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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延河旁,搭台演戏哭恓惶。唱的是白毛女,看得咱泪汪汪……”5月18日,天津歌舞剧院重新复排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在天津滨湖剧院上演,序幕中“陕西华县老腔”一段演唱,用原汁原味的陕西乐器和腔调,将观众带入了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与孕育创作《白毛女》的那片土壤。
历经67年,就是这样的一部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诞生的作品,从延安演到张家口、东北、北京,继而演到全中国乃至国外,成为中国歌剧史上的里程碑。至今,《白毛女》依然具有历久弥新、难能可贵的借鉴意义,令艺术家和观众不断地去解读、去品味、去反思。如何看待《白毛女》久演不衰的传统,如何解读《讲话》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如何在学习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在《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这样的思考对我国艺术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观众争相观看热情不减
2011年6月,国家大剧院版《白毛女》上演,由于王昆、赵季平、胡玫、李心草、谭晶、孟广禄、雷恪生等艺术名家的加盟,演出票房异常火爆,几乎一票难求。
一年后的5月18日,天津版《白毛女》演出,剧场里也早早坐满了人。观众席中,80岁的张奶奶跟25岁的孙女讲起了自己上世纪50年代看《白毛女》的感受:“那时候看《白毛女》,我们都对喜儿的遭遇感同身受,觉得穆仁智、黄世仁就是自己的仇人,有的观众看到激动时,站起来朝着‘穆仁智’扔砖头。隔了这么多年再看《白毛女》,更多的是以一种欣赏的角度来看,这场演出的灯光道具比以前我们看的好得多,演员们唱得也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部歌剧依然很有魅力。”张奶奶平常并不经常看演出,听说演《白毛女》,才买了票带着孙女过来看。
天津的第一个“喜儿”扮演者——今年78岁的李绮也坐在观众席中。50年前,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时,李绮出演天津歌舞剧院首次排演的《白毛女》中的喜儿。回忆起当时的表演,她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苦过来的,演出时特别能感同身受。演到在奶奶庙追打黄世仁时,我真的从两三米高的山上一跃而下,恨不得把黄世仁狠狠地揍一顿。在最后一幕控诉黄世仁时,自己在台上真的哭了。而今天重新看到舞台上的表演,悲愤的感受又一次涌上心头。”
今年25岁的白领林瑞瑞很少有机会看演出,她说:“以前听说过《白毛女》的故事,但看了歌剧,震撼很大。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接触以前的东西比较少,这样的演出很鲜活,能够直接感染我们。虽然我和喜儿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喜儿的故事、杨白劳对女儿的爱和遭受的屈辱,依旧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
南京艺术学校教授、文艺批评家居其宏说:“舞台大幕一拉开,音乐一响起,一下子就回到了70年前的历史空间中。虽是经典,却也是几十年难得看到的复排,每一次都弥足珍贵。”在听闻5月23日中央歌剧院将上演《白毛女》时,他表示将从南京专程赴北京观看。
5月21日早上还不到9点,北京中央歌剧院小剧场门前已经排起数千人长队,这一天是中央歌剧院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免费上演歌剧《白毛女》的现场取票日,首位拿到票的观众从20日晚上11点起就等在门口了。据中央歌剧院票务负责人说,自从演出消息公布后,观众的咨询电话不断,观众踊跃看《白毛女》的热情不减当年。
为何多次复排《白毛女》
近30年来,歌剧《白毛女》的几次复排意义深远,有粉碎“四人帮”后的复排和庆祝新中国成立60年的复排,分别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主排,近几年国家大剧院版和这次的天津版,是在前两次的基础上又一次“出新”。
此次天津版《白毛女》的导演是年近八旬的李稻川。在艺术创作不断求新求变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来排《白毛女》呢?李稻川说自己的复排冲动,源自一次与出租车司机的谈话。“他问我‘黄世仁是好人,还是杨白劳是好人?’我感到非常沉重,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应该被忘记吗?”李稻川说,“尽管今天我们仍然有许多各自不满意的地方,但杨白劳们、喜儿们那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也绝不允许它再回来。复排是出于艺术家的良心,是历史的使命感驱使着我们。”
中央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俞峰坚持要用美声的唱法来把中国歌剧经典作品《白毛女》搬上舞台。“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对于歌唱演员来说应该是一种风格,而不应该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中央歌剧院的前身就是延安鲁艺,上世纪50年代剧院成立时,中西歌剧是在一起的,《白毛女》就是剧院的第一部歌剧。后来中国民族歌剧与西洋歌剧分开设立剧院,中央歌剧院才没有把《白毛女》演下去。现在,我们想找回我们的传统。” 俞峰说。
除了本身具备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歌剧《白毛女》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也是它长演不衰的秘诀。一位美国的音乐剧导演在中国看过《白毛女》后曾说:“中国人飘洋过海,到处寻找音乐剧,而《白毛女》就是中国最伟大的音乐剧!”日本四季剧团著名导演浅庆利太也曾对《白毛女》主创者之一的贺敬之说过,《白毛女》是中国最好的音乐剧。
从诞生之日起,《白毛女》的演出就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诸多第一:第一次将中国的民歌、民间戏曲与“五四”以来的群众歌曲等多种音乐元素熔于一炉,创造出民族新歌剧崭新的样式;第一次创造了崭新的新歌剧表、导演样式,将戏曲的写意风格与话剧的写实风格、将外在的表现与内心的体验、将诗情与画意融为一体,在民族化、中国化方面的探索与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中国歌剧的表演艺术走向成熟。
文化部艺术司音乐舞蹈杂技处处长翟桂梅说:“在去年首届中国歌剧节上,《白毛女》的缺席就让人倍感遗憾。今年在《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能再次在舞台上看到这么多院团把《白毛女》搬上舞台,足见艺术家们的文化自觉和对歌剧的热爱。”
《讲话》直到今天都是新鲜的
“没有生活提供的源泉,再大的天才,任你苦思冥想,也想不出‘白毛女’三个字来,更别说创造白毛女这个不朽的农民女儿形象了。这是作者们实践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从生活中来,高于生活’的结果。”著名剧作家、中国歌剧舞剧院原院长黄奇石一直认为,《白毛女》之所以是一部成功的、堪称伟大的歌剧,是因为故事本身源自生活的真实性和震撼力。
《白毛女》的故事,源自抗日战争时期流传在河北省西部山区平山县某村庄的一个“白毛仙姑”传说,当时在晋察冀一带活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听到了这个故事,认为是艺术创作的好素材。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调回延安后,将故事传到“鲁艺”,1945年便由贺敬之、丁毅作词,马可谱曲,编成了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的故事原型来源于晋察冀边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吸收了广大群众和专家的意见,是最广泛的集体创作。我与共同执笔的丁毅当时谈到,我们有歌剧理想,这个歌剧理想首先是革命理想。这部歌剧是为人民写,写人民,请人民评判。这是《讲话》教导我们的精神。”著名诗人、剧作家,文化部原代部长贺敬之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在写歌词、秧歌剧、歌剧,以及诗歌时,首先想到的是观众和读者,想到的是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相呼应。《讲话》对我来说,它的精神、思想直到今天都是新鲜的。”
“以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诞生的《白毛女》为代表的一批民族歌剧,是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最重大的艺术实践之一。”北京大学歌剧研究中心教授蒋一民说,《白毛女》扎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美学原理,仍然是中国歌剧今天乃至未来必须坚守的创作基本点。“重温《讲话》,我们要意识到今天注重提高,绝不意味着过去的民族歌剧(包括秧歌剧)就失去或减少了艺术价值,而是要继承和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歌剧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把得之不易的、通过几代歌剧人努力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扎根于民族民间的内涵与形式的美学原理,用于新时代的歌剧创作。同时,要高度重视中国歌剧所积累的经典剧目,以各种形式推陈出新,经典与创新并举。”中国歌剧研究会顾问荆蓝说:“当我回忆起延安创作《白毛女》那火热的年代,更觉得应该珍惜革命历史经验,发扬民族文艺传统,研究、发扬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精神,不拘一格地发展和拓宽它所开辟的民族新歌剧前进的道路,并且进一步加深认识种种有碍繁荣发展民族歌剧事业的妄自菲薄、唯‘洋’为高、甚至颠覆经典的民族虚无主义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等错误观点与倾向。”
《白毛女》还可以改进创新
其实,能够67年依旧复现舞台的《白毛女》,她的创作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也曾经历了失败。在延安时,《白毛女》的主创人员几次更换;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白毛女》又经历了“土洋之争”和文革时期的冲击等。剧本和音乐也是数易其稿,在登上舞台之后还经过数次删改,才留下了最终流传至今的版本。
“《白毛女》毕竟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产物,它所概括的是那个时代歌剧创作的历史经验,这么多年的历史变迁、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对歌剧创作提出许许多多过去时代不可能遇到的崭新课题,必然导致当代歌剧艺术在美学思想和表现手法上的许多新的重大变革。因此,发展并丰富《白毛女》传统,乃是时代的要求和歌剧发展的必然趋势。”居其宏说,“我们今天纪念《讲话》,最核心的旨归,就在于重新吸纳这些历史的精华,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强大的原点支撑。”天津版《白毛女》的指挥董俊杰在这次演绎中就对配器进行了重新编排,使民乐版《白毛女》更具交响化,符合当代观众的口味。
虽然《白毛女》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黄奇石仍然呼吁,趁现在《白毛女》主创前辈,如贺敬之、王昆、郭兰英等都还健在,抓紧时间在文本上,从剧作到音乐再做一次系统完整的梳理与调整,是很必要的。“很多人都已经看到,《白毛女》还欠缺一个完整的音乐结构。很早的时候,已故戏剧家塞克就提出必须用音乐的力量来推动全剧剧情的发展。由此,他认为全剧音乐的高潮不在别处,而是在山洞喜儿与大春会见的那一场,而现在那场戏的音乐显得不足。此外,赵大叔、大春等人物的音乐形象也有待加强。”黄奇石说,经典依旧存在着打磨空间,成功的二次创作还可能让它再次闪耀出新的光芒。
对此,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金湘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二度创作的空间很大,继承传统不是简单地重复,是有选择地展示传统和创新。但创新并不代表赶时髦,这个度应该掌握好。首先要立足于准确地展现传统的面貌,然后在继承的基础上,用现代的审美观去发展和创新。”他说,比如在后两幕中,喜儿与黄世仁的见面,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戏剧冲突的节点,应该用音乐来强化人物的形象。
居其宏表示,艺术贵在创新,这是万古皆然的法则。借鉴与继承,其用意都在今天。“衡量某个时期歌剧创作的历史功绩和美学价值的主要标志,不仅在于它从上个时期肯定了哪些应该肯定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看它是否提供了上个时期不可能有的、仅为本时期所独具的东西。同样,如果《白毛女》当初完全陶醉于秧歌剧的巨大成就和已有水平,它也就不成其为《白毛女》。”
《白毛女》从未孤芳自赏
李 琤 王立元
以《白毛女》肇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歌剧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中国歌剧的创作手法尚未成熟,但歌剧却快速成长。与人民同生活共患难的艺术家们,创作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歌剧力作。“万口传唱《北风吹》,处处皆闻《洪湖水》,哪个不知《刘三姐》,谁家不哼《红梅赞》”的情景至今令人难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歌剧又迎来了创作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指引下,顺应时代潮流和艺术发展规律,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澎湃激发。从中央到地方院团,从民族歌剧到歌舞剧、轻歌剧、喜歌剧、正歌剧等各领风骚,《原野》、《伤逝》、《党的女儿》等一批国产歌剧佳作相继涌现,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也鼓舞了民族精神。
如今歌剧舞台的发展势头迅猛,仅去年一年就有20多部歌剧被送上舞台。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歌剧获奖剧目不少,却极少有能持续演出的。斥巨资打造的歌剧服装、道具和舞美往往在昙花一现之后被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大投资、大场面、豪华制作、人海战术的歌剧,却鲜少能真正走近群众,大量的剧中歌曲难有几首被传唱广泛。
今天歌剧《白毛女》的复排仍然大受欢迎,在感动经典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同时,让人不得不反思其背后的能够持续“保鲜”的秘诀。我们可以看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来自人民、回报人民,这些一以贯之的艺术创作理念正是《白毛女》这样的艺术经典能够跨越近70年历史时空,历久弥新、常演常新的关键所在。
首先,“人民生活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原创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主创人员中,贺敬之经过秧歌剧运动的淬炼和培育积累起丰富创作经验,丁毅富有参与土改等生活经验,首位“喜儿”王昆更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女儿,正是在切身而深入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体验的基础上,他们的艺术才华才得以酣畅淋漓地展现。因为接到了“地气”,艺术作品才有了“灵气”。而在以后数十年的传演过程中,《白毛女》始终植根群众,从未脱离。没有人民大众感同身受的广泛共鸣和口口相传,就没有《白毛女》作为艺术经典的铸就和传承。
其次,“要用正确的文艺批评引领文艺创作健康发展”。《白毛女》从创作之初到现在不断被搬上舞台,一直在谦虚地接受着来自各方的批评和建议,随时接受意见修改打磨。健康有效的文艺批评对艺术作品的精益求精无疑是不可缺少的。然而现在一些人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情感的生活基础,奉行“金钱至上”,把“票房价值”“收视率”“点击率”等市场因素作为文艺的唯一评判标准;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仅把文艺批评当做谋生的工具,不但没有批评的立场和勇气,还热衷于“红包批评”“圈子批评”“人情批评”“炒作批评”,把文艺批评领域变成了庸俗喧嚣的名利场。对这样的“文艺批评”不进行批评,是很难产生经得起时间和观众检验的艺术精品的。
最后,人民群众对艺术的需求不只是“锦上添花”,更要求能“雪中送炭”。艺术作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束之高阁、孤芳自赏,而是要能在最大范围内广泛传播、惠及受众。作为以中国北方民间音乐曲调为基础,吸收戏曲音乐及表现手法,并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经验,在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诞生于歌剧舞台的《白毛女》,衍生出京剧、舞剧、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形成“多媒体立体传播”般的广泛影响,其耳熟能详的音乐和故事已深深印入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当之无愧成为代表20世纪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艺术的经典之一。其创作之初的“先锋实验”性质和其后卓有成效的传播、衍变、再创作过程,对当下的艺术学和传播学研究也足堪成为范本。“《白毛女》借鉴了西洋手法和技巧,但又保留了自己的草根味道,打造了一出天衣无缝的中国式民族歌剧,这正是它里程碑意义的所在。”王昆在耄耋之年的这番表述,正道出了《白毛女》对当今艺术创作如何传承与创新的启迪意义。
李 琤 王立元 文