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左）与延藏法师（右）在捐赠现场

文化部政府门户网站记者 杨倩 摄

　　为弘扬经典、传承文脉，2017年1月17日“原版刷印《清敕修大藏经》捐赠仪式”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捐赠方为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清敕修大藏经》经版修复保护项目委员会首席专家、总顾问延藏法师，并上海市12位社会人士，他们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该套经书。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副院长娄玮、任万平、文物管理处副处长李永兴、图书馆馆长张荣等出席活动。单霁翔向捐赠者代表颁发了捐赠证书。

　　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有多个版本。中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始于北宋开宝年间，继之，历朝纷纷效仿。清朝也不例外，《清敕修大藏经》即《清御制龙藏经》，又称《乾隆大藏经》或《龙藏》，是我国古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佛藏。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内容不仅包括佛教经典，还收录了元、明、清历代高僧大德的章疏、论著、语录、史传和目录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价值。

　　《清敕修大藏经》始制于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当时在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等领衔主持。从雍正十三年开雕，至乾隆三年（1738年）竣工，雕成经版79036块。藏经以《千字文》编号，自“天”字起至“机”字止，共724字，每字一函，全藏共724函，每函10册，共计7240册。全藏共收入佛教经、律、论等部著作共1669部，7168卷。经版初刻完成后存于故宫武英殿内，后历经劫难、几经辗转。

　　建国以后，在党和国家关怀下，至宝幸存于世。《清敕修大藏经》经版作为我国现存于世唯一一部完整的官刻大藏经木质经版，弥足珍贵。

　　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2009年《清敕修大藏经》经版修复保护工作委员会成立，正式启动《清敕修藏经》文物保护项目。大藏经经版每块重4.5公斤，全部经版总重360吨，总体积超过1000立方米，其清点工作就历时两年有余。经查实，《清御制龙藏经》经版现存69410块，佚失9626块，在现存的经版中还有20%以上的经版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

　　为能高质量完成该项重大文物保护项目，工作委员会做了大量、充分、细致的准备，制定了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经版保护工作方案。该项目的实施，是《清敕修大藏经》自诞生以来，其经版第一次有了现代化专业库房；第一次补齐并修复了全部遗失或损坏的经版；第一次建立《清敕修大藏经》数字化科学档案。本次重新刷印出版，补齐、更正了历次版本的缺失、勘误。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手工抄纸、制墨、刷印、装订等许多环节，均采用中国传统手工艺技术，保证了印刷质量和古朴风格。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清敕修大藏经》经版雕刻完成以后，在乾隆时期还经过了三次抽毁、撤出的特别经历，主要是乾隆皇帝曾分别于乾隆三十年、三十四年、四十一年下旨，共撤毁了800余块经版和其对应的近百卷典籍。在这些撤毁的经版中，包括了钱谦益的著作，武则天、明永乐皇帝等前朝帝王撰写的文章等。因此，初雕初印的《清敕修大藏经》，罕见全帙。

　　《清敕修大藏经》现存的各种印本均不完整，或缺函数、或缺册数。要想补刻齐全佚失的近万块经版，需要找到或凑齐至少一部乾隆四年完整的初印本大藏经作为底本，只有依据初印底本，才能准确无误地完成对佚失经版进行补刻的工作。由于乾隆皇帝对已刻成经版和经书有过三次撤毁，若从现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初印本中找到历经这三次撤毁仍能幸存的印本，就必须进行大量专业细致的寻觅、查找、校勘和补缺工作。由此可知，补齐《清敕修大藏经》初印底本，已成为经版保护工作能否以最高水准圆满完成的关键。为此，工作委员会组织、派遣专业人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等专家的参与和指导下，先后走访了欧美、东南亚诸国及国内北京、山西、苏州、沈阳、广东、重庆、福建、港澳台等地区百余所图书馆、博物馆和寺院等藏书机构，考察搜集并研究整理各地收藏印本的具体数量、目录、年代，反复对比、甄别、筛选，并查阅大量相关的文献、寺志等历史资料。最终，找到并完整补齐了《清敕修大藏经》乾隆初印本的全部底本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成就。

　　治世崇文，盛世修典，《清敕修大藏经》保护项目工程浩大，史无前例。此项目的顺利实施，体现了党和国家政府对文物保护事业和历史文献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关怀，凝结着文物专家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实现了前人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

　　全面修复后原版刷印的《清敕修大藏经》，再现了雍乾盛世初雕时的完整风貌。此次原版刷印的《清敕修大藏经》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承制，原大原色原样呈现，工序复杂且全为手工制作，装订工艺用料考究。 条件所限，仅刷印八十部。就现在存世佛经官刻经版而言最为完善，其中一些文献资料更是海内孤本。可以说，这次复原的《清敕修大藏经》文献价值独一无二。它的印行，既是对其学术价值的重新认识，也是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