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改革办主任，王锦萍经常去上海杂技团了解情况，发生在上海杂技团转企改制后的一幕让她记忆深刻。“那天，我一进马戏城的大门，就看到团里一个穿得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一直蹲在大太阳底下照顾一只快生产的海狮，直到它顺利产下一只小海狮。”海狮妈妈生小崽因不懂保护通常会把小崽压死，在动物园里能养活一只小海狮都是很困难的事情，王锦萍对此感到惊奇。“以前的马戏城里，人和动物是利用的关系，转企改制后，有了变化。”上海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俞亦钢欣慰地说，“现在，我们这里演职人员工作更积极，动物受到了更好的照顾，这只小海狮也见证了我们转企改制的成果。”

　　上海杂技团2009年变身为上海杂技团有限公司，成为上海首家完成转企改制的文艺院团。回顾改革过程，这与杂技团改制前就已开始的市场化探索分不开。“改制前我们就开始为每个项目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个性化公司制营运模式，2005年探索时空之旅公司运行模式，2007年探索欢乐马戏有限公司股份制运行模式，2008年推行票房捆绑运营模式，通过这‘三步走’，打造了《时空之旅》、《欢乐马戏》、《浦江情——雕刻时光》3部艺术精品，如今，这3台节目在上海马戏城和上海商城剧院连轴转地上演。”俞亦钢说，改革让杂技团获得了更快发展，演出场次由2003年的不足400场增加到2010年的900场，2011年预计将超过1400场；演员的收入从2003年的人均每月2000元左右，提高到了2010年的7000元。

　　项目牵头

　　走进上海杂技团的办公楼，首先看到的是一条醒目的标语“演艺创国际一流，演技创国内一流”。对上海杂技团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发展动力。“中国杂技界长期沉浸在对技巧的追求里，原来在台上倒立5分钟，现在能倒立8分钟，大家以为这就叫发展了。”俞亦钢认识到，仅有技巧是不够的，杂技要发展必须进行节目形式和运营机制的创新。2001年，上海杂技团与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合作推出的《太极时空》将杂技、歌舞、武术、服装等元素融为一体，打造了“综艺舞台剧”的新概念，不仅有了杂技动作上的高难度，而且讲究艺术性和神韵。

　　在这部剧成功后，他们的视角从节目创新过渡到运作机制的创新。俞亦钢说，2005年他们以《时空之旅》为抓手，开始探索符合市场规律的项目公司制改革，联手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共同投资3000万元，成立了《时空之旅》项目公司。作为独立的市场运作主体，多元投资模式带来的不仅是资本，还盘活了其背后的多种资源。演出、宣传、销售三位一体，特别是销售模式多元化，海外订票、网络售票、与旅游团签约售票等方式保证了上座率。到目前为止，《时空之旅》仅在上海马戏城一个场地的演出场次已超过2000场，累计票房超过2亿元。

　　“让我们这个拥有60年历史的杂技团一夜之间转成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我们想不如整合优势资源组建新企业，带动老企业。我们这3家投资公司可以说是最佳组合。”俞亦钢说。2010年时空之旅公司又打造了一台多媒体杂技剧《镜界》并在共舞台·时空剧院天天上演，另外与河南信阳合作的《时空之旅》版本输出项目也在实施中。

　　演员持股

　　从《时空之旅》尝到了甜头，2007年上海杂技团又对剧团的欢乐马戏剧组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探索，这次开出的方子是：成立有剧组演职人员持股的上海欢乐马戏有限公司，其中上海杂技团、上海马戏城持股51%，《欢乐马戏》剧组演职人员持股49%。上海杂技团选择《欢乐马戏》进行这样的改革是考虑到马戏的特殊性。“马戏演员与动物演员之间是一种特殊关系，特别是猛兽，一般都由驯兽员从小养大，如中途变换演员会直接影响动物的情绪，甚至造成节目停演。由此，一个节目往往是一个或几个演员的‘专利’，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传统观念和制度缺陷使得培养新人、创新节目都非常困难。当员工成为股东后，这些难点便迎刃而解了，演员的积极性提高了，驯兽演员流动的风险也降到了最低。”俞亦钢说。

　　让演职人员持股后，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是物价虽然上涨了，饲料花费却没有上涨。“以前动物饲料每年的花费是六七十万元，现在还是这么多。在事业体制下大家不关心成本，现在都会货比三家，买同等质量产品中最便宜的。”俞亦钢说。

　　据统计，股份制公司成立后，《欢乐马戏》总体成本开支比改制前节约了10%，票房收入增长50％以上，演员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2010年，公司又推出了《欢乐马戏系列——绿色家园》，该剧倡导绿色环保理念，寓教于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票房捆绑

　　2008年，鉴于临时搬移场次较多的情况，上海杂技团对另一台剧目《浦江情》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改革，将杂技部、舞台保障部、艺术管理部、票务公司合为一体，组建项目部，统一负责《浦江情》剧目的艺术质量、演出质量和市场营销。由杂技团和马戏城持股60%、3位经营者持股40%的上海马戏城票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运作。同时，调整了演出分配模式，将演职人员的收入与票房收入挂钩，各部门根据票房收入按一定比例发放，调动了演职人员的创作积极性。

　　与票房收入挂钩后，演职人员的收入也开始有了起伏。显而易见的是，谁演出多、节目质量好，谁就拿得多。青年演员蔡勇因其良好的柔韧性和精湛的演技而被评定为一级演员，收入比以前高出50%。上海杂技团党总支副书记陆星奇说：“演员演出一次收入280元，工资高的平均每月在1万元以上。”

　　在转制中思考

　　转企改制推动了杂技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但俞亦钢也坦率承认，转企并不意味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杂技团还要面对许多新情况，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一定的扶持。

　　“目前杂技界的竞争日益激烈，许多杂技团为了争取出国演出而竞相压低价格，这令有品牌有独立品格的杂技团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俞亦钢说，此外，杂技艺术因其特殊规律，演员年纪轻轻就可能退休，这使杂技团的大量收入不得不用来养人；国内对于杂技、马戏这种高风险行业还没有专门的伤残保障制度。为此，上海杂技团呼吁在全国杂技界设立演员专门基金，主要用于对杂技演员的就业再培训，或伤残补贴。

　　现在杂技招生相当困难，俞亦钢说：“杂技人才培养时间长、耗费大、淘汰率高，而且本地已招不到学员。”上海杂技团通过多种途径，如从全国各地杂技、体育院校招收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或整建制引进外地杂技学员，其中一部分人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解决了户籍问题。上海杂技团期望有关方面尽早制定措施，以保证杂技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