是表现的很坏的美好企图区别开来,只要是题材好,就只管闭上眼睛唱颂歌。
二
距《东方红》20年之后,在建国后的另一个历史阶段,一部新的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出现了。这部《史诗》的历史跨度大,比《东方红》长了一半,它一方面要往上伸延到“五四”运动,讴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去,教育我们铭记革命历史传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革命胜利得来不易,要珍惜我们的革命历史。另一方面,还要表现建国初期艰难的17年,要表现“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十年浩劫,要讴歌改革开放,讴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光辉的未来,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奋发精神,加速前进的步伐。
这是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主要内容框架,但历史并不就是艺术,要把这个框架筑成艺术的大厦,要把近150年的历史在舞台上压缩成两个半小时,创作的困难比《东方红》增加了许多,产生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前面提到的诗与史的结合,更是显得有些粗糙,前半段是实多虚少,后半段是虚多实少,似乎是让人看了两场不同的歌舞。有的片段,想虚实相结合,但却黏不到一块,或黏的比较生硬。比如第二场的“井冈山会师”写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在井冈山建立起农村根据地,朱德同志在湖南起义后到井冈山会师,壮大了武装力量。这是党当时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的武装斗争总方针后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部作品的上半部,一贯是以行动为主的,这里忽然插进一段拟人化的杜鹃舞,问题较多,不符合当时的典型环境,气氛也不调协,虚实结合显得生硬。尽管井冈山的杜鹃花很多很美,结合不好也是枉然。
下半部建国后的历史就更难表现了,建国初期的十七年,那么多揪心的政治运动,那么多的天灾人祸,怎么表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天昏地暗,血泪流遍山河,能表现吗?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难题,怎么处理?
看来,目前的处理,是比较聪明的选择,并不理想,有点避重就轻,但只能如此。一部音乐舞蹈史诗,不是写全部的历史,它只应表现社会前进的历史,歌颂社会的鼓舞人心的历史。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应这样。只能到此止步。所以,用一曲气势高昂的《祖国颂》来歌颂十七年是很好的选择,它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主流。这首大合唱写的很好,它歌颂了一个新的时代,反映新的时代精神,成为今天的传世佳作。
《白花舞》是十年动乱时期怀念几位老一辈领导人逝世的力作,正好借此来表现人民对“四人帮”的愤恨。虽然力度有些不够,不过,这十年血与泪的历史总算找到了一种表达的方法。
这部史诗采用的革命历史歌曲较少,全部音乐二十三段,有歌曲的二十一段。二十一首歌曲中,新创作的十五首,其中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有六首。原因是避免和《东方红》重复,因此把主要力量用在重新创作上。这样做固然削弱了革命传统歌曲的支持,是个损失。但是,它产生了一批新的好作品,这又是一件好事情。十五首新创作的歌曲,属于建国前革命历史时期的有八首,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有七首。它们各有不同风格特点和时代气息的要求。对于前者,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当时革命歌曲的历史特点,无论在音调上、气质上和风格上,都要和当时的环境相吻合,和当时的历史歌曲相似。对于后者,则要求能够充分反映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与时代感情。要求很高,看来效果都很不错。前半场的一首《五四青年进行曲》具有“五四”运动时期群众歌曲的明显特征,可以乱真,好像当时本来就应该有这么一首群众歌曲,才能表达出群众斗争的激情。另一首反映“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女中音独唱《妈妈就要离去》,表现的也很深刻。其它的几首如《南湖的船,党的摇篮》,《观灯》,《五百里井冈杜鹃红》,《雪山有颗明亮的星》和《欢庆七大》,则十分注意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体现了当时当地的典型环境,有很多可取之处。
后半场的《迎接中华新的崛起》,《春风,春雨》,《创业者之歌》,《科学家的心愿》等,都比较注重表现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曲调较新颖,有一点流行歌曲的因素。由此,我想到我们目前的流行歌曲创作,题材比较泛滥,向“泛娱乐性”发展,趣味不高。应该鼓励像《中国革命之歌》这样的歌曲创作,宣传健康的乐观向上的精神,净化社会风气。
这部音乐舞蹈史诗开始时是四稿定案,采排时又改出了第五稿。它的最大亮点是敢于创新,同时又不忘继承,艺术思想艺术方法也立足于继承,和《东方红》走的是同一条路,但多迈出了好些步,在《史诗》的领域中取得了新的经验和成果。
三
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第三部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产生,距离第二部史诗《中国革命之歌》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又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社会进步很快,变化也很快,艺术反映时代,当然不能踏步不前。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有积极向上的,这是主流。有的难免带有一点浮躁,但也是好事。我们的复兴之路还在途中,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艺术也是如此。
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在艺术思想艺术方法上有许多大胆创新,也带来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主要的问题,从大处考虑,还是诗与史,虚与实的问题。
这部史诗的历史跨度最长,经历了晚清的覆没,八国联军及一系列卖国历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主义政党建立,北伐,国内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六十周年等等。从1840年之前到2010年,达170年这么长,经历了好几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要表现诗和史的关系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要用更多的力量去探索。
史与诗的结合,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是以诗带史,也可以是以史带诗。是先虚后实,或先实后虚,有虚有实,虚中见实,或实中见虚,都是可以的。这部史诗,看来基本上都是以史带诗,先实后虚。从结构看:每场都代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跨度达数十年,每场开始时必先有一个或几个典型性历史事件,而且非常实,非常具体,不这样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面貌。然而,每个历史时期的跨度太长了,历史事件太多了,这样必然会挂一漏万。于是,在后面就要把它诗化,虚写,把该时期同一类事件作情绪化表现。变成每一场都是前具体,后概括。前是史,后是诗。这是可以理解的办法,也是以点带面,点面兼顾的办法,只能如此,我觉得是可行的。
只是,在艺术方法上,有些问题值得研究:
这部作品,以史带诗,以实带虚。可惜的是,在写实的地方,非艺术手法用的太多,特别是语言和文字用的太具体,太频繁。看来像是艺术方法不够,语言来凑;语言不够,名单来凑。不少场合,如卖国条约,烈士名单,碑文,数字,等等,上千个烈士名单一个不漏,全都用上,用得太多,到处都是。还有1840年以来的卖国条约,一登就是一大串,变成一景,很难认为这就是诗。
是的,实也可以是诗的,但要用的是地方,还要有诗情。《史诗》第一场《惊梦》算是有诗了,但用得不是地方,昆曲不能做清亡的替罪羊。清亡有外因和内因,外因表现了,内因呢?是昆曲吗?错了。这样一来,昆曲和《惊梦》都成了冤案,昆曲界知道了,一定不会罢休。这样并不能说明清亡的内因,反而会给清朝的腐败开脱。
在虚的方面,大搞人海战术,群舞太多,每舞必人山人海,台上拥挤不堪。台上的人有许多不是演活着的人,而是道具。甚至堆满尸骨。即便是人,也是变态的,受迫害的。只有解放军除外,不过解放军也是除了吃苦就是牺牲。我非常怀疑这种使用演员的方法和情节的安排,弄得观众心情十分沉郁。
这部史诗的整个气氛都过于压抑,悲剧性的多,到处都是苦难。不是不可以表现苦难,是要表现得恰当,人民需要革命乐观主义,这部史诗也需要革命乐观主义。看完后觉得心情沉郁,不如前两部史诗令人情绪高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美学问题,悲痛可以使人奋起,但悲痛也可以令人郁闷消沉。郁闷的效果应该避免。
它的舞台设计很费心思,分成不同的表演区,用不同的灯光来显示。这样一来,舞台上就变得暗的多,亮的少。表演区变得很小,演员就彼此拥挤起来。观众感到舞台暗,只有一块地方是亮的,不舒服。增加了压抑感。所有这些,都事与愿违。心思用的不少。效果不佳。
提出这些问题,绝不是说这部史诗一无是处。相反,这是演出水平最高的一部。编导也煞费苦心,演员十分认真,付出的辛勤劳动真不少。此外,可以看得出,这是艺术创造心血付出最多的一部,无论效果如何,都是经过认真思考,付出认真努力的。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他们的辛勤劳动,出于坚强的艺术自信,敢于创造,敢于实践。这才是这部作品所体现出的最宝贵的精神,创造出来的作品水平也是很高的。不足之处,不过是可供探讨的个人看法,不是定论。
说到底,三部史诗,都未跳出诗与史、虚与实的范围。其他的问题诸如歌与舞,语言与朗诵,历史感与时代感,民族感和风格等等,这里,就无暇顾及了。
我写这篇东西,非常吃力,也非常为难。因为三部史诗,它们的创作都是由中央领导和中央领导部门亲自指导,亲自审查定稿的。评论它们,说轻了说重了都不合适。特别是批评意见,不敢随便放言,要思考再三,要吃了豹子胆才成。所以,文中谈到的所有得失,都只能是浮光掠影地点到就止,不敢拉开。幸亏时代不同了,而且艺术问题是可以容许讨论的,所以放胆写了一些仅供参考。如有不妥,深望能听到批评。
(作者 二○三站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