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元  李  琤  高素娜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黄土坡下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向100多位文艺家发表讲话，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今年距《讲话》发表已整整70周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重温《讲话》精神，认为《讲话》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盏指引文艺工作者前进的明灯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我们应该重温这篇《讲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说，“毛泽东同志这篇讲话，在我看来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讲话》所阐述的关于发展文化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当时特定的抗日战争背景下，加入了当时必须加入的合理而正确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讲话》精神，应该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

    “最近重新学习《讲话》，非常感慨。毛泽东同志当年在窑洞里的这一番讲话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说，“现在国家强盛了，但要满足大众不断高涨的文化需求，仍需要文艺工作者不断努力。”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真是高瞻远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表示，“《讲话》中对艺术创作规律的分析很精辟，对70年后今天的文艺创作依然能起到非常积极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永远是一盏明灯，指引着文艺工作者前进。”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何水法说，“文艺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们的创作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只有深入生活创作的作品，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文艺作品应做人民大众的代言人

    “毛泽东同志始终把文艺的表现对象和文艺创作主体定位为人民，认为检验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是否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仲呈祥说。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首先要满足多数人的需求，在今天看来，就是要为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民大众服务。“他提出作家要实现自己从立场到感情上的彻底转变，他提出了考察一个文化精神产品的社会效果的时候，强调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这些说法都充满了一种尊重人民群众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的理念。”仲呈祥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说，《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的功能是团结人民、影响人民、保护人民。“编剧写东西的出发点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应该是为人民立传，做人民大众的代言人。”王兴东说，现在国产电影面临着原创疲软、形象匮乏等困境，一些电影过度追求娱乐和搞笑，只求为“人民币”服务，不讲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些电影人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表现。

    文艺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当前文艺作品产量高，活动频繁，形式多样，技巧复杂，但很多作品并不能打动人心。这是什么原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说，“这是缺乏生活、缺乏情感所致。只有深入到生活中去，才能对生活有所体悟，才能对人民的感情和深厚的文化有所感悟，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近30年来，我们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过程当中，强调对于艺术本体语言的研究，强调艺术家个性的发挥，但什么是本体的语言？本体不仅仅是形式、技巧、技法，本体的来源是生活、是情感，否则一切语言形式、一切所谓的创新都是无本之木、无病呻吟。”吴为山表示，近几年，中国雕塑院比较重视青年艺术家的成长，让他们从思想上、情感上贴近群众、走进生活。“我们每年都安排青年艺术家到生活中去写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作。我觉得不管艺术的风潮如何，有一点始终不变的就是人民，是生活和艺术家真正的情感。”吴为山说。

    王兴东因电影《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两次获得华表奖最佳编剧奖和第13、17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他认为编剧应该“用脚书写电影剧本”。“《讲话》中强调文艺创作要到生活中去，生活是作品的源泉。著名编剧张天民创作电影《创业》的剧本时，几次深入大庆采访，从真实的故事中提炼出了剧本。我在创作《离开雷锋的日子》时，也曾4次到铁岭体验生活。”王兴东说。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仲呈祥说，毛泽东同志强调不能一味地普及而忘记了提高，也不能一味地只顾阳春白雪而忘记下里巴人，他要求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辩证地看待，处理好这对矛盾，在今天也有同样的意义。我们的文艺创作一定要注意不能一味地迎合，忘记了引领；也不能一味地拔高，忘记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一个作品的效果，不能只看票房、收视率和码洋，而忘记了它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