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2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全面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系统地回答了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中国革命文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解放区与新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和文艺事业的发展，直至今天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依然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5月18日，国家图书馆举办“文艺的灯塔——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馆藏文献展”，展览甄选展出珍贵历史文献300余件、珍贵照片100余幅，系统展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讲话》的核心内容以及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我国文艺创作取得的成绩。本刊特整理部分文字和图片，重温《讲话》精神及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以飨读者。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首府定于延安。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一大批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作家丁玲、诗人艾青、小说家罗烽、画家华君武、作曲家冼星海、文坛名将茅盾、剧作家贺敬之、哲学家艾思奇、科普作家高士其等爱国志士、文艺青年、专家学者也投入到火热的战斗生活之中，为延安的文艺大军注入了新鲜血液。

    据统计，上世纪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时成为活跃的文化之都。以延安为中心的文艺运动也呈现出活跃的景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先后成立有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等各类文艺团体，并且克服纸张和印刷设备匮乏的困难，就地取材，创办了《前线画报》、《文艺突击》等文艺刊物，且在《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上辟有文艺副刊，刊登了大量文艺作品，促进了延安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讲话》为何延迟发表

    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解决文艺界的诸多问题，1942年5月2日至23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凯丰主持，100多名延安文艺工作者受邀参加。在此期间，先后召开了三次大会，其余为小组讨论。5月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说明开会的目的，随后萧军、丁玲、欧阳山、艾青、周扬等相继发表意见；5月1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为讨论发言；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作了总结。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联系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阐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讲话》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的讲话并没有马上发表。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根据提纲、结合会议讨论的实际情况现场演讲的，《讲话》由速记员现场记录。毛泽东在5月23日作“结论”部分讲话时说：“这个讲话不是最后结论，同志们还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等到中央讨论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的结论。”后来，毛泽东嘱咐秘书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在速记稿基础上，胡乔木参考自己的笔记调整了《讲话》次序，将“引言”和“结论”的讲话内容合成一篇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在整理稿上仔仔细细地做了修改。

    直到1943年3月13日，为配合延安文艺界遵照《讲话》精神掀起的下乡热潮，经毛泽东同意，才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内容。这是《讲话》首次公开发表。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之际，《讲话》经毛泽东再次修改润色，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第一、二、四版上。翌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要求把《讲话》“尽快印成小册子”，广大党员干部要进行深入学习。

    国内外诸多版本

    从1942年到1953年11年间，《讲话》产生了3个不同版本：速记稿版本、1943年版本和1953年版本。

    1943年《解放日报》公开发表《讲话》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纷纷翻印、出版《讲话》的单行本。1943年10月，解放社采用通改报版的方法，首先出版了32开本的《讲话》单行本，文前附《解放日报》的按语。人们习惯称之为“解放社本”或“43年本”。

    而在其后的6年多时间里，《讲话》共翻印、出版了40多个版本，包括西北抗敌书店、中共晋绥分局、太岳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华北大学、西北新华书店兰州分店和新疆分店等发行的单行本。在单行本中，有的去掉了解放日报社的编者按，加上了1943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委的通知；有的附录了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有的则附录了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讲话——《文教统一战线方针》（摘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章——形成《毛泽东选集》。为此，毛泽东第二次对《讲话》进行了修改。《讲话》1953年版是毛泽东在1943年版的基础上亲自校订、修改的定本，后来收入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在此之后，《讲话》的单行本、选读本、汇编本等在全国大量发行，其中包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多种民族文字译本，为各民族深入学习这一重要历史文献提供了便利，在民族文艺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出其指导作用。

    随着《讲话》在国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国际社会新闻、出版、文艺、学术界也引起广泛关注，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1945年，首个外文译本由朝鲜咸镜南道出版。次年，又有汉城大学译本出版。1946年，新日本文学会主编出版了由千田九一翻译的《讲话》日译本，书名改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1950年左右，印度除出版《讲话》英文本外，还用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多种印度文字翻译出版了《讲话》单行本。1949年，法国出版了《讲话》的法文译本，一些拉美国家据此译本转译为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同年，英国《现代季刊》刊载了《讲话》英译文，民主德国又据此发表了德文节译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古巴、巴西、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出版了多个语种的译本。

    当时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讲话》不仅在解放区广泛传播，在当时的沦陷区和国统区也冲破层层封锁，以各种形式出版发行。1944年春季，地下党员将《讲话》带到上海，秘密刻印散发。1945年10月20日，《新文化》创刊号上登载讲话“引言”和“结论”的部分内容，为避免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标题用《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在香港，文艺工作者利用其特殊的环境，大量印刷发行《讲话》。1946年2月，香港灯塔出版社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了《讲话》单行本，并且封面绘制了一个红色的灯塔，寓意双重：既是灯塔出版社的灯塔，又是文艺方向的灯塔。重庆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也将《讲话》的内容摘要刊载，或出版《讲话》的单行本。

    同时，对《讲话》的学习活动也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全面开展。周恩来组织和领导重庆文艺界对《讲话》进行学习，大力弘扬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反击国民党的腐朽的文艺观。受其影响，郭沫若、茅盾、邵荃麟、穆文等先后撰文，检讨国统区文艺作品的问题。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讲话》由此成为国统区进步文艺界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后，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讲话》影响下的文艺创作

    《讲话》激励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极大地繁荣了解放区乃至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化建设，更对现实的斗争生活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在《讲话》精神指导下，解放区在文艺理论、小说、戏剧、诗歌、报告文学、散文、民间文艺、儿童文艺、音乐、美术等方面均出现新面貌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本次展览遴选了《讲话》诞生至1949年间出版的130余种耳熟能详的解放区出版物，包括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有被誉为“解放区儿童文学的拓荒者”刘御的《儿童歌谣》、辛安亭的《儿童谜语》等备受瞩目的解放区儿童文艺作品。另外，茅盾的《团的儿子》、阮章竞的《漳河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十余种名家珍贵手稿也同期展出。限于当时的造纸印刷技术，这些文献保存至今纸张已发黄陈旧，但因其忠实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变革信息而愈显珍贵。

    （本文据由国家图书馆提供的材料整理，本版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敲响延安的锣鼓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艾克恩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

    毛主席一到会场，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笑着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在会议大厅里，大家静静地听着毛主席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由谁先发言呢？丁玲说萧军是学炮兵的，“你先打头炮吧！”萧军没有谦让，滔滔不绝地讲了《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接着又有几位同志谈了各自对当前文艺的看法。毛主席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在纸上记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插上几句话。休息时，女作家白朗打趣地说：“主席，今天可还得请我们吃一顿啰？”毛主席笑着说：“小米饭是有的。”三天会议，大家时而三五成群地蹲在会议厅外面边吃边聊，而毛主席吃着饭，还在翻看记录，思考着问题。

    5月16日，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主席、朱总司令继续听取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讲了他们下乡演出的盛况，说群众看了演出送来许多慰劳品。“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代表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主席十分赞赏他的发言，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5月23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针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鲁迅一直是革命的，没有什么转变”“鲁迅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等观点提出批评。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转变问题，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说道：“我是一个从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他又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最后，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943年10月19日，《讲话》公开发表在当天的《解放日报》上。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萧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与连队，高原、柳青去了陇东，丁玲到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原载于1992年5月5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1992年5月21日转载时略有增补。此处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