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報記者許亞群報道：新年剛過，卻難以排解寧夏話劇團團長蔣全州心頭的憂愁。這面曾經的“文化戰線上的紅旗”在今年正面臨著演出成本上漲、人員退休等一系列嚴峻的生存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我們這些生存困難的院團而言，參加某些評獎活動反而會成為我們的壓力。有時連參演的路費都無法承擔。”蔣全州坦言。多年以來，寧夏話劇團創排了一系列百姓喜聞樂見的精品話劇，獲得了國家級、省級大大小小諸多殊榮，然而這些榮譽，並未能真正緩解院團經濟上的困境，也未能助力寧夏話劇團開拓其夢想中的城市市場。

　　深化制度保障建設

　　多年以來，文化部一直在為評獎制度的改革而積極努力著。從早年對一些重要獎項的多獎合一，對各行業、地方的不同門類獎項大力整頓，再到近年對評獎細則的修改、對專家評委會進行結構調整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進展。“2013年，文化部的文華獎和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獎均突破了過去專家資源庫的模式，評委改從地方推薦，這是一種可喜的變化。”北京戲劇家協會駐會秘書長楊干武說。

　　然而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推進，一些深層問題逐漸有所顯現。記者調查了一些業界有關人士發現，他們對進一步實現評獎機制的透明化程度表示擔憂：當前有些劇目在創作前期會請一些專家進行調研和把脈。而這些專家恰恰有可能就是評獎委員會的成員，“自己評自己的戲”的問題依然存在。同時，一些依附於節慶的“似獎非獎”活動依然存在，獎項的設立保留與院團的發展和藝術精品的生產連接還不緊密。

　　“道德建設和制度建設，是一切評獎機制改革的根源。”中國戲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傅謹表示，隨著文化體制改革工作的深入推進，評獎的公信力顯得愈發重要。一方面在於專業化評獎機構的設立，另一方面在於標准制度的設立。他以整治頒獎牟利行為為例，提出改革評獎機制要逐漸從治標向治本轉變，而制度建設是最為有效的手段。

　　進一步聯系市場

　　在剛剛結束的天津第四屆文代會上，有專家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的天津歌舞劇院近年創作的歌曲也時常會榮獲一些國家級大獎，然而這些歌曲究竟哪首能像早年我們創作的《歌唱祖國》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那樣在老百姓的心中傳唱？”這一席話，引起了包括天津歌舞劇院院長高久林在內的與會人員沉思。“當前我們的評獎和市場，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有些作品藝術含金量高，但不一定具有很好的市場。”對於評獎機制的改革，高久林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一方面評獎不應該隻是停留在系統內部，應該進一步與宣傳行為相結合。現在一些獎項評完之後就沒有了下文，甚至百姓都不知道有這個獎項的存在。另一方面，評獎機制應該實現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相結合，對一部舞台作品在獲獎後期的考察同樣至關重要。”

　　隨著國有文藝院團轉企改制階段性工作的完成，各院團愈發看重市場的重要性。有專家認為，當前各院團已經開始逐漸進入了“淡化評獎”的時代。“其實歸根結底，最好能夠有一個藝術性和市場性相對統一的評獎標准。”河南小皇後豫劇團團長王紅麗表示，這些年，小皇後豫劇團一直堅持“吃飯戲”和“精品戲”兩手抓的戰略。“在外界眼中，或許這兩者是相互脫節的，實際上卻是緊密相連的，精品戲的市場效益同樣很好。”王紅麗說，當前確實有一些大戲成本投入高、市場回報小，評獎過後就“刀槍入庫”的現象。但如果為兩者尋找到契合點是最理性的結果。她認為，評獎標准更多地納入一些市場元素考量，對‘兩手抓’精品的生產具有一定促進作用。

　　在楊干武看來，舞台演出和演藝市場的繁榮發展緊密相連，評獎工作必須建立在市場演出的基礎上。“評價一個戲，必須要有基本的演出數據和市場調查反饋，而不應過度強調業內人士的評價。”楊干武說。但他同時指出，市場要素納入評獎體系不可矯枉過正。因為評獎在某種程度上講也具有催生藝術精品、彌補“市場失靈”的作用。

　　不再“為了評獎而評獎”

　　“談到評獎制度的改革，我們不禁應該去深入思考評獎的目的。”傅謹表示。他指出，早年評獎的初衷是推動文藝舞台的繁榮，但後期錯誤地出現了一種以評獎為導向而不是以市場為導向的文藝生產形態。“評獎本來應該是一種作品事後的認定手段，如果創作之初不是為了演出而是為了評獎，那就是本末倒置。”傅謹強調。

　　浙江台州是中國有名的戲曲之鄉。那裡的戲曲市場較為繁榮，而且以民營院團為主體。記者了解到，台州每年也會舉辦一些地方性的評獎活動，當地各院團也會積極響應參與，但從未有過為了參加某些評獎活動而特意去創作的劇目。“在一個健康的市場下，劇團自然就會考慮什麼樣的劇目用於評獎。當前的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深入推進恰好有利於促進這一市場化行為。”台州戲劇家協會有關負責人表示。

　　“投資主體是政府，平台是節，評獎是考核標准。這是一個錯誤模式的形成。”在楊干武看來，當前很多地方政府的評獎積極性要大於院團自身。一些院團也表示，政府投資會對藝術創作的本身產生一定干預行為，成為創作掣肘。近年來，中央一直強調文化行政部門職能轉變，實現政府由“辦文化”向“管文化”的過渡，這在楊干武看來是一個機遇。“在舞台文藝作品的創作生產中，政府應該作為監督人，而不是制作人，更不能取代院團市場創作主體的地位。”楊干武說。

　　傅謹進一步強調，評獎機制的改革在於文化生態環境的建設，光從標准著眼難以解決根本問題。“在文化領域，應該建立健康、科學的政績觀。一個地方的文化繁榮應該具有更為科學的考核評價指標。例如看老百姓看戲的機會是不是更多？劇場建設是不是更為合理？這些整體思想觀念的轉變至關重要。”傅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