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在其正确领导下，我国古籍出版尤其是新编古籍影印丛书的出版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六十余年间，涌现出一大批精品出版项目和数家成绩突出的专业出版社，这些成就始终是在党中央有关古籍整理政策的直接指引下取得的。今年适值建党九十周年，笔者梳理建国以来的新编古籍影印丛书出版情况，通过历史综述、数据分析等方法，总结了本专业发展的经验，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且结合古籍专业出版的实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为党领导下的古籍整理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关键词】古籍出版；新编影印丛书；党的政策浩如烟海的中国传世典籍，是中华文明得以世代传承、延绵不断的基本载体。古籍整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明代修《永乐大典》和清人编《四库全书》，再到近代《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的出版，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持续不断，影响深远。丛书的出现，一般则以南宋《儒学警悟》为鼻祖，明清之际，此风尤盛。丛书将相关著作汇刻，为读者提供了搜集资料的便利，同时也保存下来了大量不见单行的著述。随着印刷技术的革新，影印成为真实再现古籍原貌的最佳方式，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新中国以来编辑影印的古籍丛书（不含旧编丛书的影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承，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1]由于丛书的种种优势，建国六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注意这一特殊的古籍整理方式。据笔者初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编古籍影印丛书近500种，囊括各类典籍30000余种，这在同期古籍整理中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下面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和新世纪十年三个阶段具体分析党的相关政策对新编古籍影印丛书的影响。建国初期——艰难跋涉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但是党并未忽略古籍出版事业。1954年以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相继成立，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任组长，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但是，这段时间的古籍整理以点校出版和重印为主，新编古籍影印丛书寥寥可数，最有名的当属郑振铎先生等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九集的出版，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戏曲丛书汇刊。郑振铎在《初集》的序言里提出了这部《丛刊》编辑的宗旨和设想，他说：“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两代戏文、传奇 100种；二集收明代传奇100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100种。此皆拟目已定。

    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更将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1000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或更可作为‘推陈出新’的一助。”[2]在第四集付印后，主持人郑振铎先生不幸于1958年10月罹难，致使项目停滞。1961年，在吴晓铃主持下，将第九集出版。这五集《丛刊》共收历代戏曲传奇作品的善本600余种，为古代文学尤其是戏曲艺术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从数据上看，这一时期编纂出版的影印古籍丛书不过10多部，在整个新中国出版业中似乎不值一提。但是，这些丛书的编纂，是在继承古人编纂丛书经验的基础上，做了新的突破，实现了“推陈出新”。它的策划更专业，规划更细致，体现了现代丛书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初衷，为后来新编影印丛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改革开放——稳步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转机。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3]党的政策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1983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同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这段时间，全国部分省份及部位单位陆续成立古籍专业出版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新编影印古籍丛书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各个专业领域都出现了传承优秀文化的精品之作。正如吴格先生说：“20世纪80 年代以来，古籍影印出现前所未有的持续繁荣，数以万计的中国古代典籍因‘化身千百’而获保存并流传。”[4] 在传记文献类，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的《中华族谱集成》（全100册）收录李王张刘陈五姓族谱共93种，是国家重点古籍规划项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全200册）则收北京图书馆所藏中国历代人物的线装年谱，计1212种，谱主1018人，是我国第一部涵盖时间最长、收入历代年谱最多、规模最宏大、线装版本最完备的年谱资料汇编。二者堪称代表力作。在史籍史料类，先后出现了侧重军事方面的《孙子集成》（全24册，齐鲁书社1993年）、《中国兵书集成》（全50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补益正史的《二十五史三编》（全9册，齐鲁书社1994年）、《二十四史订补》（全1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以及搜罗历朝野史1200余种的《中国野史集成》正续编（全80册，巴蜀书社1993、2000年）。目录类丛书，这一时期以中华书局1990-1995年间陆续出版的《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为代表。在文学艺术类，收录小说为特色的《古本小说丛刊》（全205册，中华书局1987-1991年）、《古本小说集成》（全6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大连图书馆藏孤稀本明清小说丛刊》（线装296册，大连出版社2000年），网络断代别集为特色的《清人别集丛刊》《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始陆续出版），反以古代版画艺术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编》（全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国古画谱集成（全22册，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等等，堪称代表。

    方志类丛书发展较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正续编（上海书店1981、1990年）、《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全34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1年）、《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全50册，中国书店1992年）之外，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合作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共出版了江苏、上海、西藏、四川、江西、安徽、台湾、福建、浙江等省的府县志辑和乡镇志专辑，为人民开发和利用方志资料提供着越来越多的便利。哲学宗教类，则有《道藏要籍选刊》《续百子全书》《中国历代算学集成》《诸子集成》续补新三编、《中国灯录全书》《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古籍资料汇》等的出版。综合类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四库系列的先后影印出版，汇集群书于一编，让深闺秘籍化身千百，厥功甚伟。我们不难看出，从1978-2000年，由于党的政策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支持，各个学术领域的新编影印古籍丛书均有了较大的发展，专业的古籍出版社更是出现了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为代表的后起之秀。这些影印的新编古籍丛书被海内外数百家图书馆收藏，已成为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读本。新世纪十年——突飞猛进随着党中央对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视，对挖掘和传承特色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的提出，加之《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重点规划》的颁布实施，新世纪的古籍整理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之态势，尤其是新编古籍影印丛书的出版，可为遍地开花，精品连连。虽然仅仅过了10年时间，但是新编丛书的种数却已经超过了1949-2000年间同类图书的总和，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其发展速度，恰如其分。近十年来，新编古籍影印丛书主要集中在广陵书社、凤凰出版社、学苑出版社、线装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尤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突出，该社十年来所出新编丛书占据了同类图书的半壁江山，达100余种。其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正续编，囊括历代善本精华1300余种，以选择底本精审、印制技术一流赢得海内外专家和收藏机构“下真迹一等”的赞誉。除了这些古籍专业社，在一些地方出版社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新编丛书，基本形成了专业品牌集中发展，各家齐鸣竞争的良好市场氛围。与此同时，新编丛书在我国图书出口上占据的优势愈发明显，这无疑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近十年来新编丛书的编纂和出版，呈现出以当下学术研究热点为出版依据的特点。综观这十年来的200多种新编古籍影印丛书，绝大部分是邀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参与编纂，跟踪学术研究前沿，新编丛书立足于服务学术研究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但是，也有一些书商不顾读者利益，东拼西凑，不辨版本，胡乱组合的不良现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论新编影印本古籍丛书能够补充一般图书馆的缺藏品种及版本，填补古籍收藏基础薄弱的图书馆文献资源空白，还能起到保护原本古籍善本的重要作用，方便图书馆解决好藏与用的矛盾，更方便不同地区读者对文献的共享。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做好这项事业，作为出版人，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党中央在重视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应该更加注重对新编丛书的支持。相对于畅销书和古籍普及类读物，新编丛书的受众非常狭窄，基本上是高端的科研人员、在校学生，这就决定了它的市场非常小，所以其成本就会大大提高。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等对这类图书的投入也在加大，比如2010年的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1650万元。但是，在一些人的意识里，新编丛书的意义仍然没有能提高到应有的程度。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要促使当代文化创新，就必须着眼于传统文化的挖掘。只有熟悉历代文化元典，用新的眼光和方法深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创新。所以，铸造不朽的新编丛书精品，是实现文化大繁荣的基础工作之一，需要得到各方的重视。其次，各整理、出版机构应该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制定新编丛书的影印规范，不但要多出，还要出好；要为古人做好漂亮的嫁衣，不能为古籍抹黑。同时，古联体等机构应该协调组织，避免选题的重复和粗制滥造。古籍专业出版社应该以专业为自身品牌，配合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长远规划，用自身的影响力引导整个新编丛书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一个个古籍精品，起到传承优秀文化的桥梁作用。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A]//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34页. [2]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Z].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年. [3]转引自杨牧之谈建国以来古籍出版情况[N]//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1日. [4]吴格主编.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