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惊悉章金树同志逝世。冬寒未消，笔者仍蛰居陋室，闭目塞聪，此前不曾听说，章金树同志身患不治之症，惊闻噩耗，倍感悲伤。遗体告别那天，向其子探听病况时，儿子还嗔怪父亲“顽固”，不肯及时就医。可见章老面对一切，包括病魔，是何等的坦然。
    我和章金树同志虽然谈不上过往甚密，但心情上颇有自来熟之感。首先是我们年龄相仿又都从事过俄语翻译工作。章老虽只比我年长一岁，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却比我早得多。当我还处在日寇铁蹄下的1944年，他15岁时，因在反扫荡中冒死抢救妇孺而被破格吸收入党，成了中共党员。再者，我们虽然不是同乡，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民主联军和人民解放军空军工作数年，为我的家乡——东北的解放出过力。他的这段历史，也是值得我怀念的，所以，不是同乡胜似同乡。章金树同志来到文化部和对外文委以后，我们不曾在一个司共事，接触不多。他任外联局副局长以后，我又在东欧常驻多年，也较少有机会谋面深谈。但作为我的顶头上司，我们互相之间是很了解的。
    章金树同志的突出特点，正如盖棺论定的评语中所说：“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这一特点也是与章金树同志共过事的同志所公认的。闻知章金树同志逝世的噩耗后，不止一个同志惋惜地说，为人公正的章金树同志走了。“公正”二字成了高度概括章金树同志为人的鲜明特点。章金树同志是1976年4月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他从北京市商检局来到文化部和对外文委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后，“派性”流毒依然时隐时现地发作。30多年后的今天，提起“派性”，有些故事讲起来如同笑话，可是那时由于“派性”作祟，弄得正常工作难以运转的单位并不鲜见。其实，我们单位也不例外。据说，有的原来不同观点的同志，有时意见不和，逼着局领导表态。尽管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章金树同志还是毫不含糊地配合丁谷局长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先后刹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歪风邪气，始终未让“派性”过多地干扰工作。这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前，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局领导秉公执政的事例很多，对此我们是有切身体会的。我们在驻罗使馆工作期间，在外宣经费问题上与馆长意见相悖，发生龃龉之后，馆长大概是为了以儆效尤，将我们调回。经过较长时间的较量，最后，虽然千方百计地让文化部终于把我们调回了，但事隔不久，我们又奉调赶往驻捷使馆工作。
    总之，问题不论大小，我们的部、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领导都是惩恶劝善，是非分明的，谁有道理都能够得到领导的支持。相反，不按规章、原则办事，以权势压人，即便是“特命全权大使”也不与苟同。部、局领导之间对此事的安排是如何考虑的，其过程如何，未向我们透露过。即便离退休后多年，谁也未提过此事，但我们心中是有数的。这样的安排，与丁、章等局领导的秉公举荐肯定是分不开的。
    如今，丁、章两位老领导都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敢于坚持真理，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刘云翔   车公庄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