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

　 仲呈祥曾提出“文化化人，藝術養心，重在引領，貴在自覺”的理論主張。他認為就文藝生產而言，“文化化人，藝術養心”是目的、是宗旨﹔“重在引領，貴在自覺”是方略、是根基。“化人”的反面是急功近利地“化錢”，“養心”的反面是止於“養眼”甚或“花眼”，“引領”的反面是一味“迎合”，“自覺”的反面是“盲目”地匡正。文藝評論是黨領導文藝的重要途徑，對文藝創作發揮著重要的批評和引導作用。

　　仲呈祥舉例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謝晉著手拍攝描寫“右”派遭遇的影片《天雲山傳奇》時，引起了截然相反的兩種評議。鐘惦棐先生寫了題為《預示著矯健發展的明天》的評論，全面評價了這部影片：“影片《天雲山傳奇》在同類題材的影片中顯得宏大而不矯飾，深沉而不哀傷，而又顯示出我們黨敢於面對嚴酷的現實並還歷史以本來面貌。” “《天雲山傳奇》對生活的怨尤，引來了人們對《天雲山傳奇》的怨尤。怨尤之於怨尤，在我看來，都是不必的。”又如朱寨先生對劉心武小說《班主任》和諶容小說《人到中年》的科學評價都彰顯出了實事求是的文藝評論的力量。19世紀俄羅斯文藝繁盛的事實證明，別林斯基等杰出評論家的貢獻功不可沒。

　　如今文藝批評卻“失職”了。仲呈祥先生說：“有位領導同志問我：你的文化偶像是誰？我說‘文革’前是‘魯郭茅、巴老曹’，就是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新時期改革開放後眼界更開闊了，又增加了陳獨秀、胡適、錢鐘書、陳寅恪等，因為他們有知識、有智慧，有人生感悟，能夠指引我的精神航程。但是，現在一些媒體給青少年的偶像卻是‘趙小李’，即趙本山、小沈陽和李宇春！這些人在小品領域或者在娛樂文化上的貢獻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文化偶像從魯迅跌落到小沈陽，應當反思文化落差有多大！” 仲呈祥認為，我們正在失卻宏觀的、有遠見的、審視民族高級審美形態的文藝評論，這造成了當前文化偶像的跌落和人文生態環境的低俗化現象。

　　眼下，文藝批評遭遇標准混亂的問題。比如，當前衡量一部文藝作品成功與否的標准往往是票房收益等，這也成了一部分文藝批評家檢驗作品的標尺。仲呈祥對此一直持反對態度，他說：“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應當通過文化把人的素質化高，然後靠高素質的人去保障社會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而萬萬不可急功近利地讓文化直接去化錢。”對比影片《唐山大地震》和《驚天動地》，仲呈祥說我們不能僅僅一味關注、宣傳《唐山大地震》的高票房，還應發現，同樣寫大地震，《驚天動地》歌頌了中華民族在國難面前提倡先人後己，國家利益至上的民族精神。不能簡單地是此非彼。因為藝術表現美的主要對象應當與人類從遠古就走來的共有的愛、奉獻、犧牲、同情、憐憫相聯系的聖潔情感。

　　現在搞評論的人地位低，評論家受現有評論家生態環境的制約，仲呈祥委員為此呼吁組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改變當前我國文藝評論工作處於“散兵游勇、各自為陣”的狀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應當是全國性、綜合性、統一性的文藝評論組織，它的成立將改變當下音樂、戲曲、美術、書法、影視等各門類評論“各自為政”的局面，加強彼此間的溝通交流和組織管理。

　　仲呈祥指出以下現象應格外引起注意：我們現在大量調動科技手段，營造視聽奇觀。然而，在受眾視聽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被強化的同時，也往往造成這個民族精神痛感的衰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要強調培養出貫通了各個藝術門類的文藝評論家，對全國的文化創作傾向、鑒賞思潮、審美價值流向，進行宏觀的、全面的、有遠見的研究和把握，這才有利於這個國家文化建設的持續發展。

趙麗宏：

　 這位1988年就開始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著名作家積極參政議政，曾最早在全國政協提案建議將中華傳統節日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列為國家法定節日，也是建議將中國書法向聯合國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提案人，聲望頗高。談到當前文藝批評，趙麗宏先生特別強調了“說真話”這三個字。從這三個字，他深情回憶起了巴金和冰心這兩位文學前輩。

　　巴金曾經說過：“大家都說真話，國家才有希望。”他在送給趙麗宏的一本書上題寫過兩句話：“寫自己最熟悉的，寫自己感受最深的。”冰心先生也曾在送給趙麗宏的書上題寫過一句話：“說真話就是好文章。”趙麗宏說，今天，重溫他們提倡說真話的肺腑之言，還是那麼親切，那麼發人深省。他認為，文藝批評雖然和創作不同，但“說真話”的追求，則應該是一致的。不僅作家要講真話，評論家更要講真話。希望多一些切中時弊的真誠聲音，少一些言不由衷的逢迎之言﹔多一些犀利的有鋒芒的批評，少一些華麗的空洞的贊美﹔多一些和國計民生有關的切實建議，少一些故作深沉無關痛痒的高談闊論。真話未必是真理，但是，真理一定是真話。我想這大概是不會錯的。

　　說到當今的文藝批評現狀，他表示有不少評論家在認真寫評論，但是缺少一種權威性。表面看起來很熱鬧，但真正好的批評還不是很多。讀者好像整體上對評論界不太信任，其原因，也許是缺乏誠實態度的酷評太多，有的無原則吹捧，有的無節制謾罵。這樣的評論，不可能對作家和讀者起到引領提高的作用。捧和罵是批評界不好的風氣，真正的批評，應該是認真讀作品之後獨具見地的分析，有好說好，有壞說壞，深刻地揭示作品的內涵和價值。趙麗宏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應該是鼓勵人們說真話的時代。現在大張旗鼓地提倡誠信，說明社會上還有很多不誠信的現象存在。”

　 趙麗宏說：“好的評論家要公正正直，有公允之心，還需要有深刻的思想，獨到的見解。這樣的批評家我們不是需要一個兩個，而是需要一批，形成一個良性的批評生態。建立一個正派、公正、正直的批評環境，還需要搭建一些有權威性的平台，能把好的有水平的評論推薦給讀者。”趙麗宏說：“現在的青少年究竟該讀什麼書，需要整個社會來關心。青少年對閱讀的選擇，其實就是對人生的選擇。應當引導他們更多地讀一些有價值的、有品位的書，更多地讀一些經典。經典的文學作品是不同時代的智慧和情感的結晶，讀經典，不會浪費時間。那些作品，不僅讓人了解過去的時代，也可以感受文學的魅力。隻要人性不變，隻要人類心靈中對美、對理想、對愛的向往不變，這些書表達的情感和內容永遠可以引起現代人的共鳴。閱讀應該少一點功利性，多讀一些能夠真正的對心靈有幫助的好書。”說到讀書，涉及圖書評論的話題。趙麗宏感嘆說：“好的書評能對讀者提供有益的引導，幫助他們對閱讀做出正確的選擇。現在的情況往往是一些好書出版了，卻沒有什麼評論家來關注，也缺少合適的平台來向讀者介紹。”趙麗宏說：“我自己出版了一本書之後，很希望有評論家用准確真實的評論來批評點撥我。”趙先生用了“點撥”這個詞，有謙虛的成分，也有對批評功能的提示。

楊飛雲：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油畫家、中國油畫院院長楊飛雲在談到文藝批評說真話為什麼這麼難的話題時認為，真話是真誠的、真實的、追求真理的話。批評家要有一個藝術公正態度，有一個善意的動機。如果找不到共識，找不到一個共同的評判體系，就容易把個性當成真理。某些人的學術環境受到利益驅使。他們把學術看得不重要，把利益放在重要位置，這樣的批評環境下，就很難找到真話。

　　有時候，一些藝術家出畫冊、辦展覽、上電視或報刊等，需要對他們的藝術進行評價，楊飛雲先生也跨界“很有限地”寫一點評論文章。楊先生說：“我不是主動去寫藝術評論，都是人家找過來的。我寫藝術評論首先要對藝術家有深入的、貼近的了解，而且我涉獵的范圍有能力對對方的創作做出客觀的判斷，我才寫。如果不了解，或者對方所從事的是我比較陌生的藝術領域，我就不寫。盡管我寫的文章可能談不上什麼批評，但我盡可能做到贊賞時絕不是吹捧，而是盡量找到其藝術價值上獨特的長處﹔對於對方不足的地方，我一般不採用批評的態度，而是盡量地說出他需要更加努力的地方，語氣盡量婉轉些。我在評論中可能最主要是說對方的長處，但一定要准確到位地闡述出來。盡可能談得深刻些、朴素些，直接准確些。這裡一定要有一個藝術公正態度，有一個善意的動機。”

　　談到現在的批評現狀，楊飛雲先生認為有一些困惑：某些評論家說的一些傳統理論和現在的藝術實踐脫節﹔另有某些評論家說的一些外來體系標准看起來比較“新”、比較“洋”，但同時也比較空，與現實距離還是比較遠。楊先生坦率地說：“現在點評式的藝術評論太多，而系統的、研究性的、著作性的還較少。有的評論文章讓我看不進去。評論家隻從個人的角度去評判，而不是站在藝術的高度去把握﹔往往弄了一套很大的理論，但是對藝術實踐來講，卻沒有什麼指導意義。這種感覺是我從有限的接觸中感受到的。藝術家應該很好地接觸藝術理論。而理論家應該擁有一個更高的平台，有個更開闊更寬廣的視野。好的評論家能把藝術家帶到他的平台和視野上，應該出於大的責任，大的善意。從這點上來說，即使苛刻的語言，也能激起人們對公正的信任，對正義感的見證，能觸到痛處，使人為之振作。”他認為評論家應該培養自己的判斷力，這種判斷力要敏銳，要能夠深入研究和關注一些藝術個案。遺憾的是現在一些罵罵咧咧不負責任的評論還很多，敢叫板，敢挑刺，敢對任何人進行某些情緒化的挑舋行為。他們站在一個很個人化的位置，把批評搞得很俗。盡管這種“評論”有時候也能產生一定影響，但楊飛雲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評論家，不是一種評論的好方式。楊飛雲指出，批評家不應僅是一種職業，而應是一種責任。好的批評要有水平。批評家要有廣博的知識，深厚的修養，還要有健全的心態和善良公正的態度，立足點要高。他的觀點不能是萬金油，不痛不痒，抹到哪裡都可以。他的視角不是局限於藝術的某個局部，而是有自己的深度、廣度、銳利度，有自己清晰鮮明的鑒別。他的評論不是在表演個人的情趣，不是為了凸顯個性、炫耀自己，而是站在普世的價值上。楊飛雲感嘆：現在有一些評論家其實很有才，但是評論的角度不對，心態不對。

　　什麼是真話？楊飛雲先生認為，真話是真誠的、真實的、追求真理的話。這三點都很重要。他說，在今天，批評最大的困擾是各說各話，很難找到共識。尺度各執一端，隻站在自己的點上來批評別人。“多元共存”是很多人都愛提起的一個詞匯，不過真理的體現方式可以各種各樣，可以“多元”，而真理本身終究隻有一個，是不能“多元”的。人類生存的地域和時代各有不同，但終究還是能夠尋找到普世的共識。不能僅僅因為地域和時代不同，就互相難以溝通理解，甚至互相攻擊。比如歐洲人和非洲人的藝術表現非常不一樣，但其中反映的蓬勃的生命力、豐富表現力和美感，則不論什麼地域和時代，都能喚起共鳴。這才是做出評判的最重要的基礎。學術評論不能把“不一樣”放在前面，而是把“好”放在前面。評論家的個性雖然不同，但一定會有共性，如果找不到共識，找不到一個共同的價值評判體系，就容易把個性當成真理。再有一點，就是某些人的學術環境受到利益驅使。把學術看得不重要，把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楊飛雲說他參加過很多學術研討，其中也有個別的研討會上有這種現象，大家好像說的是真話，隨便發脾氣，不高興就罵，語氣很強烈，但沒意義，離真理很遠，不是來自真心，而是想打倒對方突出自己。這種發言其實也不是真話。還有的情況下，某些評論家把話語權看得重於對話語水平的追求，他大說特說，表現得不是真理的力量，而是權力的力量。這樣的話，也不是真話。批評的語言有的風格華美，有的風格質朴，就像牡丹雍容富貴，梅花純朴清新，不能說誰高誰低，關鍵是有沒有生命力，華美不能是做作輕浮的，質朴不能是粗俗淺表的。楊飛雲表示，從個人角度來看，他更傾心於深刻、真誠、能打動人心的質朴之美。古朴、質朴、朴實、朴素在藝術上都是很好的形態。質朴了還能做到美，很不容易。

　　楊飛雲說：“批評家不是領導者，而是藝術家的警醒者。批評家如果肯俯下身子，多花一些時間研究藝術家的作品，或者自己也有一些藝術實踐，他們的評論將更到位。另外，藝術家反過來也應該注意批評家的成就，多讀書，多交流，不能關起門來變成畫匠。批評家因藝術家存在，藝術家通過批評家反射自己作品內在和外在的價值，應該是很好的朋友。”他認為一個批評家若沒有追求真理和仰望真理的信念，不管他多麼有才能、有多麼大的學養，他的批評最終都會掉到一個詭辯與自我表現的層面，失去理論的價值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