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

　 仲呈祥曾提出“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就文艺生产而言，“文化化人，艺术养心”是目的、是宗旨；“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是方略、是根基。“化人”的反面是急功近利地“化钱”，“养心”的反面是止于“养眼”甚或“花眼”，“引领”的反面是一味“迎合”，“自觉”的反面是“盲目”地匡正。文艺评论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途径，对文艺创作发挥着重要的批评和引导作用。

　　仲呈祥举例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谢晋着手拍摄描写“右”派遭遇的影片《天云山传奇》时，引起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议。钟惦棐先生写了题为《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的评论，全面评价了这部影片：“影片《天云山传奇》在同类题材的影片中显得宏大而不矫饰，深沉而不哀伤，而又显示出我们党敢于面对严酷的现实并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天云山传奇》对生活的怨尤，引来了人们对《天云山传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在我看来，都是不必的。”又如朱寨先生对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和谌容小说《人到中年》的科学评价都彰显出了实事求是的文艺评论的力量。19世纪俄罗斯文艺繁盛的事实证明，别林斯基等杰出评论家的贡献功不可没。

　　如今文艺批评却“失职”了。仲呈祥先生说：“有位领导同志问我：你的文化偶像是谁？我说‘文革’前是‘鲁郭茅、巴老曹’，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眼界更开阔了，又增加了陈独秀、胡适、钱钟书、陈寅恪等，因为他们有知识、有智慧，有人生感悟，能够指引我的精神航程。但是，现在一些媒体给青少年的偶像却是‘赵小李’，即赵本山、小沈阳和李宇春！这些人在小品领域或者在娱乐文化上的贡献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文化偶像从鲁迅跌落到小沈阳，应当反思文化落差有多大！” 仲呈祥认为，我们正在失却宏观的、有远见的、审视民族高级审美形态的文艺评论，这造成了当前文化偶像的跌落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低俗化现象。

　　眼下，文艺批评遭遇标准混乱的问题。比如，当前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往往是票房收益等，这也成了一部分文艺批评家检验作品的标尺。仲呈祥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说：“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应当通过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然后靠高素质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万万不可急功近利地让文化直接去化钱。”对比影片《唐山大地震》和《惊天动地》，仲呈祥说我们不能仅仅一味关注、宣传《唐山大地震》的高票房，还应发现，同样写大地震，《惊天动地》歌颂了中华民族在国难面前提倡先人后己，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精神。不能简单地是此非彼。因为艺术表现美的主要对象应当与人类从远古就走来的共有的爱、奉献、牺牲、同情、怜悯相联系的圣洁情感。

　　现在搞评论的人地位低，评论家受现有评论家生态环境的制约，仲呈祥委员为此呼吁组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改变当前我国文艺评论工作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阵”的状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应当是全国性、综合性、统一性的文艺评论组织，它的成立将改变当下音乐、戏曲、美术、书法、影视等各门类评论“各自为政”的局面，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和组织管理。

　　仲呈祥指出以下现象应格外引起注意：我们现在大量调动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然而，在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被强化的同时，也往往造成这个民族精神痛感的衰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强调培养出贯通了各个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家，对全国的文化创作倾向、鉴赏思潮、审美价值流向，进行宏观的、全面的、有远见的研究和把握，这才有利于这个国家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

赵丽宏：

　 这位1988年就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作家积极参政议政，曾最早在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将中华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为国家法定节日，也是建议将中国书法向联合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案人，声望颇高。谈到当前文艺批评，赵丽宏先生特别强调了“说真话”这三个字。从这三个字，他深情回忆起了巴金和冰心这两位文学前辈。

　　巴金曾经说过：“大家都说真话，国家才有希望。”他在送给赵丽宏的一本书上题写过两句话：“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冰心先生也曾在送给赵丽宏的书上题写过一句话：“说真话就是好文章。”赵丽宏说，今天，重温他们提倡说真话的肺腑之言，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发人深省。他认为，文艺批评虽然和创作不同，但“说真话”的追求，则应该是一致的。不仅作家要讲真话，评论家更要讲真话。希望多一些切中时弊的真诚声音，少一些言不由衷的逢迎之言；多一些犀利的有锋芒的批评，少一些华丽的空洞的赞美；多一些和国计民生有关的切实建议，少一些故作深沉无关痛痒的高谈阔论。真话未必是真理，但是，真理一定是真话。我想这大概是不会错的。

　　说到当今的文艺批评现状，他表示有不少评论家在认真写评论，但是缺少一种权威性。表面看起来很热闹，但真正好的批评还不是很多。读者好像整体上对评论界不太信任，其原因，也许是缺乏诚实态度的酷评太多，有的无原则吹捧，有的无节制谩骂。这样的评论，不可能对作家和读者起到引领提高的作用。捧和骂是批评界不好的风气，真正的批评，应该是认真读作品之后独具见地的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深刻地揭示作品的内涵和价值。赵丽宏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是鼓励人们说真话的时代。现在大张旗鼓地提倡诚信，说明社会上还有很多不诚信的现象存在。”

　 赵丽宏说：“好的评论家要公正正直，有公允之心，还需要有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这样的批评家我们不是需要一个两个，而是需要一批，形成一个良性的批评生态。建立一个正派、公正、正直的批评环境，还需要搭建一些有权威性的平台，能把好的有水平的评论推荐给读者。”赵丽宏说：“现在的青少年究竟该读什么书，需要整个社会来关心。青少年对阅读的选择，其实就是对人生的选择。应当引导他们更多地读一些有价值的、有品位的书，更多地读一些经典。经典的文学作品是不同时代的智慧和情感的结晶，读经典，不会浪费时间。那些作品，不仅让人了解过去的时代，也可以感受文学的魅力。只要人性不变，只要人类心灵中对美、对理想、对爱的向往不变，这些书表达的情感和内容永远可以引起现代人的共鸣。阅读应该少一点功利性，多读一些能够真正的对心灵有帮助的好书。”说到读书，涉及图书评论的话题。赵丽宏感叹说：“好的书评能对读者提供有益的引导，帮助他们对阅读做出正确的选择。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一些好书出版了，却没有什么评论家来关注，也缺少合适的平台来向读者介绍。”赵丽宏说：“我自己出版了一本书之后，很希望有评论家用准确真实的评论来批评点拨我。”赵先生用了“点拨”这个词，有谦虚的成分，也有对批评功能的提示。

杨飞云：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油画家、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在谈到文艺批评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的话题时认为，真话是真诚的、真实的、追求真理的话。批评家要有一个艺术公正态度，有一个善意的动机。如果找不到共识，找不到一个共同的评判体系，就容易把个性当成真理。某些人的学术环境受到利益驱使。他们把学术看得不重要，把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这样的批评环境下，就很难找到真话。

　　有时候，一些艺术家出画册、办展览、上电视或报刊等，需要对他们的艺术进行评价，杨飞云先生也跨界“很有限地”写一点评论文章。杨先生说：“我不是主动去写艺术评论，都是人家找过来的。我写艺术评论首先要对艺术家有深入的、贴近的了解，而且我涉猎的范围有能力对对方的创作做出客观的判断，我才写。如果不了解，或者对方所从事的是我比较陌生的艺术领域，我就不写。尽管我写的文章可能谈不上什么批评，但我尽可能做到赞赏时绝不是吹捧，而是尽量找到其艺术价值上独特的长处；对于对方不足的地方，我一般不采用批评的态度，而是尽量地说出他需要更加努力的地方，语气尽量婉转些。我在评论中可能最主要是说对方的长处，但一定要准确到位地阐述出来。尽可能谈得深刻些、朴素些，直接准确些。这里一定要有一个艺术公正态度，有一个善意的动机。”

　　谈到现在的批评现状，杨飞云先生认为有一些困惑：某些评论家说的一些传统理论和现在的艺术实践脱节；另有某些评论家说的一些外来体系标准看起来比较“新”、比较“洋”，但同时也比较空，与现实距离还是比较远。杨先生坦率地说：“现在点评式的艺术评论太多，而系统的、研究性的、著作性的还较少。有的评论文章让我看不进去。评论家只从个人的角度去评判，而不是站在艺术的高度去把握；往往弄了一套很大的理论，但是对艺术实践来讲，却没有什么指导意义。这种感觉是我从有限的接触中感受到的。艺术家应该很好地接触艺术理论。而理论家应该拥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有个更开阔更宽广的视野。好的评论家能把艺术家带到他的平台和视野上，应该出于大的责任，大的善意。从这点上来说，即使苛刻的语言，也能激起人们对公正的信任，对正义感的见证，能触到痛处，使人为之振作。”他认为评论家应该培养自己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要敏锐，要能够深入研究和关注一些艺术个案。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骂骂咧咧不负责任的评论还很多，敢叫板，敢挑刺，敢对任何人进行某些情绪化的挑衅行为。他们站在一个很个人化的位置，把批评搞得很俗。尽管这种“评论”有时候也能产生一定影响，但杨飞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评论家，不是一种评论的好方式。杨飞云指出，批评家不应仅是一种职业，而应是一种责任。好的批评要有水平。批评家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修养，还要有健全的心态和善良公正的态度，立足点要高。他的观点不能是万金油，不痛不痒，抹到哪里都可以。他的视角不是局限于艺术的某个局部，而是有自己的深度、广度、锐利度，有自己清晰鲜明的鉴别。他的评论不是在表演个人的情趣，不是为了凸显个性、炫耀自己，而是站在普世的价值上。杨飞云感叹：现在有一些评论家其实很有才，但是评论的角度不对，心态不对。

　　什么是真话？杨飞云先生认为，真话是真诚的、真实的、追求真理的话。这三点都很重要。他说，在今天，批评最大的困扰是各说各话，很难找到共识。尺度各执一端，只站在自己的点上来批评别人。“多元共存”是很多人都爱提起的一个词汇，不过真理的体现方式可以各种各样，可以“多元”，而真理本身终究只有一个，是不能“多元”的。人类生存的地域和时代各有不同，但终究还是能够寻找到普世的共识。不能仅仅因为地域和时代不同，就互相难以沟通理解，甚至互相攻击。比如欧洲人和非洲人的艺术表现非常不一样，但其中反映的蓬勃的生命力、丰富表现力和美感，则不论什么地域和时代，都能唤起共鸣。这才是做出评判的最重要的基础。学术评论不能把“不一样”放在前面，而是把“好”放在前面。评论家的个性虽然不同，但一定会有共性，如果找不到共识，找不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体系，就容易把个性当成真理。再有一点，就是某些人的学术环境受到利益驱使。把学术看得不重要，把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杨飞云说他参加过很多学术研讨，其中也有个别的研讨会上有这种现象，大家好像说的是真话，随便发脾气，不高兴就骂，语气很强烈，但没意义，离真理很远，不是来自真心，而是想打倒对方突出自己。这种发言其实也不是真话。还有的情况下，某些评论家把话语权看得重于对话语水平的追求，他大说特说，表现得不是真理的力量，而是权力的力量。这样的话，也不是真话。批评的语言有的风格华美，有的风格质朴，就像牡丹雍容富贵，梅花纯朴清新，不能说谁高谁低，关键是有没有生命力，华美不能是做作轻浮的，质朴不能是粗俗浅表的。杨飞云表示，从个人角度来看，他更倾心于深刻、真诚、能打动人心的质朴之美。古朴、质朴、朴实、朴素在艺术上都是很好的形态。质朴了还能做到美，很不容易。

　　杨飞云说：“批评家不是领导者，而是艺术家的警醒者。批评家如果肯俯下身子，多花一些时间研究艺术家的作品，或者自己也有一些艺术实践，他们的评论将更到位。另外，艺术家反过来也应该注意批评家的成就，多读书，多交流，不能关起门来变成画匠。批评家因艺术家存在，艺术家通过批评家反射自己作品内在和外在的价值，应该是很好的朋友。”他认为一个批评家若没有追求真理和仰望真理的信念，不管他多么有才能、有多么大的学养，他的批评最终都会掉到一个诡辩与自我表现的层面，失去理论的价值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