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文献作为我党宣传工作中一种表现力强、影响力大、感染力深的宣传方式，在我党的建设和发展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红色文献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自身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仅意味着在革命战争时期所突出的凝聚和激励作用，更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本文通过将红色文献划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时期，分别分析了不同时期红色文献的创作、发行、主题、形式等特点，并进一步阐述了红色文献在我党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宣传作用及其历史意义，为我党在新时期、新环境下开展宣传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提供一定的借鉴。【关键词】红色文献 党建宣传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红色文献一般是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等[1]。我国文献学界一般从文献的内容及其开放性角度，把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关资料及党政领导人的著作称为红色文献，红色文献著作内容来自实际，来自基层，往往属于原始记录，信息鲜活，内容可靠，针对性强，具有较强的历史资料性、保密性，自身蕴涵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2]。红色文献作为我党的宣传工作中一种表现力强、影响力大、感染力深的宣传方式，在我党的建设和发展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传播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使人民群众了解了党的纲领、政策和方针，促进了群众对党的信任与拥护，体现出极大的宣传价值，是党在宣传工作中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根据创作发行的时间、针对解决的问题和文献著作内容等特点可将红色文献划分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1921～1927）、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四个时期。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1921～1927）五四运动以后,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加大宣传马列主义的力度,宣传西方先进的思想,揭露时弊,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种种困难,出版了大量的文献,在宣传党的理论、指导党的革命行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宣传工作以发行报纸、期刊为主,延续了五四时期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传统,高举反帝、反军阀的大旗,积极宣扬共产主义理论,及时报道革命运动,对党的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1920年，李大钊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9月改组后的《新青年》更加集中宣传了马列主义思想,宣传中国国内革命现状,彰显出强烈的共产主义倾向，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颂扬国内革命行动的强有力的舆论阵地,同年11月，为了继续推进党的思想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理论宣传和与舆论上的准备,中共上海于1920年11月秘密发行了《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共产党的知识,广泛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建党过程中作了广泛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3]。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央机关系列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等相继出版，发表了毛泽东、瞿秋白、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革命文章,全面宣传了马列主义理论，党“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对引领时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这一时期，大量宣传工人运动的刊物陆续创办，农民刊物得到了初步发展，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4]。

    二、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一时陷入低潮。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反帝反封建仍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要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继续革命。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认识到独立领导革命的重要性和“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道理，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总结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理论，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在革命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重大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的分歧和矛盾，党的领袖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和宣传作用。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同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三者密不可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思想的提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认为现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通过《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条件，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提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影响和教育了广大军民，树立起必胜的信心，使红军的力量不断强大，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进而使中国革命不断的走向胜利。同在这一时期，江西苏区先后出版的报纸、刊物约有200种，其中《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斗争》是江西苏区的四大报刊，它们的发行量最高曾达到12万份[5]。 1935年8月1日，根据国内形势，红军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胜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及其广泛宣传教育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争取抗战胜利作为全党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针对党内外和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各党派、各界群众的实际状况和认识水平，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工作，很好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在领导教育全党全军、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团结争取友党友军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较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几近达到了一种成熟完善状态[6]，“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7]。抗战爆发后，中央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各级动员委员会组织规程》、《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物资方法》等法规、条例。各地大力创办抗日报刊，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到1939年，华北、华中地区大约有抗日小报700种[8]。同时，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有了更为透彻和完整的认识，以《实践论》、《矛盾论》等为代表的哲学理论；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为代表的战略战术理论；以《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抗日战争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为代表的统一战线理论；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以《<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等为代表的党建理论[9]等理论相继建立、发展、丰富和成熟。通过这些理论和文献，有效地宣传了我党抗战时期的路线、政策和方针,动员了群众,增强了人民的斗志,巩固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分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内战全面爆发和争取全国革命最后胜利三个阶段[10]，党内各类文件、报告以及党领袖的讲话和文章在各个阶段分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宣传和教育作用。在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的解放战争过渡阶段，通过《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对目前时局宣言》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将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向全国人民昭示和宣传，得到全国各界的拥护。内战全面爆发后，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同胞发出《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教育全国同胞树立“蒋必败、我必胜”的思想和信念。紧接着，毛泽东于7月20日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进一步分析了必须打败蒋介石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了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方法。8月6日，毛泽东又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进一步鼓舞了广大军民战胜反动派的信心。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于1948年4月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94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文，明确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领导力量、性质、任务、对象等，系统地、完整地阐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党内各类文件、报告以及党领袖的讲话、文章等一系列红色文献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忱和生产热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使解放事业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的战争，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红色文献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仅仅意味着在革命战争时期所突出的凝聚和激励作用，更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新环境下，红色文献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积极倡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引导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品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使人们认同和接受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对于我们目前大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1】赵莉，红色文献资料综述，丝绸之路，2009（18）：（31-36）【2】朱孔山,沂蒙红色文献与红色旅游开发,兰台世界,2006.8理论版：（23-24）【3】张明,张扣林，《共产党》月刊在建党时期所作的宣传，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9(12):16-9. 【4】徐寿芝,薛大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报刊出版利用,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75-79 【5】马一凡,中央苏区的四大红色报刊,世纪桥，2009（2）：49-51 【6】匡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报刊宣传工作的特点,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138-139 【7】陆玉芹，王骅书.朝鲜义勇队与中国抗日战争.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4）:4-6 【8】吴珍美,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7):110-116 【9】石仲泉，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政干部文摘，2005（9）：28-29 【10】唐建军，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宣传工作的历史考察，湖南：湘潭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