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42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全面總結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歷史經驗，科學系統地回答了文藝為誰服務、如何服務等中國革命文藝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指導了抗日戰爭後期到新中國成立後的解放區與新中國的文藝創作實踐和文藝事業的發展，直至今天對中國的文學藝術界依然產生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在《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5月18日，國家圖書館舉辦“文藝的燈塔——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館藏文獻展”，展覽甄選展出珍貴歷史文獻300余件、珍貴照片100余幅，系統展示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背景、《講話》的核心內容以及在《講話》精神指引下我國文藝創作取得的成績。本刊特整理部分文字和圖片，重溫《講話》精神及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激情，以饗讀者。

    20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1937年9月6日，根據國共兩黨合作協議，中國共產黨將陝甘蘇區改名為陝甘寧邊區，並成立了邊區政府，首府定於延安。在中華民族危亡之際，一大批熱血青年和愛國志士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奔向革命聖地延安，作家丁玲、詩人艾青、小說家羅烽、畫家華君武、作曲家冼星海、文壇名將茅盾、劇作家賀敬之、哲學家艾思奇、科普作家高士其等愛國志士、文藝青年、專家學者也投入到火熱的戰斗生活之中，為延安的文藝大軍注入了新鮮血液。

    據統計，上世紀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約4萬人規模的知識分子群體，一時成為活躍的文化之都。以延安為中心的文藝運動也呈現出活躍的景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先後成立有中國文藝協會、陝甘寧邊區音樂界救亡協會、中華戲劇界抗敵協會邊區分會等各類文藝團體，並且克服紙張和印刷設備匱乏的困難，就地取材，創辦了《前線畫報》、《文藝突擊》等文藝刊物，且在《紅色中華》、《新中華報》和《解放日報》上辟有文藝副刊，刊登了大量文藝作品，促進了延安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

    《講話》為何延遲發表

    為了推進延安文藝界的整風學習，解決文藝界的諸多問題，1942年5月2日至23日，黨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了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會議由毛澤東、凱豐主持，100多名延安文藝工作者受邀參加。在此期間，先後召開了三次大會，其余為小組討論。5月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毛澤東發表講話，說明開會的目的，隨後蕭軍、丁玲、歐陽山、艾青、周揚等相繼發表意見﹔5月16日召開第二次會議，主要為討論發言﹔5月23日召開第三次會議，毛澤東作了總結。毛澤東的這兩次講話就是後來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聯系了“五四”以來革命文藝運動的經驗，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闡明了文藝工作的方向問題、道路問題，指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講話》規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藝路線、方針、政策，提出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的源與流的關系、普及與提高的關系以及文藝批評的標准、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

    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毛澤東的講話並沒有馬上發表。因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根據提綱、結合會議討論的實際情況現場演講的，《講話》由速記員現場記錄。毛澤東在5月23日作“結論”部分講話時說：“這個講話不是最後結論，同志們還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等到中央討論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後的結論。”後來，毛澤東囑咐秘書胡喬木根據速記稿加以整理，在速記稿基礎上，胡喬木參考自己的筆記調整了《講話》次序，將“引言”和“結論”的講話內容合成一篇交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又在整理稿上仔仔細細地做了修改。

    直到1943年3月13日，為配合延安文藝界遵照《講話》精神掀起的下鄉熱潮，經毛澤東同意，才在《解放日報》上刊登了毛澤東《講話》的部分內容。這是《講話》首次公開發表。1943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七周年之際，《講話》經毛澤東再次修改潤色，全文發表於《解放日報》第一、二、四版上。翌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關於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要求把《講話》“盡快印成小冊子”，廣大黨員干部要進行深入學習。

    國內外諸多版本

    從1942年到1953年11年間，《講話》產生了3個不同版本：速記稿版本、1943年版本和1953年版本。

    1943年《解放日報》公開發表《講話》後，各個抗日根據地、解放區紛紛翻印、出版《講話》的單行本。1943年10月，解放社採用通改報版的方法，首先出版了32開本的《講話》單行本，文前附《解放日報》的按語。人們習慣稱之為“解放社本”或“43年本”。

    而在其後的6年多時間裡，《講話》共翻印、出版了40多個版本，包括西北抗敵書店、中共晉綏分局、太岳新華書店、華東新華書店、華北大學、西北新華書店蘭州分店和新疆分店等發行的單行本。在單行本中，有的去掉了解放日報社的編者按，加上了1943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總學委的通知﹔有的附錄了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有的則附錄了1944年10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上的講話——《文教統一戰線方針》（摘要）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決定編輯出版毛澤東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文章——形成《毛澤東選集》。為此，毛澤東第二次對《講話》進行了修改。《講話》1953年版是毛澤東在1943年版的基礎上親自校訂、修改的定本，後來收入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在此之後，《講話》的單行本、選讀本、匯編本等在全國大量發行，其中包括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等多種民族文字譯本，為各民族深入學習這一重要歷史文獻提供了便利，在民族文藝的發展過程中更好地發揮出其指導作用。

    隨著《講話》在國內的影響不斷擴大，在國際社會新聞、出版、文藝、學術界也引起廣泛關注，先後被譯成多種文字。1945年，首個外文譯本由朝鮮咸鏡南道出版。次年，又有漢城大學譯本出版。1946年，新日本文學會主編出版了由千田九一翻譯的《講話》日譯本，書名改為《現階段中國文藝的方向》。1950年左右，印度除出版《講話》英文本外，還用孟加拉文、印地文、馬拉提文、泰米爾文、泰魯固文、馬來雅冷文等多種印度文字翻譯出版了《講話》單行本。1949年，法國出版了《講話》的法文譯本，一些拉美國家據此譯本轉譯為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同年，英國《現代季刊》刊載了《講話》英譯文，民主德國又據此發表了德文節譯本。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波蘭、匈牙利、意大利、古巴、巴西、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家出版了多個語種的譯本。

    當時在國統區出版發行

    《講話》不僅在解放區廣泛傳播，在當時的淪陷區和國統區也沖破層層封鎖，以各種形式出版發行。1944年春季，地下黨員將《講話》帶到上海，秘密刻印散發。1945年10月20日，《新文化》創刊號上登載講話“引言”和“結論”的部分內容，為避免國民黨的新聞檢查，標題用《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在香港，文藝工作者利用其特殊的環境，大量印刷發行《講話》。1946年2月，香港燈塔出版社以《文藝問題》為書名，出版了《講話》單行本，並且封面繪制了一個紅色的燈塔，寓意雙重：既是燈塔出版社的燈塔，又是文藝方向的燈塔。重慶等地的進步文藝工作者，也將《講話》的內容摘要刊載，或出版《講話》的單行本。

    同時，對《講話》的學習活動也在國統區進步文藝界全面開展。周恩來組織和領導重慶文藝界對《講話》進行學習，大力弘揚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反擊國民黨的腐朽的文藝觀。受其影響，郭沫若、茅盾、邵荃麟、穆文等先後撰文，檢討國統區文藝作品的問題。郭沫若連續以《一切為了人民》、《向人民大眾學習》、《走向人民文藝》等為題發表多篇文章，號召進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眾，了解他們的生活、希望、言語、習慣，一切喜怒哀樂的外形和內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復到人民的主位”。《講話》由此成為國統區進步文藝界銳利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後，艾青、田間及七月詩派的詩歌創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蕪、路翎的小說以及曹禺、夏衍、陳白塵、吳祖光的戲劇創作，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多樣化方面都達到了新的水平。

    《講話》影響下的文藝創作

    《講話》激勵了大批的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貼近群眾，創作出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不僅極大地繁榮了解放區乃至國統區、淪陷區的文化建設，更對現實的斗爭生活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動作用。在《講話》精神指導下，解放區在文藝理論、小說、戲劇、詩歌、報告文學、散文、民間文藝、兒童文藝、音樂、美術等方面均出現新面貌並取得了巨大成就。

    本次展覽遴選了《講話》誕生至1949年間出版的130余種耳熟能詳的解放區出版物，包括孫犁的代表作《荷花澱》、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還有被譽為“解放區兒童文學的拓荒者”劉御的《兒童歌謠》、辛安亭的《兒童謎語》等備受矚目的解放區兒童文藝作品。另外，茅盾的《團的兒子》、阮章競的《漳河水》、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十余種名家珍貴手稿也同期展出。限於當時的造紙印刷技術，這些文獻保存至今紙張已發黃陳舊，但因其忠實記錄了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變革信息而愈顯珍貴。

    （本文據由國家圖書館提供的材料整理，本版圖片由國家圖書館提供）

    敲響延安的鑼鼓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

    艾克恩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召開。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凱豐主持會議。

    毛主席一到會場，與會者馬上活躍起來。周揚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見面。當見到《八路軍進行曲》詞作者公木時，毛主席笑著說：“寫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一二九師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的手親切地問：“你從前方回來了？”

    在會議大廳裡，大家靜靜地聽著毛主席關於“引言”部分的講話。他頗有風趣地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即“手裡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而文化軍隊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指出，召開座談會的目的是“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當談到魯迅“總司令”領導文化軍隊時，全場響起了掌聲和笑聲。接著毛主席提出立場、態度、對象、感情和學習等問題，供會議討論。

    由誰先發言呢？丁玲說蕭軍是學炮兵的，“你先打頭炮吧！”蕭軍沒有謙讓，滔滔不絕地講了《對於當前文藝諸問題的我見》。接著又有幾位同志談了各自對當前文藝的看法。毛主席一邊聽著，一邊不時地在紙上記著。時而微微點頭，時而插上幾句話。休息時，女作家白朗打趣地說：“主席，今天可還得請我們吃一頓啰？”毛主席笑著說：“小米飯是有的。”三天會議，大家時而三五成群地蹲在會議廳外面邊吃邊聊，而毛主席吃著飯，還在翻看記錄，思考著問題。

    5月16日，座談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毛主席、朱總司令繼續聽取大家的發言。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講了他們下鄉演出的盛況，說群眾看了演出送來許多慰勞品。“我們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都很喜歡。你們要找我們劇團怎麼找呢？你們隻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與會代表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過毛主席講：你們如果老是演《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從晉西北前線歸來的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發言說：“戰士和老百姓對於文藝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們要你唱歌，要你演戲，要你畫漫畫，要你寫文章，並且還要求你教會他們干這些。看起來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實上，你從他們身上收到的、學到的東西更多。”他說：“前方的戰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藝活動，這樣多的文藝干部，留在後方干什麼？大家都上前線去吧，我舉雙手歡迎！”毛主席十分贊賞他的發言，說還是前方來的同志了解情況，熟悉群眾，提出了很好的意見。

    5月23日，座談會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朱總司令首先講話。他針對有人提出“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魯迅一直是革命的，沒有什麼轉變”“魯迅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等觀點提出批評。他說：“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農兵群眾批准。”關於轉變問題，他說：“豈但有轉變，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經歷說道：“我是一個從舊軍隊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產黨的。”他又說：“共產黨、八路軍，就是有功有德，為什麼不該歌、不該頌呢？”

    最後，毛主席作“結論”。他說，座談會開了三次，開得很好。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他說：“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具體講，就是我們的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由此出發，規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藝路線、方針、政策，解決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的源與流的關系、普及與提高的關系以及文藝批評的標准、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

    《講話》將現代文學運動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1943年10月19日，《講話》公開發表在當天的《解放日報》上。在《講話》精神的指導下，作家們紛紛深入生活第一線。蕭三、艾青、塞克赴南泥灣，陳荒煤赴延安縣，劉白羽、陳學昭下農村與連隊，高原、柳青去了隴東，丁玲到工廠。魯藝、邊藝、部藝、平劇院、民眾劇團、西北文工團、聯政宣傳隊等也紛紛奔赴農村與前線。

    （原載於1992年5月5日《解放軍報》，《人民日報》1992年5月21日轉載時略有增補。此處為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